經濟觀察報 謝泓/文 很多來廣東考察的外省同志經常問筆者，改革開放這麼多年，對廣東經濟發展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對此，筆者通常會講一個故事。
1998年前後，國務院開始推動農村電網改造，要在三到五年內降低農村電價，實現「兩改一同價」，即改革農電體制、建設和改造農村電網，實現城鄉用電同網同價。
彼時，廣東作為國家改革開放的先行省份，製造業開始發力，用電缺口相當嚴重，拉閘限電是常態，農村一度電的價格高到三到五元。筆者記得，當時各種各樣的「關係電」「人情電」「權力電」層出不窮。農村甚至出現過電霸，有些地方的黑勢力也參與農村用電的利益瓜葛，壟斷農村用電價格。因此，要把農村用電價格降到一元以下是非常艱難的工作。
而時任廣東省省長盧瑞華等省領導還是拿出相當大的決心推動農村電力改革，投入巨資改造農村電網、降低農村電網損耗，理順電力管理體制。在三年時間內，政府將農村用電價格降到0.79元一度，達到全省城鄉同網同價。
在降電價之前，廣東已經改革開放了20年，家電產業得到一定發展。但高企的電力價格使得農村家電普及率並不高（約10%），家電使用以電視機、電風扇為主，冰箱、洗衣機並不普及。廣東降電價後，城市農村居民家電市場迅速發展，家電產業獲得巨大的市場機會。
降低的電價降低了製造成本，市場也有規模，廣東的家電產業快速完成了原始積累。美的、格力、TCL、創維、容聲等品牌就是在那時崛起的，並逐步形成廣東家電產業在國內外的市場格局。時至今日，廣東家電產業仍占全國市場規模40%以上。
在推動電力降價的同時，廣東工業用電的價格也大幅降低。經濟發展中用電難的困擾得到解決，招商環境大幅度改善。降低農村電價主要有四方面的積極意義：一是減輕農民負擔，縮小城鄉差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二是促進農村消費，開拓農村市場，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増長；三是改善農村投資環境，促進農村經濟繁榮；四是加大農網改造投入，帶動相關設備、材料生產的增長。
改革開放中的廣東，總能抓住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件，以改善人民生活為本，以促進經濟建設為基，迅速解決社會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和問題，通過改革管理機制釋放生產力，通過改革生產要素供給促進經濟發展。
在《中庸》第二十章哀公問政篇章中，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
儘管不同學者對蒲盧有不同解釋，但不管蒲盧是動物還是植物，大意都是一旦具備天時地利人和，事物就會快速成長。在孔子此番文武之道對話中，很重要的一個字是「敏」。
「天之道」是生生不息的，「地之道」是知道哪裡適合生物的快速成長，「人之道」是能夠判斷怎樣的社會治理適合百姓發展。為政之道就是要抓住「敏」，創造機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讓百姓安居樂業。領導者並非需要親力親為，而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創造環境，然後「待化以成」。
經濟發展的邏輯
我們總結廣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大省的發展成就，會發現貫徹其中的魂就是改革。正如20多年前的電力管理體制改革，能夠釋放生產力，降低社會運行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
不過，當年的改革是有方向的。廣東改革的方向是開放，對標國際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模式，改革現有管理機制。比如電價、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等生產要素在國際上都是有對標的，哪個生產要素供給價格高，就會影響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可學而至的。
經濟發展自有其規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複雜度越高，把大事做細、做極致的難度也越高，而其中的關鍵就是找准經濟發展的邏輯。但今天，廣東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模和複雜程度都遠超20年前，要找到其中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破局之路，無疑有登天之難。
