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出海，要深刻認識到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
2023年4月5日，世界貿易組織發布最新一期《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報告，其中預測2023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將增長1.7%，高於2022年10月預測的1%。世界貿易組織表示，該數據雖然好於2022年預測的增長1%，但相較2022年2.7%的貿易量增速下降了1個百分點，也低於過去12年來2.6%的平均增速。
中美競爭、外需放緩、產業外遷已成為中國外貿穩規模、優結構所面臨的最大壓力。回顧2022年，中國全年雖實現進出口總值突破40萬億元，同比增長7.7%，連續6年保持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地位，但2022年內月度進出口總值波動較大，1到12月進出口同比增長率分別為19.6%、6.5%、6%、0%、9.1%、13.4%、16.3%、8.6%、8.1%、6.9%、-0.1%、0.6%。
據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2023年1~2月，中國進出口總值達約6.18萬億元，同比下降0.8%，其中出口總值同比僅增0.9%，進口總值同比下降2.9%。而2022年1~2月上述三項指標同比增長值均超12%。2023年3月進出口總值較2月環比增長32.8%，同比增長15.5%，好於2022年3月進出口總值的環比（24.4%）、同比（5.8%）情況。
實際上，自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國際貿易的全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2008年前，全球貿易增長率是全球經濟增長率的1.5~2倍，貿易是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但2008年後至今，全球貿易增長率僅僅是全球經濟增長率的0.5~1倍。
世界貿易組織4月5日發布的報告指出，受地緣政治局勢緊張、通脹高企、貨幣政策緊縮、債務水平上升等多重風險影響，貿易增長前景仍面臨較高不確定性。世貿組織呼籲，各國政府應避免貿易碎片化，保持貿易自由流動，加強多邊貿易合作，共同促進全球經濟恢復。
對出海企業而言，在上述背景之下，到底該如何認識當前的世界經濟局勢？它又將如何影響中國？
張燕生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
01
全球貿易投資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中國的前五大貿易夥伴從第一到第五依次是歐盟、美國、日本、東協、韓國，2022年這一順序變為東協、歐盟、美國、韓國、日本。無論按美元還是按人民幣計價，今年前3個月中國與美國的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率都為負，中國與日本的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率也為負。這一變化，一方面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化停滯和區域化加速有關，為改變這一現狀，中國實施雙循環戰略使中國與東協貿易地位上升；另一方面，中美戰略競爭導致友岸製造正形成中美兩大平行貿易和生產體系，日韓面對「選邊站」困境等問題也推動中國貿易夥伴發生新變化。
當前，世界正在形成兩大平行的產業體系：一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特點是去美國化；二是以美國為中心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特點是去中國化。具體表現在中國與美西方之間在與安全（包含晶片在內的高科技、先進位造等領域）相關的貿易和投資領域出現脫鉤，與安全不相關的貿易和投資則面臨著兩種選擇——用投資的方式做還是用貿易的方式做。比如有中國民營企業反映，其美國客戶在採購中國商品時面臨數額限制。根據美國政府要求，如果美國客戶想要從中國採購與安全不相關的優勢產品，就需要中國供貨商將供應鏈轉移到中國以外的地區。
2023年2月，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的欄目《美國觀察》刊出上海政法學院國際政治與國際法治專業研究生任宇祥撰文的文章，其中提到，漢密爾頓產業戰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1995年到2018年，中國在全球先進工業總產出中所占比重從不到4%增長到21.5%，而美國在全球先進工業產出的相對份額在過去20年中下降了16個百分點，中國技術實力的相對上升成為美國聯合盟友對華脫鉤的重要原因。
從出口角度看，2022年中國前五大出口夥伴從第一到第五依次為美國、東協、歐盟、日本、韓國。雖然美國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夥伴，但由於中美兩國戰略競爭，美國對中國輸美產品進行了打壓、制裁和阻遏，形成美國對中國輸出大豆玉米、中國對美國輸出玩具箱包的貿易結構。在國際市場上，無論是農產品還是玩具箱包，需求彈性都不高，未來中美貿易關係都不具備更大的增長空間。而中國對東協、歐盟出口占比接近於對美國出口比重，因此，穩定對美國出口，擴大對東協和歐盟出口，深化對日韓出口是中國出口市場多元化的重點之一。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全球產業體系發展歷程，早期中國憑藉代工貼牌的加工貿易推動了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期轉向在岸製造，現在轉向全球製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促使美歐實施回岸製造，即為拉動就業解決產業空心化而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但由於美國人力成本較高，導致其回岸製造戰略並不成功。2018年後，美國開始推動近岸製造，即通過貿易保護主義、貿易戰等方式將產業鏈、供應鏈從中國遷移到中東歐、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區。