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精緻利己」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了，人們對大學生「精緻利己」頗有看法，主要是因為大學生代表著「進步、蓬勃向上」，如果這群有朝氣的青年變得精緻利己，對社會和整個國家都是不好的。
記得錢理群教授在解釋「精緻利己」時，舉了這麼一個例子（錢教授強調是文學概括，不具體指某個人）：他在班上上課，發現坐在第一排的一個學生總能及時地對他上課的內容做出反應。每個老師都會對自己的課堂效果有所期待，他也不例外，所以對這樣的學生有天然的親近感，他也開始注意起這個學生。下課後，這位學生跑過來與他交流，和其他同學不同的是，這位學生不是吹捧他，而是把他課堂上講的內容說得頭頭是道，且全說到點子上。他的課能被學生完全理解，當然很開心，於是他們之間的關係更進了一步。如此一次，兩次，三次，他對那位學生的好感倍增，第四次的時候，那位學生找他幫忙，說：「錢先生，我要到美國去留學，請你給我寫推薦書。」他欣然同意，不曾想，寫完之後，那位學生就再也不沒出現了。
錢理群教授認為那位學生的行為是典型的精緻利己，因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為自己投資，等投資有了回報（拿到了推薦信），等他認為你已沒有用了，就會果斷而無情地拋棄你。
為什麼我們的大學生會精緻利己？為什麼他們把心思放在「利用高超、精巧的方法和手段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大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出了問題。人們對部分大學生的精緻利己做出批評情有可原，但這個「鍋」不能全讓大學生給背著。
前不久看了一段南開大學前校長龔克的訪談視頻，龔校長被問到一個與「大學生精緻利己」有關的問題，提問者說：「張伯苓（南開的創辦者）提出要『允公允能 日新月異』，這是南開大學的校訓，一直也為南開大學所尊崇。我們現在來看，有一種說法，有一些大學生，尤其是名校畢業的大學生，成了一種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龔校長首先肯定了這種現象的存在，但他認為「成為精緻的個人主義者」的大學生，不是大多數。龔校長覺得大學生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們整個教育界的浮躁」、「我們現在有很多急功近利的做法」、「我們的帽子滿天飛，大家就在追求這些帽子」，不能怪他們。他在視頻中說道：「我們不能怪孩子們，我們一方面要讓大家確實樹立一些公心，把我們個人的發展和國家民族人類整個地球可持續發展連在一起，再實現他的人生價值。我們在努力做這樣的教育，我們要求教師現在要有公心。教師只想著自己的功利，這是不可以的，他必然會影響學生。」
龔校長不認為精緻利己是大學生的錯，相反，他認為錯在「我們」，是我們的教育界浮躁了，是我們急功近利了；是我們的老師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追求「帽子」上了。老師們的功利行為影響了學生，學生一定也會功利。
的確，高等教育在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後，衍生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讓教育有些變味，導致我們很難再培養出「心懷天下，憂國憂民」的大學生。如今的大學，似乎成為了一個職業技能培訓所。很多人考大學，不是為了訓練思維、開拓視野、提升綜合素養，而為了掌握一個技能、謀得一份好工作、賺一大筆錢、實現個人的飛黃騰達。
在這種奮鬥目標的引導下，大學生們漸漸丟掉了「公心」。於是我們看到，大學生加入學生會或當班干，不是想著為學校、為班級服務，而是想著接近輔導員或團委老師，以讓自己在評優評先具有優勢。
正如錢教授所言，體制偏偏喜歡這些的精緻利己主義者，因為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他們老道世故、所做的一切合理合法又無可挑剔；他們可以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資源達成目標；他們工作效率高，他們會迎合體制。
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就業壓力巨大和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下，大學生如果不向「精緻利己」靠攏，很可能就會成為職場上的「炮灰」，他們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一定程度上是被逼的。
所以，部分大學生的「精緻利己」，真的不能全怪他們，這與教育環境、社會環境等各種客觀因素有很大關係。只是，出現這個現象，總是令人痛心的。
「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我們每個人是不是都應該沉下心來，撇去浮躁，努力找回自己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