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放達離不開酒，酒是阮籍的生命，也是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重要武器。飲酒和服藥是中古時期士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魏晉人追求個性自由，增加生命密度的工具。不難設想，如果沒了酒，也就沒了阮籍的首開任誕之風，也不會有竹林名士的集會酣飲，自然也就沒了讓後人神往不已的魏晉風流。在阮籍的日常生活里，酒的功用大矣哉：或因酒以求官，或借酒以避世；或酗酒以逃婚，或醉酒以屬文。阮籍的越名任心，大都是在酒的幌子底下進行的，所以，酗酒成了他日常生活的常態，也內化成一種時代悲劇性的生命體驗方式。
酒也是阮籍用來避禍遠害的工具。高平陵之變後的數年，司馬氏為鞏固自己的政權地位，揮舞屠刀，大肆誅除異己。其時先後遭屠戮的達三千餘人，大名士何晏、夏侯玄、李豐、諸葛誕等亦未能倖免，以至於「天下名士減半」(《晉書·阮籍傳》)。如此血雨腥風的殘酷鎮壓，給士人的心理造成極大的影響，一時人人自危，如履薄冰。阮籍外負威重之名，而身處燕巢危卵之下，「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其胸中苦悶可想而知。阮籍不過是一介文士，對於現實政治既莫可奈何，不得已逃為酒人。
謝逸《讀阮籍傳》的評析切中肯綮：「籍於是時，儻不自混於酒，嶄然出其頭角，則死於強臣之手必矣。……謂籍不仕耶，未嘗隱於山林，清不足以名之也。謂籍仕耶，未嘗俯己以同流俗，和不足以名之也，非清非和，庶幾於夷、惠之間乎？莊子謂曲轅之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故社托之以神。其拙若籍者，得非托之於酒以神其拙耶！」*謝逸認為阮籍混跡於酒的行為是「神其拙」，韜光隱晦，沒有露出半點端倪，其察微知遠，托酒保身的手段，真是達到神其變化的地步。而阮籍非仕非隱的處世態度，也使得他的生命境界界於清和之間，既不與流俗同俯仰，也未能完全超拔於流俗之上，可以說是進退失據，處境十分尷尬。此處謝逸說的「神其拙」，就是王世貞所理解的阮籍為人處世的「巧」，即巧於與司馬氏周旋，借酒以逃身的人生大智慧。王世貞認為阮籍逃為酒人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在亂世中存活下來，以司馬氏為海鷗而與之浮沉，他的本心則掩覆在放達的外表下，不輕易為人所察覺*。余嘉錫對此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嗣宗陽狂玩世，志求苟免，知括囊之無咎，故縱酒以自全」，又說「籍之附昭，或非其本心。然既已懼死而畏勢，自匿於昭，為昭所親愛，又見高貴鄉公之英明，大臣諸葛誕等之服，鑒於何晏等之以附曹爽而被殺，恐一旦司馬氏事敗，以逆黨見誅。故沉湎於酒，陽狂放誕，外示疏遠，以避禍耳。」
除了借酒避禍之外，阮籍還在酒里寄予了一生遭逢世變，意氣消磨的失志之悲。阮籍早年有濟世之志，想干一番大事業。《詠懷》其十五記錄了詩人少年時代的壯志豪情，阮籍當年意氣風發，對自己的期許很高，把自己設計成儒家大賢顏回、閔子騫的接班人。《詠懷》其六十一還寫到詩人期盼馳騁沙場，建功立業的夢想。可見，早年的阮籍懷抱儒家平治天下的雄圖大志，「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的句子寫出少年阮籍的浪漫情懷和昂揚奮發的進取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首詩都是以回憶的筆調敘述的，而在詩的末尾則充滿了苦澀的人生況味：「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
魏晉易代之際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慘澹的現實政治擦亮了阮籍的眼睛，讓他的思想逐漸從儒家的入世情懷轉入道家的自然情懷中來。詩人早年志向杳如黃鶴，光陰蹉跎，功業無成，也只有借酒來澆胸中塊壘了。阮籍是命世大賢，惜乎其才不為時用，心情抑鬱難宣，唯有「托於酒而自遁」，或「有所託以逃其跡，而混其不能平之心」*。阮籍終日沉酣在酒國里，一來避世遠害，苟全性命於亂世；二來借酒澆愁，將功業無成的悵恨之意盡數付之於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