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他鄉
2016年4月1日，我和孩子的媽媽背上行囊，再一次來到昆明。昆明的天，還是這樣藍。城市變化比起重慶這十多年來的變化，好像不大，但多了一些大廈，多了一條作為這座城市標誌性的大道即北京路。
北京路原名太和路，因1966年貴州到昆明的鐵路通車，昆明市民奔走相告：從這條貫穿昆明城南北的大道，直通昆明火車站，雲南人就可以坐火車到北京了，於是這條路就稱為「北京路」。在北京路的沿線，有由比利時傳教士在1935年主持修建的天主教堂；有建於1936年的震莊賓館，它的前身是龍雲公館；還有美國飛虎隊紀念館。
這條路是我上班的必經之路，而且幾乎每天傍晚，我們都要在這條路上散步，很容易想起2016年4月1日，那天兒子、兒媳婦開車把我們送到重慶菜園壩火車站，我們從重慶來到昆明，從此居住在北京路旁邊。
1999年9月，在重慶老家，我的一個朋友問我去過雲南沒有？我說沒有。他說你願不願意去雲南一邊打工一邊旅遊？我說可以。可能是我這個人率性慣了，也剛好那時所在的企業可以停薪留職，我就決定「南漂」了。幾天以後，我獨自乘飛機來到了昆明，在昆明一家教育集團上班。至今，這家教育集團已在雲南省內外創辦了從幼兒園到小學、初中和高中的私立學校。郭總在1994年從一所公辦學校辭職走上獨立辦學的路，那時，他創辦的第一所學校，是靠自己一鏟一鏟地平整場地改建的。
從1999年9月到2005年6月，我見證了民辦學校辦學之艱苦，見證了民辦學校教師對工作的敬業守責。我曾經在重慶做過縣屬中學教師，在縣教育局中教科工作過，也當過重慶一家軍工企業子弟校的校長。兩相比較，在雲南，我看到了一群具有民辦教育情懷的人，是如何在編織著他們的教育夢想。
我喜歡一個善於合作的團隊，喜歡一種向上的集體氛圍。當然，利用節假日我也去了香格里拉、西雙版納、曲靖彩色沙林等地方。或許這些都是我第一次在昆明工作了五年的理由。
2005年6月，由於原單位轉制，我不得不回重慶了。當我第一次告別雲南，真的還有了一種不舍。在11年後，我再度回到了雲南，再度回到了這家教育集團。時過境遷，人是物非，我發現這家教育集團最大的變化是管理上的飛躍，完全可以套用一句「從粗放到規範、從外延到內涵、從模仿到創新、從同質到特色」來表述這種飛躍。
到2020年4月1日，我在這裡又工作了四年。
記得四年前的今天，郭總在雲南省教育廳大門處接到我們，帶我們參觀了集團總部，還開車去了昆明空港經濟開發區，參觀了集團所屬的一所現代化完全中學。慚愧的是，那天在學校大門口，我把該校校長撰寫的學校賦中的「庠序」讀成了「癢序」。儘管我知道「庠序」在過去泛指學校，殷代叫序，周代叫庠。郭總糾正後，我不覺臉一紅。當然，我也記得他請我們在一個有池塘有荷花的地方用了午餐。
又是一個四年了，其中難免有工作的艱辛，甚至不被人理解的委屈。身處邊疆，我雖然沒有李杜詩人那種遙寄明月的傷感，但也不時掛牽著在重慶工作與生活的孩子。有朋友問過我多次，你又不缺什麼，何必漂泊他鄉？
確實，以我們的消費興趣，我們不打工早已足夠過好自己的小日子了。因為按照國人喜歡用房子來估算生活處境的話，我們兩個人在重慶合川區、江津區，在貴州習水有四套房子，小的有38平方米，大的有176平方米，總共應該有360多平方米吧，都是不拎包就可以居住生活的，而今全部空著，我們卻在昆明北京路旁邊擠在一間約25平方米的小房子裡。
對為什麼我還要繼續這樣的日子，有時我自己也難以自圓其說。我想到十多年前，有一次，郭總對我漫不經心地說：「房子再多再大也只能睡一張床，再好的山珍海味，也只能一日三餐。」當時，我認為他是「站著說話腰不疼」，現在，我想來真還有一些道理。
我覺得，儘管自己漂泊他鄉多年，在生活里確實失去了什麼，但是我想到能夠在一群人成功的事業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也當是人生的另一種愉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