彼時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率達到25%，然而，在這一政策之下，有60%受影響的企業是在華投資的外商企業，但近岸製造與中國製造之間的競爭較量仍在市場經濟範疇內推進。2021年拜登上台後又推動了友岸製造，使得貿易、投資、技術等活動帶上了政治色彩。至此，世界經濟告別了低通脹、低利率、高增長階段，轉而進入高通脹、高利率、低增長階段，全球貿易投資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歷史證明，凡是全球化的時代，都是世界經濟貿易增長的黃金時代，誰能搭上全球化這班車，誰就進入到發展的快車道。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基於西方規則的全球化陷入困境，基於自然趨勢的全球化緩慢前進。在此背景下，這樣的國際環境是否還存在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未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是否面臨底層邏輯的根本變化？
02
外貿運行底層邏輯的變化
目前，市場機制與地緣政治的力量博弈構成了全球化進程放緩背景下外貿運行新的底層邏輯。
過去40多年，中國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參與國際循環來實現的。2006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64%，到2021年降到了34%，未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可能還會繼續下降。因此，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就顯得非常重要，這是黨中央在國內外環境發生顯著變化大背景下，推動中國開放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到，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中國有14億多人口，規模超過現有已開發國家人口的總和。大國的現代化不能單憑外需推進，出口是拿別人的市場，而進口是給別人提供市場。在外需萎縮的背景下，中國既要提高出口的競爭力，又要擴大進口，擴大內需。
擴大內需的關鍵之一，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以2022年為例，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約3.69萬元，中國GDP總值達121萬億元，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約為43%，而全球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為60%，美國、日本都在80%左右。如果中國能持續提升該項比重，國內市場需求就能進一步增加，對世界的影響力也能隨之提升。在各省域經濟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最高的地方是浙江，2022年為71.1%，江蘇為58.7%，廣東為55.6%。浙江比重高的原因之一，是用有為政府解決不平衡發展的矛盾，用有效市場解決不充分發展的矛盾，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才能夠解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問題。
擴大內需的另一關鍵方面是提高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如2021年中國為38.37%，美國是68.21%，日本是53.83%。要提高這一比重，就要解決居民消費的後顧之憂，如房價高、養育貴、教育醫療養老開支大等問題。住房有三個功能：一是炒，即投資功能；二是住，即商品功能；三是有，即保障功能。由於一些基礎制度改革不到位，「炒」成為過去房價過高的主要推手。下一步解決好市場機制主導下的商品功能和政府社會協調下的保障功能，不僅有利於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強勁可持續發展，也有利於擴大居民消費。同時也要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降低生育和養育成本。擴大內需的工作做好了，就能夠帶動進口，促進貿易基本平衡。
在全球化進程放緩、脫鉤斷鏈現象頻出的背景下，中國如何實現與世界經濟掛鉤不脫鉤、合作不對抗、開放不封閉，這不僅需要大智慧，來形成中國與世界科技、產業、金融、貿易、投資之間的相互糾纏、深度合作，更需要大改革，在制度、法律、政策、輿論之間形成相互聯動、深度對接，為實現中華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全局服務。
2009年以來，基於西方規則的全球化舉步維艱，基於自然趨勢的全球化艱難曲折，中國仍高舉經濟全球化旗幟，一方面在多邊體系內繼續推動基於規則的全球化改革與時俱進，另一方面依靠市場、企業、地方的力量推動基於自然的全球化努力前行。另外，還要通過數字賦能、綠色賦能、創新賦能新型全球化合作前行。2021年11月，中國正式提出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2022年1月1日，汶萊、柬埔寨、寮國、新加坡、泰國、越南6個東協成員國和中國、日本、紐西蘭、澳大利亞4個非東協成員國正式開始實施《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2022年8月，中國開始全面推進加入《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由新加坡、智利、紐西蘭於2020年6月簽署，旨在加強三國間數字貿易合作並建立相關規範）的談判。
美國也不甘示弱，於2022年提出構建印太經濟框架（IPEF，13個初始成員國分別是美國、澳大利亞、汶萊、印度、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旨在提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服務於美國的根本利益。
