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分析和演講文體——評2019年高考作文題
2019年全國Ⅰ卷和Ⅱ卷最大的亮點是文體上要求：演講稿。這個亮點太亮了，可以說是歷史性的巨大突破。
傳統的科舉考試，乃至百年的作文命題，都是作文章，從來沒有演講稿的文體要求。在潛意識中，吾人都以為寫文章和演講是一回事。然而，語文課程標準是閱讀、作文和口語交際三位一體的。作為口語交際的演講和作文是不同的組成部分，但是在教學實踐中，將二者混為一談則是常態。多來年，高考並未把口語交際作為考核的內容，故演講就被散文淹沒了。實際上，演講和作文在規律上，有重大的區別。我們的語文教育家、語言學者，對這樣的區別是無視的，百年以來，積重難返，造成了國民素質在這方面的薄弱。我國學者、企業家、官員在國內外現場交流時，往往離不開念講稿。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兩眼盯著稿子，現場交流的窗戶就關閉了。結果是眼大無光，目中無人，聽者難免昏昏欲睡。
2019年，廈門市質檢曾經有和全國卷相類似的命題：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慶油田，到這個世紀的馬雲，說到「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勞動者，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勞動精神」，要求寫篇演講稿，題目和文體要求都很相近。可惜的是，教師和學生均沒有意識到演講稿與抒情散文的根本區別，以為開頭有「親愛的同學們」，最後有「謝謝大家」，就算是演講稿了，把散文當成演講稿的傾向並未引起警惕。
演講與散文最大的不同，乃是其現場雙向交流和互動，演講者與聽眾面對面，不像文章作者與讀者互不相見，讀者的情緒、反應並不影響作者的情緒，而在會場上，演講者不單純是發出信息，同時又在接受反饋，現場的消極反應立即影響演講者的信心、才智的發揮。在現場，聽眾與聽眾也處在交流之中，不僅是語言，而且有聽眾的笑聲和噓聲，掌聲和漠不關心的神色都可能決定演講的成敗。
須知聽眾在進入現場的時候，各有自己煩惱的焦慮，各有各的秘密的快樂，這些心情遠比你的演講題目對他們的命運重要。演講者必須在最短時間內讓他們把紛紜的情緒放在一邊，至少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演講題目上來。這一點必須在最短時限之內做到。否則，哪怕是百分之十的人漠不關心，交頭接耳，就會影響身邊的百分之十的人，如對之放任自流，這百分之二十的人東倒西歪的姿態、影響擴散開來，發出交頭接耳聲音，這對演講者的情緒會造成打擊。
演講的開場白很重要，其功能就是縮短演講者與聽眾的心理距離，讓所有的人在最短時間內，對你的題目甚至對你這個人產生興趣。有一位學者受邀到一所重點大學講《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事先有關方面忠告，這所大學的學生自我感覺高傲，不管你是誰，講不好，就可能公然退席，完全不給你留面子。最壞的結果是，把你轟下台。這在藝人看來，叫作砸場子。這位學者當然不想丟份，一上來，就來了一個開場白：
非常開心，來了這麼多同學。說明對諸葛亮感興趣。當然也包含了另外一層意義，對鄙人感興趣！（笑聲、掌聲）我有自知之明，你們主要還是對諸葛亮感興趣。（笑聲）當然，對我感興趣也是令人鼓舞的。（笑聲）諸葛亮死的時候才54歲，我今年比他快大到20歲了。（掌聲）鄙人今年73歲！剛才在休息室，你們兩個非常美麗的女同學，非常認真地先後問我：「老師，你是坐著講啊，還是站著講？」我覺得這個題目非常非常難回答。（笑聲）後來我隨便說，「你給我準備個座位，我想坐就坐，想站就站」。為什麼呢？我眼睛一斜，走廊里站了那麼多人。如果他們站著我坐著，有點於心不忍。我是個人道主義者啊。（笑聲）但是後來又想，還是要坐著。（笑聲）為什麼呢？諸葛亮的標準形象，就是我這個樣子！（笑聲、掌聲）不過還差一把鵝毛扇。（笑聲）看來你們也同意我坐下！好吧，有點仙風道骨了吧。（掌聲）
這當然完全是開玩笑，用藝人的術語來說，包含著一連串的包袱。第一個包袱，自我調侃，聽眾來，並不是對自己有興趣；第二個包袱，反過來，是自我褒揚，對自己有興趣，也挺值得；第三個包袱，年紀大了坐著講理所當然，但對不起走廊里站著的同學，上綱到人道主義，大詞小用，實際上是自我美化；第四個包袱，坐著講更像諸葛亮，這完全是虛幻的，但是，笑聲和掌聲說明與聽眾在情緒上達到了水乳交融，心理距離完全消失。總體來說，上述方法均屬於自我調侃。