最近，筆者邀請蘇州基業生態園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蘇州基業」）鄉村振興團隊來廣東考察，共同探討了關於鄉村振興的多個維度。其一，鄉村振興是政府的公共產品嗎？其二，政府的公共產品邊界在哪裡？其三，公共產品是否能夠形成商業閉環？其四，鄉村振興能否可以是商品，有市場需求？其五，廣東的「百千萬工程」是一項社會工程，還是一項經濟工程，還是文化工程？其六，廣東的「百千萬工程」是否是經濟發展後工業化的產物，跟逆城市化發展有沒有文化關聯？其六，為何日韓的逆城市化發展不如歐美明顯，它是製造業規模效應還是有東方文化的特點？
雙方的思考都在試圖建立自身參與鄉村振興建設的業務邏輯。正如前文所言，今天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複雜程度遠超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全球化體系的解構與重建，面對中國產業體系的重構，面對國家經濟結構的重塑，面對中國社會治理體系的重塑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面對中國商業文明發展的新進程，我們必須站在中國社會歷史發展時空節點的維度去思考定位與方向、去設計政策與服務、去改革制度與體系。
廣東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正處於舊發展模式的臨界點，同時也是新發展模式的起點。廣東很多的商業實踐已經超越現有的商業模式與商業理論。在新的全球化、產業與管理數字化、新商業文化的新組合中出現了越來越多優秀乃至卓越的企業，它們或將引領全球商業的未來。但少數精英企業的探索並不能夠真正代表商業的整體未來，中國商業的未來還是要由中國的市場與文化來決定。
改革與開放是廣東經濟持續發展的不二法寶，廣東一旦失去這個法寶，就會失去未來。過去幾十年，廣東改革的主要動力是基於對外開放為全世界市場提供更高效率、更優服務的產品，今天廣東所要進行的改革應是以打造廣東統一大市場為重心的市場機制改革。
廣東乃至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改革來驅動，需要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完成後工業化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轉型，需要建立以人為中心的社會治理體系以及經濟發展邏輯，更深層次改變自身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確立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發展體系，全力打造國內統一大市場，通過大消費帶動經濟持續發展。
市場的確定性
市場的確定性是商業發展的邏輯基礎。
在新冠疫情期間，一個發往美國的貨櫃需要2萬多美元，價格是疫情前的幾倍甚至十倍。當時的銷售商擔心疫情影響物流，都在囤貨，目的就在於保證市場的確定性供給。
過去，全世界的中低端製造之所以都集中在中國，是因為中國擁有全世界最齊全的工業門類與供應鏈體系、擁有最具組織性的成熟產業工人、最高效率的應用研究創新體系、最好的製造業基礎設施和最為穩定的政治與安全環境。這些都是供應鏈的確定性。
近年來，地緣政治博弈對供應鏈安全做出不利於中國的假設，很多世界五百強企業因此耗費巨資將供應鏈遷出中國，重新構建供應鏈體系，就是為了確保供應鏈的安全。供應鏈安全是一個成熟消費市場的重要內容，是市場確定性的保證。
而當前中國市場建設與經濟發展最大的問題，還是市場的確定性問題。譬如中小企業的應收帳款問題，這背後不僅僅是欠款問題，還是社會信用和商業文化的問題。今年以來，很多企業開始不給做總包的國營企業提供供應鏈配套，也是因為商業信用問題與市場關係的不平等。
儘管國內出台了《中小企業促進法》《民營經濟促進法》，但市場競爭的不平等始終沒能讓中小民營企業獲得信心。如有限公司的無限責任、民營經濟原罪等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存在不確定性。而智慧財產權問題、市場准入問題、安全生產、環保、消防等高標準與低執行的執法差異問題、稅收倒查與警稅合成作戰問題等都會影響市場對於確定性的判斷。
當我們強調市場配置資源的重要性時，其實也是在說要儘可能減少非市場力量對市場的干擾，以保證市場的高效率運行與確定性。確定性是市場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