可以看到，當前世界經濟中，市場機制的力量和地緣政治的力量在博弈，誰能贏？從機遇看，按人民幣計價，2022年中國對歐盟（15.6%）、美國（16.2%）和東協（15.8%）的出口比重非常接近，中國對日韓出口接近10%，這幾大出口夥伴占中國總出口值的比重加起來接近57%。未來就看中國對東協、歐盟、日韓的出口如何創造更大的增長空間，如何通過實施「有飯大家吃」的戰略開拓「一帶一路」的新興出口市場。如果能夠做好新形勢下的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中國的外貿增長可能會再上一個新的台階。從挑戰看，美國很可能拿出「殺手鐧」，迫使上述貿易夥伴「選邊站」。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實施「隱身衣」戰略，更多依靠民間力量、市場機制、綠色合作來擴大掛鉤不脫鉤、開放不封閉、合作不對抗的國際統一戰線。
03
未來中國發展朝什麼方向去？
面對全球化過程中「去中國化」的趨勢，中國的貿易企業必須做出適應性調整。
從外貿主體來看，首先，中國的民營企業是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的主力軍（2022年民企出口占比59.37%），其次，外商投資企業是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同盟軍（2022年外企出口占比已下降到31.2%），再次，國有企業是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安全保障（2022年國企出口占比7.9%）。
以2018~2022年為例，據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中國民營企業進出口值占總進出口值的比重從2018年的39.7%持續提升到2022年的50.9%；外商投資企業相關比重從2018年的42.6%下降至32.9%；國有企業相關比重則基本在14%到17%之間波動。其中，國有企業進口品類主要集中在糧食、石油、煤炭、礦石等初級產品。也就是說，國企在對外貿易中的功能主要在於保障國家的經濟安全、供應鏈安全、初級產品安全。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值比重近年來則持續下降，值得擔憂。過去幾十年，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提高競爭力的榜樣，沒有外資企業帶來的「鯰魚效應」，中國企業可以發展得好嗎？回顧過去40年，中國的經濟工作重點是推動市場經濟、工業經濟、外向型經濟發展，而未來幾十年，中國的重點就需要轉向推動「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STEM）」的創新，進一步推動法治建設，推動高水平的經濟自由。
中國的優勢出口產品包括機電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輕工產品。2022年，中國機電產品中，太陽能電池、鋰電池和汽車出口分別增長67.8%、86.7%和82.2%，「新三樣」出口非常強勁，主因是把握住了新能源革命、綠色革命、數字革命的機遇，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推動了高水平自立自強自主創新。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是美國對中國脫鉤斷鏈最下氣力的領域，也是中國高水平自立自強與全方位國際合作雙管齊下最著力的領域，因此，提升這方面的科技投入產出效率和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是中國下一步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內容。據國家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2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首次突破3萬億元大關，研發強度達到2.55%，首次超過OECD成員2021年平均2.47%的水平，研發經費支出的增長率已連續8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
目前，中國科技創新需要解決的短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基礎研究經費占總研發經費的比重為6.3%，尚遠低於日韓英美等已開發國家的基礎研究投入比重。因而，「十四五」規劃提出基礎研究投入比重要達到8%，國家將制訂基礎研究發展十年規劃。二是全面深化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改革。三是在科技掛鉤與脫鉤的較量中推動全方位國際合作。中國將加大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關鍵共性技術研究、開發試驗研究的投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推動形成研發、技術、設計、專業服務、人才等領域的全方位國際合作，打造「世界大腦」。這對推動中國高技術貨物貿易、高知識服務貿易、高水平數字貿易、高層次綠色貿易、高標準貿易規則等方面的轉型升級至關重要。
在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制度建設方面，要進一步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型開放。2022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含B2B）達2.11萬億元，同比增長9.8%。然而，2021年亞馬遜對中國約600個品牌和3000個賣家帳號進行封號，理由是中國商家存在「刷單」等違規操作。該事件給中國企業帶來的啟發是深刻的：一是要尊重國際貿易規則。社會各界都要共同關注商業行為的合規合法性。二是要提升維權能力。要培養一大批精通國際經貿規則和國際法律體系的人才和機構能力。三是要增強協調能力。包括主管部門、商會協會、龍頭企業和社會各界之間的協調。四是要秉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實際出發，堅持求真務實、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五是要全面深化改革，推動掛鉤不脫鉤的合作，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理念，實現中華復興的目標。
（本刊記者趙建琳採訪整理）
來源 | 《商學院》雜誌2023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