以自我調侃與聽眾打成一片，並不僅是開頭的技巧，而且是演講的規律。魯迅在演講中，常用自我調侃的辦法來縮短與聽眾的心理距離。在演說「讀書雜談」時，作為讀書人而聲名顯赫的大師，把讀書比喻為賭博性質的打牌：讀書成為嗜好，該如打牌，天天打，夜夜打，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還是打。接下來，魯迅將之誇大到荒謬的程度，就構成了幽默：
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里，都得著深厚的趣味。
把賭博和讀書的境界、趣味之間的區別，完全撇開，絕對地強調其中的相同，這是顯而易見的荒謬，自我調侃的技巧就發展為不倫不類之比，構成不和諧，在邏輯上不統一，也就是西方幽默學中的不一致（incongruity）。但是，結合現場的氛圍，這樣的講話，便強化了與聽眾心靈的互動。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說：「黨八股的第六條罪狀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 「一方面是由於幼稚而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責任心不足而來的。拿洗臉作比方，我們每天都要洗臉，許多人並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後還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這是明顯以大詞小用的不一致、不和諧構成幽默感。當然，演講的目的並不完全停留在與聽眾打成一片上，打成一片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聽眾的思想、提供情緒上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演講者的智慧、深邃的思想就不但容易被接受，而且被欣賞。毛澤東在同篇文章中說：
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講的人家都看得很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哪裡會懂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麼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
如果說幽默感帶來的諧趣，像這樣把原本的共識輕而易舉地轉化為相反的意思，這對聽眾不但有現場感知的衝擊性，而且有思想的啟發性。從根本上來說，演講的最高目的是傳播和說服，除了諧趣，更重要的應該是智趣。1930年3月，魯迅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的演說《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這樣說：
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所以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原載《二心集》）
這樣的演說精彩在於演繹從左到右，矛盾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反面，順理成章，如此深邃的思想，是有某種震懾聽眾的效果的。這種理性的邏輯，與幽默的諧趣不一樣，屬於智趣。幽默是為了縮短心理距離，是俯就，而這樣深邃的思想，給那些滿懷著浪漫的不切實際的文學青年兜頭一盆冷水，則是提升了心理高度。這就是瞿秋白所說的「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的忠告，只有自己人才會有這樣的嚴峻的親切。