2500年前的古希臘為控制海上貿易的風險，把很多投資轉化為股份，訂立契約，逐步形成了西方商業文明的核心內容。西方商業的金融、保險、法律，甚至政治都是圍繞商業發展建構起來的體系。相應地，我們也要打通阻礙經濟發展的政策卡點，打通建設消費大市場的政策卡點，建立服務消費大市場發展的社會服務配套體系。
釋放市場潛力
消費大市場的發展需要體系化的改革，讓更多社會創新資源參與其中，以釋放更大的市場潛力。經過改革開放40餘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在應用技術創新方面的領先國家。
今年，筆者多次赴東南亞考察交流發現，但凡採用中國智能交通、生產智能裝備、智能家居供應鏈的企業，都能夠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從製造、供應鏈到供應鏈解決方案方面，廣東製造的優勢顯著。廣東的政府採購應該支持創新供應鏈的發展，並形成解決方案的能力。
筆者經常來回於廣州與深圳，逐漸體會到為何深圳競爭力越來越強於廣州。早期發展階段的深圳沒有太多事業與國營單位，很多社會服務只能通過市場購買的方式解決。10多年前，筆者曾接觸深圳一家家具檢測中心。該中心是政府支持的社會組織，通過與歐美檢測機構合作，做家具業進入歐美市場的認證授權，市場逐漸發育。有了市場資源，辦展會、成立家具設計專業機構，企業的事業逐漸發展起來。
深圳的垃圾回收行業也採取了社會化服務的形式。由於社會服務效率高於國營及事業單位，深圳的垃圾回收公司已經開始溢出服務，在國內各個地方政府合作發展業務，孵化出了很多服務公司。與此同時，深圳採購市場服務所節省出來的資金可以大量用於鼓勵創新、購買更多的社會服務，發展教育及社會事業。這也是深圳成為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環境最好的城市的原因。
如果在事業單位眾多的廣州，這種商業服務一般就會交給事業單位。事業單位除了提供設備、辦公場地，還必須要用人指標，很容易變成養機構、養人的事業。此外，廣州的國企也很多，公共服務項目、資源一般也會向國企傾斜。因此，廣州的國企會做大，而深圳的民企會做強。
但相比購買市場服務與維持一個事業單位的財政投入，前者的投入顯然低得多，但其服務能力、社會效應是後者不可比擬的。民企做強後會形成技術創新生態、人才生態。這也是全世界很多政府要精簡部門、增加社會服務採購的原因。
深圳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就承擔了深圳政府支持的各種中小企業國內外展覽會、中小企業政府項目申報的初審工作。有了政府的購買服務，協會會員的發展就有了抓手，其社會事業就能蓬勃發展起來。
一位香港專家曾告訴我，香港財政有大量盈餘投入到了教育、公共醫療、公共設施等領域，也是因為採用「小政府大社會」的發展模式。政府規模小，只有一級政府，基本不設副職。香港很多社會事業都是由社會組織完成，如貿易發展局、旅遊業協會、工業總會等，都是社會組織服務機構，一般有政府的採購服務或具備自身造血功能。
2個月前，筆者就曾在專欄文章提到，中國遊艇產業、汽車改裝行業、消防市場等，也都是可以通過管理機制的改革釋放市場需求的領域。未來，中國的老年服務市場、寵物市場、醫療市場等服務業也都可以通過改革推動市場發育，通過創新推動產業發展形成新市場。
過去，中國製造業體系在全世界效率最高，是因為我們對標的是國際體系。中國的社會服務業效率低，同樣與沒有太多涉及國際競爭有關，形成了由政策審批造成的區隔市場。企業時常面對不同區域、不同政府部門的非標審核，市場要素流動效率自然低下。因此，發展市場經濟、發展消費市場，政府不能增加社會的運行成本。
以此類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需要聯動香港與澳門，將香港及澳門行之有效的市場管理機制引進廣東珠三角，協同標準。最近，筆者在和香港智庫的交流中也了解到，香港的機場、地鐵及眾多的基礎設施建設希望對接國內標準。香港每年的公共投資預算投入約有2000億元。專家建議把粵港澳大灣區的政府公共投資聯動起來，相互開放，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政府採購市場。
筆者還建議，政府要建設採購市場，一定要基於創新供應鏈的市場建設。目前，國家關於首台（套）重大技術裝備創新發展和應用的相關政策就非常好，但仍然不夠體系，體系化還須經過專業的頂層設計。
而今，廣東原有的經濟特區政策與國內的經濟政策日漸趨同。但廣東要保留國內改革開放第一大省的位置，需要國家進一步提供政策供給，主要內容是獲得通過社會改革釋放市場潛力的授權。這其中既需要政策的頂層設計能力，又需要取得更多靈活的國家政策，賦予廣東先行先試的權力。
廣東需要在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基礎上，探索與建設更加開放與包容的市場制度、良好的法律環境、公平的競爭制度、沒有限定的市場准入、政府採購市場的支持，讓所有市場主體都能參與市場的平等競爭，保障企業家與公民財產的安全。
