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是一位在世時就被當作聖賢的傳奇人物。他倡導「知行合一」，說「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傳習錄》），而其本人也是這一理念的踐行者。
他一生事功赫赫，發揚心學，桃李遍天下，但他其實沒有正式寫過書。在他去世後，學生們編纂了一部語錄與書信合集《傳習錄》，這部書最集中體現了陽明哲學思想。
《傳習錄註疏》
作者：王陽明撰，鄧艾民注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
《傳習錄》中記載了一段非常經典的「岩中花樹」論。
王陽明和朋友去郊遊，看到一株花樹開得正盛。朋友問，花樹在這山中自開自落，和我的心有什麼關係？王陽明回道：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總有人說陽明心學是唯心主義，但世界本原並不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熱衷討論的問題。就如王陽明這句話，強調的是「人」的看與未看，其實是答非所問了。
看與未看之間，心境與世界共同變化。但我們真的可以簡單地用那些現代哲學流派的標準，來評價陽明心學嗎？
理解陽明心學，首先要了解王陽明面對的哲學論題。明代儒學是承接兩宋而來的，它既繼承了上個時代的豐厚成果，也繼承了那些未解的難題。
宋學是繼漢學後千餘年，儒學的再一次突破。宋代思想家們一改漢學「我注六經」的繁瑣訓詁，奉持著「六經注我」的精神闡釋義理，結合釋道思想，形成了理學流派。
儒家的終極理想是做聖人，而理學的「聖人之道」是滌除私慾，復歸大我，達到一種純理性的境界。至於如何做到，就是理學家們熱烈討論的問題了。
程頤與程顥是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歸結為一句口訣：「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程遺書》）一方面要敬，就是追求心無所系的空靈心境，另一方面要知，就是要學習世間各種道理。
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總結得更為精練：「敬、義夾持，明、誠兩進」。敬、誠是涵養方面的修習，明、義是道理方面的追求，二者缺一不可。
但二程始終沒有交代，每個方向各下多少工夫，有沒有什麼優先順序。因此進入南宋後，分歧就出現了。
朱熹講「格物致知」，把探求事物的道理放在了更為重要的地位，而陸九淵強調心靈的明悟，側重敬、誠這一方面。鵝湖之會上陸九淵向朱熹發難：「堯舜之前有何書可讀？」這就有點詭辯的意思了。朱熹接不上來，不歡而去。
二程之後，從南宋到明朝，關於明、誠的分化愈演愈烈，乃至狹義的理學，即程朱一脈，已將陸九淵心學排除在外。
朱熹畫像，[明] 郭詡《文公先生像》
在分歧還未解決的同時，程朱理學已在南宋後期被立為正統，影響力自然蓋過了陸九淵心學。想要科舉進仕的學子們，都必須學習《四書章句集注》，按照朱熹的教誨去博覽群書，明析道理。
關於知行關係，朱熹的觀點是「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但在實踐中，太多人囿於較輕的求知階段，忽視了對儒家理念的踐行。
思想的分野到了王陽明時代，已成為巨大溝壑，而衍生出的時代問題，也亟待解決。
錢穆在《陽明學述要》的序言中說道：
「大凡一家學術的地位和價值，全恃其在當時學術界上，能不能提幾許有力量的問題，或者與以解答。」
王陽明生在需要解答問題的時代，也做了解答問題的人。
但面對滾滾而來的時代洪流，王陽明的人生軌跡，卻是不疾不徐鋪展開來的。
王陽明從小就有著很高的志向，要做「天下第一等事」，做儒家聖賢。
他遵循正統的理學路子，準備要格盡天下之物，然後就有了廣為流傳的「格竹失敗」的故事。王陽明對著竹子格了七天，過勞成疾，遂覺得這條路行不通，做聖人太難，轉而去學辭句兵法，追求建功立業。那年他才21歲。
「龍場悟道」前的人生，王陽明自稱經歷了「五溺」：一溺任俠，二溺騎射，三溺辭章，四溺神仙，五溺佛氏。神仙和佛氏就是道教和禪宗。他興趣轉變迅速，但每個階段都很投入，他在後來平定宸濠之亂中立下赫赫戰功，詩詞文章也寫得十分漂亮，人生可謂豐富多彩。
