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伊姐（周桂伊） 小星
去年，被綜藝里的老夫妻張國立鄧婕夫婦圈粉，當時還專門寫過一篇文。
時隔一年再看到他們同台，是在電影《活著唱著》的首映禮上。這次，他們不是主演，也不是嘉賓，而是以「主人」的身份出席，為它站台。
（《活著唱著》首映禮後台，當天的嘉賓都是夫妻兩多年好友，崔健，靳東，王剛等等，其中王中磊，馮小剛還發言，高度讚美了該片的藝術價值。）
這是夫妻倆投資拍攝的電影，鄧婕是監製。
很多人認識鄧婕，是因為87版《紅樓夢》里的王熙鳳，但大概很少人知道，在演戲之前， 鄧婕其實是名川劇演員。
她出生在川劇世家，可以說「打從娘胎里就在聽川劇」，後來考進了川劇學校學花旦，畢業後又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劇院工作。
（鄧婕年輕時的川劇舞台照）
雖然後來轉了行，成了影視演員，但鄧婕始終記掛著自己這個藝術生涯的「原點」。 「川劇是留在我血液中的東西，這麼多年對川劇的情感一直在我心裡。」
2013年，在資深記錄片人鄭瓊的推薦下，她看了導演張剛跟拍民間川劇戲班的一部紀錄片《民間戲班》，看完的 她淚如雨下，隨後又與丈夫張國立「二刷」。
鄧婕說，「我本身是川劇演員，又出自川劇世家，感動很正常。但沒想到張國立更感動，當即就給我說要把這個拍成電影。」
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聊的這部《活著唱著》。
已過半生，張國立用一部電影，幫鄧婕實現了多年夙願——「我有責任讓更多人知道川劇」，猝不及防磕了一把狗糧。
2017年，這部夢想之作《活著唱著》 入選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及鹿特丹國際電影節CineMart電影投資會等重量級國際電影市場。
到2019年，它在 第72屆坎城國際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世界首映，隨後又榮獲第2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影片及最佳女演員；獲第4屆澳門國際影展新華語映像單元最佳劇本及亞洲電影奈派克獎；提名第32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最佳女主角。
（電影《活著唱著》亮相 坎城電影節導演雙周）
終於，在2020年8月28日，它要在大銀幕上映了，也成為了復工以來國內上映的第一部華語坎城新電影。
《活著唱著》，脫胎於紀錄片《民間戲班》，把鏡頭對準了面臨拆遷危機的民間川劇戲班——「火把劇團」。
劇團一行十餘人，大多都已年過半百。同一張桌子上，有人喝茶打麻將，有人擇菜閒聊，有人在為演出修飾妝容……
上台是舞台，下台是生活，他們是並肩登台的同事，也成了親密無間的家人。
他們白天打牌閒聊，傍晚上台唱戲，每天來看戲的基本都是同一撥人——一群行動遲緩，已過花甲的老人，他們每天按點陸陸續續地過來。
雖然看了幾十年了，但每次還是會看到流淚……
日子雖然艱苦，但也能維持著「火把」不滅。
然而，街區正在進行重建，這個破敗的劇場正身在其中。周圍的房屋逐漸被挖土機推到，團長趙麗（趙小利飾）也收到了搬離通知書。
掛在樹上的劇目板在風中搖擺不定，而背後牆壁上醒目的「拆」字筆直且堅定，仿佛時時刻刻提醒著：他們賴以為生的戲班，以及這個如同精神支柱一樣的「大家庭」隨時會分崩離析。
而這對於那群風雨無阻來聽戲的老人來說，他們也會失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抹色彩……這些都讓趙麗無法再坐以待斃，而是義無反顧地投身進了這場「生存之戰」中。
