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佛爺說
NBA成員休斯頓火箭隊最近惹上了麻煩。其總經理達里爾·莫雷10月5日在美國社交媒體上發表涉港不當言論,在中美兩國都引發軒然大波。而隨著事態的不斷發酵,火箭隊的商業利益以及NBA在中國價值逾15億美元的市場,都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當今世界充斥著新的政治風險。越來越多的企業高管正在積極參與著社會政治討論,宣揚著與公司業務無關的理念。這一行為或許可以被冠以「自由」的帽子,但是與此同時,企業也不得不做好承擔風險的準備,包括不當言論對品牌造成的傷害。高管們需要想清楚,打造一個成功品牌往往需要很長時間,但毀掉一個品牌可能只是一句話的事兒。
越來越多的CEO開始針對社會話題發表意見,這被稱為「CEO行動主義」。與此類似,越來越多的高管也正以公司為平台,宣揚與業務無關的理念。
不過,對於爭議性的社會話題發表意見,既會給公司帶來收益,也會帶來風險。因此,他們必須仔細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與客戶的立場一致。對公共事務積極發聲的企業也許只是表達了管理層的立場,卻可能由於和客戶政治觀點的差異,疏遠了核心客戶群。
客戶的分化程度確實高過以往任何時候。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2004年,49%的美國人持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混合立場,而到2017年,這一比例僅有32%。從1994年到2017年,平均政治觀點差異從15分上升至36分。
我們的研究和其他研究成果表明,由於消費者越來越希望把錢花在支持他們政治觀點的品牌上,政治傾向已經延伸到了品牌。
為更好地了解政治立場分化對品牌的影響,我們調查了5881名政治觀點明確的個人消費者(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並對他們正面或負面評價45個品牌的可能性打分。較多顧客可能給予正面評價的品牌為「安全」,反之為「危險」,正面和負面評價相當的品牌為「混雜」,顧客不予置評的品牌稱為「惰性」。(圖表《品牌的政治》顯示了各家公司所屬的狀態。)
接下來,我們分析了品牌評價與受訪者政治立場的關係。結果發現,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對品牌的評價分歧較大,45個品牌中只有16個評價一致。例如,蘋果、星巴克、亞馬遜在民主黨陣營中屬於「安全」,得到正面評價較多、負面評價較少。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些公司的政治姿態與民主黨人相符合。例如,蒂姆·庫克成為蘋果掌門人後,公開批評宗教自由法案,認為它們帶有歧視;2016年,星巴克決定不在節日杯上印有基督教色彩明顯的語句,CEO霍華德·舒爾茨2017年宣布公司計劃雇用1萬名難民;亞馬遜CEO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捐贈3300萬美元獎學金,專門用於DACA身份無證移民的大學教育。但共和黨人對這三個品牌的態度分歧很大,正面評價和負面評價相當。這表明,共和黨人消費者可能不喜歡這些公司的政治立場,但認可其產品和服務。
這個分類方法很有價值。通過分析公開信息中零售商同店銷售額變動情況,我們發現了不同類型公司的業績差異。
同店銷售額平均變動
安全:+2.4%
惰性:+1.6%
混雜:+0.5%
危險:-3.1%
我們還調查了2064名B2B客戶,請他們對38個供應商品牌打分。結果發現,相比零售領域,B2B客戶對品牌的評價分歧較小,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對47%的品牌意見一致,但意見不同的情況仍然很多。
例如,可口可樂被一些人視為美國愛國主義的象徵,很受共和黨人歡迎。此外,可口可樂的政治捐款也向共和黨傾斜。我們的調查顯示,這種態勢也反映在了客戶評價上:可口可樂在共和黨陣營中屬於「安全」,而在民主黨陣營中屬於「危險」。與此相對,埃克森美孚支持徵收碳排放稅,這一立場偏向自由主義陣營。但該公司也被視為政府積極開採政策的主要資助者,因此很自然,該品牌在兩黨陣營中都屬於「混雜」。
與零售商一樣,B2B供應商的品牌屬性也對財務表現有顯著影響。我們分析這些供應商的季度每股收益和銷售增速,得出如下結果:
平均每股收益(美元)
安全:$0.66
惰性:$0.53
混雜:$0.25
危險:$0.19
平均銷售增速
安全:9.02%
惰性:7.97%
危險:6.61%
混雜:4.54%
這對打算積極發聲的企業高管有何啟示?
我們的數據顯示,企業領導者應仔細考慮客戶的政治立場,以及給予品牌正面和負面評價的可能性。讓品牌陷入「危險」或「混雜」狀態的行為,可能會傷及營收和增速。企業如果不捲入政治爭論,將避開疏遠客戶的風險,但財務表現可能也較為平庸。企業構建成功品牌需要很長時間,如果不了解政治表態會如何影響客戶評價,企業將面臨損失。
維卡斯·米塔爾(Vikas Mittal) 阿什文·馬爾舍(Ashwin Malshe) 施利哈里·斯利達爾(Shrihari Sridhar)| 文
維卡斯·米塔爾是萊斯大學Jones商學院營銷學J. Hugh Liedtke教席教授。阿什文·馬爾舍是得州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營銷學系營銷學助理教授。施利哈里·斯利達爾是得州農工大學Mays商學院高管培養中心(Center for Executive Development)教授。萊斯大學Jones商學院博士生Kyuhong Han、Jihye Jung,得州農工大學Mays商學院博士生Yixing Chen、Biwoong Im對本文亦有貢獻。
《哈佛商業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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