思想和感情並不僅僅是對立，也具有內在的統一性，有時，可以達到渾然一體的程度，特別是在一些鼓動性的語境中。在一次公安部門的演講會上，一位公安戰士講到他在執行公務過程中，被歹徒打瞎了一隻眼睛，歹徒彈冠相慶說：這下子他成了「獨眼龍」。他傷愈之後重返第一線工作。講到這裡，他拍了一下桌子，大聲說：我「獨眼龍」又回來了！會場裡立即捲起雷鳴般的掌聲。這就不但是思想的力量，而且是人格上、情緒上率性的力量。十幾年前，我替一位模範公安幹警修改演講稿。他是一位頗有英雄氣概的漢子，講到自己對歹徒有一股情不自禁的拚命精神，最初不被人們理解，有些人叫他「郭瘋子」，我就替他加上了幾句：「干我們這一行，就得有一股拚命精神，有人叫我『郭瘋子』，我想，和害人精鬥爭，沒有股瘋勁哪行！案情一發，就橫下一條心，老子今天就跟你瘋上了！」對我的修改，這位英雄十分贊成，他說，你這麼改，我才覺得來勁，要不然，總是講不出心裡那種辣乎乎的情緒來。
我對他說，其實這種話，就在你心裡，只是你一想到上台演講，就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驅使著你不講自己心裡的話，而是讓那些美麗的現成的套話脫口而出，這就不但把本來很生動的話語丟掉了，而且把你本來很生動的個性歪曲了。一旦你歪曲了自己，聽眾和你之間的情緒就產生了一堵透明的玻璃牆，你和聽眾之間交流的渠道就不可能暢通了。
演講之妙，在縮短心理距離與提高思想高度之間的自由轉換。講者在聽者的理解和鼓舞下，選擇詞語，生成觀念，聽者和講者場上場下，心領神會，一起享受這個過程，演講者哪怕是一舉手，一揚眉，甚至一個口誤，都會引發笑聲和掌聲，這就可謂達於妙境了。通向這種境界的途徑和規律，不要說我們的理論家，就是多如牛毛的美國演講術，也幾乎是空白。
就以我們的國情而言，當前最普遍的誤解乃是以為抒情是演講唯一的法門。其實，抒情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要用得適當，不加控制就變成濫情。曾經有一種語文課本，選了一篇《畢業晚會上的即興演講》，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三年的時光，匆匆地流逝了，相聚不知珍惜，別離才顯情重。此刻，離別的晚會為我們而開。再回首，張張熟悉的面孔像朵朵彩雲一一掠過，多姿多彩的生活如童話般的夢境，在你我心頭重播。可這一切，都將如輕煙一縷，緩緩地飄向白雲深處。
這麼多書面化甚至拗口的形容詞，還有對稱的句法，絕對不是現場即興的。這麼豐富、華彩的形容詞，這麼強烈的詩化語言，這麼明顯的刻意求工，毫無心靈瞬時生成過程，是不是有一點裝腔作勢的感覺？說得嚴重一些，就是有點濫情。雖然書面語言有嚴密的好處，但是也有其局限：一來，由於日常使用率低，大腦皮層的反應不如口語那麼快，很難在現場產生瞬時溝通的效應；二來，它不如口語的響亮乾脆，形容詞太密，造成聽眾與演講者之間交流的阻隔，互動和溝通根本談不上。
演講體的特殊規律至今還沒有被學者作為理論問題提出，但是，在實踐中大體不難自發做到的乃是詞語的口語化。如「他們失敗了」，在散文中，這是很正常的，而在演講到情緒激昂的時候，就可能不夠味，如果用「他們完蛋了」就比較有效果。一般文章說「把他殺了」，在散文中，也就可以了，在演講時，說「把他宰了」，就更能鼓動聽眾的情緒。「死亡」，在書面作文時可以說「過世」「亡故」，但是，在演講時，就可能不夠勁，如果說「翹辮子」「上西天」，就有不同的意味。「這種意見應該反對」，這是散文語言，如果改成「這種說法應該粉碎」，就比較容易調動聽眾的感情。
演講是一門獨立的學問。總起來說，其特點有：第一，演講的現場性；第二，與聽眾的互動生成性；第三，具體分析的深邃、智性的張揚為上；第四，適當的鼓動、煽動、抒情；第五，故作大言，大詞小用的幽默感；第六，演講詞彙貴在口語化，就句法而言，則以短句、乾脆利落為上。這一切，都是題中之義。在美國中學就有演講課程（public speaking），在大學有演講學，有演講系，有演講博士、演講教授。而我們在這個學科上，還是一片空白。一些權威語言學家，在演講理論和實踐上是比較落伍的。他們往往重複一些西方的語境理論，實際上離開了文體感，就不能不是從概念到概念空轉。面對這種現狀，權威教育家不是負起歷史使命，而是提出「把一切交給學生」。從理論上說，把「一切」交給學生，就是絕對化的、片面的，明顯違反辯證法對立統一的全面性的；從實踐來看，把「一切」交給學生的結果是「一切」學生寫不出演講稿來。這個課題在目前不但是對學生的挑戰，而且是對教師的挑戰，演講體在人際、國際交流中，需要越來越顯得迫切的時候，最為嚴峻的是對權威教育家對演講體的迫在眉睫的漠然態度的挑戰。我想，一個負責任的教育理論家，最佳的選擇，不是把「一切」推給學生，而是留下相當的精神，自覺地負起歷史使命，填補知識結構的空白。從這個意義上說，2019年全國高考作文卷空前地提出演講文體，實在是為我們的語文教學敲響了一聲遲到的醒世之鐘。
- ——《語文學習》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