王陽明平宸濠之亂後，依循古代勒石紀功的傳統，親筆撰寫了這篇紀功碑文。碑文共136字，位於江西廬山。Zhangzhugang
37歲龍場悟道是王陽明一生最重要的轉折點。
他雖然早慧，但28歲才科舉進第，沒做幾年官又告病歸鄉，直到33歲重新入仕。王陽明懷中一顆經世之心，但兩年後就因仗義執言，得罪了權貴，被貶到龍場驛。
龍場驛地處貴州。明朝時的貴州是蠻荒之地，條件艱苦，不僅與當地民族語言不通，王陽明還要時刻擔心政敵會派人來傷害他。在這種境況下，曾經的五溺都忘卻了，唯念生死一事。
理學家要求的心無所系的敬、誠境界，王陽明此刻算是達到了。
但如果聖人落到這樣的境地，聖人會怎樣做呢？王陽明冥思苦想，終於在一個夜晚頓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這就是龍場悟道。
他不用再去思考聖人會怎麼做了，因為他自己就是聖人，人人都可以是聖人。
「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出自《孟子》，原意是鼓勵人們勇敢行動，認為人人都能有所作為。而到了王陽明這裡，才真正將堯舜解釋為聖人，衍生出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的理論。這也是「六經注我」的一個範例。
「聖人之道，吾性自足」是說，做聖人的硬性條件，我們都已經滿足了，但為什麼我們不是聖人？因為不夠誠，有私慾橫亘在知和行中間。
王陽明喜歡用《大學》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來做解釋。看到了一個好色（知），心裡感到喜歡（行），這就是順應了自己喜歡好色的本心（誠意）。但如果受到其他因素干擾，看到好色，卻非要讓自己不喜歡，這就是沒有做到誠意。
簡單的道理推而廣之，我們知道何為善惡後，排除雜念的干擾，所有行為就自然是符合善惡標準的。因此王陽明說，「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傳習錄》）
行是知的結果，相反的，沒有行的知，不能稱為「真知」。比如，我們都知道老虎會傷人，但被老虎傷過的人，對於這個道理，會比沒被傷過的人有更深刻的理解。
「知行合一」是王陽明針對知行分離的時代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他說，知和行本體是合一的，都是誠意，那麼說到底就是一件事，又怎麼能分離呢。
而對於宋學「敬、義夾持」的矛盾，王陽明也做了彌合。在以往的理學論述中，敬是向內的修養，而義是向外的追尋，比如朱熹說的格物窮理。但到了王陽明這裡，義也是向內的了，與敬合為一體。
王陽明說天理就是良知，良知就是知曉善惡是非，如何知曉？要有誠意。他強調的內心誠意，以此填補敬、義之間的鴻溝。這是針對兩宋遺留下來的哲學問題，王陽明交出的答卷。
[清] 沈俊《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像》，現藏於紹興博物館
後來陽明心學傳至東亞，對日本明治維新產生了巨大影響。而在發源地中國，陽明心學的影響力逐漸式微，在「唯心主義哲學」的預設下，我們與真正的陽明學，距離愈發遙遠。
王陽明強調人的主觀，但他的理論最終都落在了實踐的層面上。為了深入了解王陽明的精神世界，哲學學者、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杜保瑞老師為我們講讀了《傳習錄》。
杜保瑞老師在講讀時，結合現代背景，為我們闡釋了王陽明「聖人觀」：
「我不管做什麼樣的角色，哪怕是交警、消防員、廚師，我都專心把那一件事情做好。我的能力是這麼大，但是我做事的態度和堯舜做事的態度、價值方向卻完全一樣，也就是我的成色和堯舜的成色是一樣的。人要追求的是成色的純粹，而不是分量的大小。」
因而，與其說陽明心學的「心」是唯心，毋寧認為它是用心。人要追求的是成色的純粹，純粹之上，人皆可以為堯舜——杜保瑞老師的對陽明哲學的體會亦可說是純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