建設大消費市場
建設大消費市場，廣東、粵港澳大灣區還是具備一定基礎的。
蘇州基業團隊在廣東佛山南海調研鄉村振興時就發現，佛山的經濟總量雖不及蘇州，但佛山地區民營經濟發達，企業根植性強，且產業集群優勢明顯。2023年佛山南海居民可支配收入達7萬元，與蘇州市相仿。但佛山南海人口密集度是蘇州的一倍以上。
蘇州基業團隊認為，鄉村振興最重要的要素，一是產業，二是消費力，三是人流量。他們認為廣東的鄉村振興有更成熟的市場基礎。
2023年，廣東GDP總量達到1.925萬億美元，與世界排名第十左右的俄羅斯、韓國相當。2023年，廣東人均GDP為1.5萬美元，不及韓國（人均GDP3.3萬美元）。而粵港澳大灣區廣東九市人均GDP約為1.9萬美元，如果加上香港與澳門，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均GDP約達2.3萬美元，可觸及世界初等已開發國家的門檻。當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其經濟發展模式、社會結構、消費模式和國際地位都會發生深刻變化。理論上，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在發展規划上體現新的變化。
事實上，廣東產業已逐步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和服務導向型產業，創新和高附加值產業將成為新的增長點，廣東已經進入後工業化的發展階段。無論是廣東還是粵港澳大灣區廣東九市，都存在消費與市場升級的機遇。人均收入的提高將激發消費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個性化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將顯著增加，公共服務設施將進一步完善，交通、通訊、文化娛樂等基礎設施將有更大需求，新的市場潛力巨大。
隨著經濟發展，政府應該建設更加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以促進居民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的提升；增加對教育、醫療和養老等領域的投入；城鄉差距需要縮小，區域發展需要平衡。這也是廣東推動「百千萬工程」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所在。經濟的快速增長還需要環境保護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綠色經濟和生態文明建設也將成為新的發展方向。
這意味著作為國內經濟排名第一的改革開放大省，廣東可以從出口拉動型、投資拉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徹底轉變為消費拉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
製造僅是其中很短的一環，形成增加值的區間不大。
經濟已開發國家或經濟發展領先地區的一個優勢，即同樣服務、同樣產品的增加值增加了，因此價格更高。如果中國的市場不崛起，製造業的增加值將非常有限。所以，經濟發展領先地區的轉型是產業形態向更高形態的發展，即從生產、生產性服務業再到消費服務業。
廣東要建設統一大市場，讓居民有消費動力，需要政府加大社會公共服務及基礎設施投入，讓居民沒有後顧之憂。廣東還要持續投入鄉村振興建設，解決城鄉發展二元及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鼓勵中小企業發展解決人口就業問題。這些都需要政府不斷投入，促成廣東社會治理體系與財政管理體系的重大改革。
人道敏政，而商道敏新。改革開放讓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40年後，改革開放所積蓄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勢能基本消彌，但它還是釋放了新的發展信號。我們需要改革現有體系，釋放新動能，推動新經濟發展。而擺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面前的課題就是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廣東的課題就是啟動粵港澳大灣區消費大市場。
（作者系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