這就是《活著唱著》講述的故事， 表面上，是川劇團在一次拆遷中面臨的逐漸消亡變遷史，實際是，是它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日益衰敗的掙扎。
從題材來看，《活著唱著》里描繪的川劇、小到一個普通的民間戲班，在新時代背景下面臨的困境是普遍的，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在這個不新鮮的「軀殼」里 卻涌動著新鮮的血液。
比如，從小長在國外的新導演，帶來的真實與虛幻的超現實體驗。
導演馬楠是在國外長大的上海人，這也是他第一次拍攝長片作品，就是這樣的他，在《活著唱著》里給我們帶了很多新鮮的體驗和感動。
相比紀錄片《民間戲班》，他用了更藝術的手法來呈現——
有幾組給劇場的特寫鏡頭，會看到上方有似脫落的牆皮，又似凋零的櫻花花瓣，緩緩飄落，隱隱約約的挖掘機聲，時刻提示著拆遷的臨近，也在預示著別離。
還有幾組穿插其間的房屋爆破慢鏡頭，唯美又飽含深意，感覺那群正在唱戲的人們也在看著這鋼鐵的「大爪子」輕而易舉擊碎了堅硬的牆壁…
以及，前景是正在拆遷的危樓，鏡頭從斷牆延伸出來，正好是對面演出的劇場舞台，形成了一種視覺上的錯覺：好像下一秒挖掘機的鏟子就會落到那個舞台上。
這些概念化的、極其有象徵意義的鏡頭，都讓人瞬間更真切地感受到了「火把劇團」正在面對的困境和焦慮——隨時隨地的支離破碎，哪怕用盡全力可能也無法阻止的無力。
在整部影片中，有一個矮矮的身穿戲服，好似土地公一樣的人多次出現在趙麗的視野里，他其實不是真實的，而是一種超現實存在。
它像是某種指引，帶著趙麗，也是帶著我們，揭開了民間劇團這個戲種之外，裡面的每一個人，整面臨的其他困境。
趙麗發現養女丹丹 （甘貴丹飾），在晚上偷偷跑到舞廳做駐唱歌手。
作為劇團里最年輕的人，丹丹喜歡看女團跳舞，喜歡韓庚，她早已萌生了離開劇團的想法。
川劇只有老年人在看，年輕人不感興趣。
趙麗的丈夫，也有自己的想法。
隨著川劇沒落，以此為生的人們收入越來越微薄，很多人開始尋求新的出路。
比如：因為旅遊業而被更多人認知的「變臉」。
「變臉」隨隨便便一年就能有13萬的收入，而唱戲的他們每天每個人只有50、60塊錢，一個月拼死拼活也就不到2000。
劇團里，不斷有人開始離開去打工，有人選擇以「變臉」謀求更富足的生活。
但是即便如此，趙麗從未放棄抵抗，在她看來，變臉算不上真正的川劇，她十三開始學川劇，幾十年里她從來停止過，這是她的人生。
《活著唱著》有一幕非常打動我的戲，就是趙麗自己上台表演的那一幕，戲中戲。
好不容易邀請到文化局局長觀看劇團表演，期待著能迎來一線生機，為了展現出最好的一面，他們破例免費表演，台下人頭攢動，已經擠滿觀眾，正中那個「留座」格外顯眼。
在等待過程中，鏡頭一轉，煙波浩渺中敵手已至，而趙麗也已經穿上戲服，上演一出「穆桂英挂帥」。
「穆桂英」孤軍奮戰，這與趙麗單槍匹馬為保住劇團四處奔走的現實情景相契合。藉助這場獨戲，我們看到了趙麗一直隱忍在內心的惆悵與失落，以及面對殘酷現實的無助與無奈。
但是，在最後一刻，她眼含淚光，抬起矛槍，嘶吼著向敵人沖了過去，這是戲劇中穆桂英守住自己疆土的反擊，亦是張麗與現實的對抗，直戳內心深處。
《活著唱著》里每一位演員的表演都樸實又真誠，不時爆發出的張力，常常讓人有所觸動。
你很難相信，所有演員，都是素人，而這也是影片另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為了還原這種真實的草根感，馬楠想了很多辦法。就拿片中的嚴老五來說，在劇團里他一人「身兼數職」，從槍師、鼓師、嗩吶、音響到電工，全部都是他自己，沒真正經歷過的人真的太難駕馭了。
