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斯里蘭卡（南印度洋島國）的一名孕婦在本地醫院去世，死因是印度麻醉劑導致的併發症。在這件事發生的前幾個月，印度製造的止咳糖漿被認為與甘比亞、烏茲別克兒童死亡有關。除這些問題外，今年在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也發現了不合格的印度藥品。
在過去二十年里，印度成為了發展中國家的藥房，其生產的仿製藥占全球仿製藥供應的20%以上，幫全球貧困患者拿到了之前買不起卻必須用的藥物。然而在全球範圍內，貧困國家的患者更有可能用到不合格藥品，因為這些國家缺少與已開發國家同水平的藥品監管。不合格藥品的生產和出口不僅僅是印度的問題。
已開發國家有資金充足的監管機構來監督藥品的安全和質量，但印度的藥品由其中央藥品標準控制組織監管，這個不透明的機構一直遭到管理不善和腐敗的質疑，同時很多用印度藥的發展中國家缺少對進口藥品的審查。全球藥品供應系統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網絡。截至2021年，印度生產了62%的藥物原料，這些原料被運往世界各地，並被製成藥物，各國監管機構會進行審查，但監督水平和質量標準各不相同。
愛滋仿製藥
上世紀90年代，美國研發的抗病毒療法被專利壟斷，使得價格居高不下，導致便宜的仿製藥延遲推出。這在愛滋危機嚴重的非洲是致命的，僅2003年一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估計有300萬人感染愛滋，220萬人死於愛滋病。
然而，這場悲劇卻帶來了全球最大、最低調的仿製藥生產國——印度。2001年，印度製藥商西普拉(Cipla)開始生產一種抗病毒治療藥物，每天的成本不到1美元。當時印度法律不承認藥品專利，印度仿製藥業可以對藥物進行「逆向工程」。第二年，抗病毒藥物的平均年費用從每人1.5萬美元降至300美元，印度也逐漸成為世界藥房。
隨著印度製造的藥物開始在全球流通，2001年世衛設立了一個監督藥品安全和質量的項目，即藥品資格預審項目，該項目為不同國家生產的愛滋藥物設定了全球標準。然而，該項目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它未涵蓋所有基本藥物，項目運作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蓋茨基金會等組織自願、不穩定的慈善資金。
現在，孕婦死亡事件引起了人們對藥品安全的關注。非洲聯盟正在建立自己的藥品監管機構。上個月，甘比亞政府的一個特別工作組建議，就致命的止咳糖漿起訴印度政府。然而，納倫德拉·莫迪領導的印度政府卻推動議會通過了一項法案，減輕了對不合格藥品企業的處罰。
印度仿製藥打破了大型製藥公司對救命藥物的控制，廉價仿製藥能讓更多人負擔得起。這對全球許多貧困地區的人來說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出現更多與印度仿製藥有關的負面事件，廉價仿製藥的聲譽就會受損，這可能會對患者、衛生系統、印度製藥業產生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