最後，導演大膽決定全部採用戲班的原班人馬出演，拍一部純素人演員主演的電影。
這個做法挺冒險的，但是最終的結果證明這個冒險是值得的，他們每一位在影片中的表現都非常精彩，尤其是本色出演團長的趙小利，真的太驚艷了。
日常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她大大咧咧，高興時總是仰起頭咧著嘴，笑得特豪爽；
在知道要拆遷後，作為團長，她自己承擔下所有， 這個時候的她是隱忍的，內里有萬千思緒，卻不露聲色。
只是默默地尋找解決辦法，沉默地觀察著身邊的大家。
身邊的人跟她說，唱川劇太不掙錢了，還不如去「變臉」。
她沉默了一會兒，緩緩抬起頭也沒搭腔，就說了一句：「沒事，你就出去吧」。
心煩意亂的她本來是沉默地坐在屋外抽著煙。身旁正在洗衣服的破舊洗衣機又出現了故障，這才把她的所有煩悶和情緒逼了出來。
獨自外出尋找新的屋檐卻一無所獲，走了很久，路過一處空無一人的廢墟，她終於忍不住蹲下身撿起石子砸向廢棄的「拆遷屋」。
低頭時面無表情，抬起頭時臉上已經擠滿了無力、委屈、絕望……她把這些情緒轉化成力量都轉移到石子上，狠狠砸了出去。
趙麗看起來外向、強勢，但她更習慣把情緒藏在心裡。
唯一一次流淚，是局長遲遲不來，台下的觀眾們已經躁動不安，她站了出來安撫，說著說著她哭了：「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地方，我們可能就要解散了。」那場戲讓所有觀眾動容，一個倔強的女人，要承受太多。
真實出演自己的趙小利憑藉讓人驚艷的大銀幕首秀摘得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女主角」桂冠，還和詠梅、周冬雨、馬伊琍、白百合、姚晨等專業演員一起被提名第32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主角。
趙小利說 「拍戲時基本上是拍一次哭一次，因為電影中90%都是我的親身經歷。坦白講，我根本對電影藝術不了解，我只知道用心去演自己。」
《活著唱著》的成功，讓趙小利獲得了很多關注。但她並沒有就此踏入影視圈。
脫去華服，卸掉精緻的妝容，她又穿回了戲服、扮上花臉，往返在一個個鄉間的舞台，她說，「行業雖然不景氣，但就像電影的名字一樣，我活著就唱著。」
可能這也是《活著唱著》的另一個更現實的意義——
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總有人在默默、堅韌、無聲地堅持著自己的理想，哪怕它已經不被時代看好。
電影的最後， 趙小利和丹丹又回到了劇場舊址，此時，這已經變成一片廢墟，殘破的劇目牌孤獨地掛在老樹上。
她們唱起了《別洞觀景》：「站在了船頭觀錦繡，千紅萬紫滿神州。侍兒且把船槳扣，好讓流水送行舟。青松翠竹繞雲岫，泉水涓涓石上流……」
熟悉的家人們也陸續穿著戲服從四面八方而來，加入其中，大家歡聚一堂，盡情高歌。
不管是真是假，這都是我心目中「火把劇團」最完滿的一場演出，也是全片我最愛的鏡頭。
這也是鄧婕強烈要求加入的一場戲，她本人對這部電影的一個堅持——
就算曾經的劇場已經變成廢墟，劇團也沒有因這部片子就改變命運。
關於這部影片，就像趙小利在首映禮說一樣： 「我們能堅持多久就多久，總之讓川劇走向世界，讓世界曉得我們，就非常感激了。」
讓「火把」不滅，把川劇傳承下去的路道阻且長，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能有更多的人認識了川劇，也更了解了川劇， 8月28日，為藝術電影「留座」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