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的一舉一動，都能引起民眾與媒體的密切關注。而相對於正面事件，負面事件相關的輿論也要吸睛得多。所以說名人的暴力事件、性醜聞、違法犯罪、詐騙、吸毒以及自殺等，也是最能激起大眾的關注。
近段時間，兩名韓國女星雪莉和具荷拉自殺的噩耗，就多次霸屏熱搜。除了惋惜以外，有人則開始擔憂兩名女星的接連自殺會引發連鎖反應。
繼雪莉於10月14日自殺，具荷拉於一個多月後的11月24日自殺
自殺看似一個人的事，但其影響並不會隨一條生命的消逝而消失。尚存人世的親友，只能被動地接受自殺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有學者曾做過估計，每一例自殺至少對身邊6人造成顯著的生活影響，可能需要心理疏導。
如果自殺對象為公眾人物，其影響範圍還要廣得多。在這種情況下，自殺甚至還能像「流感」一樣傳染，引發「自殺模仿」（Copycat Suicide）。這也就是維特效應（The Werther effect）。
讀過名著《少年維特的煩惱》的人不少。這是一部發表於1774年的小說，用第一人稱視角描述了小說主人公維特愛而不得且生活處處碰壁的人生悲劇。而故事的結局，正是以維特浪漫且戲劇性的自殺告終。
1774年，第一版《少年維特的煩惱》
悲傷的少年維特，幾乎在一夜間將歌德從一位默默無聞的作家變成大文豪，小說大賣。但在小說造成轟動的同時，主人公維特的負面結局也掀起了一股自殺熱潮。
小說出版後不久，維特就成了那個時代最時尚的悲劇主義者。報紙上隔三差五就會出現少男少女們為維特悲傷痛哭的報道，大批與維特相關的周邊產品被銷售一空。
就連維特的死，也有人模仿。他們通常會穿著與維特相似的服裝（藍色的燕尾服和黃色的燈芯絨褲子），模仿維特自殺的方式（飲彈）結束自己的性命。而這本書，也常在年輕人自殺現場被發現。
因年代久遠，具體的自殺數據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但《少年維特的煩惱》卻真實的被一些國家列為了禁書。在德國萊比錫，這本小說不但被禁止出版，人們還不得模仿維特的穿著。「維特效應」也因一「禁」成名。
而對比近百年來的自殺數據，科學家也發現「維特效應」是真實存在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社會學家戴維·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就從一大堆自殺數據中，首次找到了維特效應的證據。他發現，每一次轟動性自殺事件被報道後，該報道覆蓋區域的自殺率就會在短期內大幅度上升。
而且，這一定時間內的自殺增加，並不僅僅是本來就會發生的自殺事件的提前發生。如果是這樣的話，在自殺增加後會有自殺率的補償性下降。但強有力的證據顯示，這些自殺案件是額外增加的。此外，一起自殺事件的曝光率越大，其後自殺的人數也就越多。
瑪麗蓮·夢露自殺震驚好萊塢
諸如此類的現象，不勝枚舉。而在上世紀的美國，最轟動的名人自殺事件莫過瑪麗蓮·夢露於1962年8月4日的（疑似）自殺。當月，美國的自殺死亡人數就額外增加了303人，比往月增加了12%。而且，這些自殺的對象，多為年輕女性。
在中國，維特的化身則是香港著名藝人張國榮。2003年4月1日，張國榮自殺後，便迅速迎來了當地自殺的小高峰。
張國榮出殯當天的靈車
對於張國榮的早逝，大眾與媒體會為其打上了詩意的標籤，將他的自殺譽為 「飄然而去」 和 「絕色的傷口」 ，用死亡「完成了一個傳奇」等。而這種「詩意的追捧」，也經常會使年輕人心生迷藥，帶來不那麼「詩意」的後果 。
在張國榮自殺之前的3月份，只有99人自殺。但到了4月份，香港的自殺個案就增長了32%，達到131人的新高。而這其中，不乏有死者留下遺書交待自殺與張國榮輕生有關。直到現在，每年的4月1日仍會有大批榮迷在網絡上懷緬「哥哥」。
張國榮自殺，東方日報的整版報道
而關於維特效應，更讓人信服的證據則來自自殺方式的改變。在不同時期，世界各國和各地區人們偏愛的自殺方式是略有不同的。而媒體，則能改變一種自殺方式的流行程度。
例如1991年，Derek Humphry出版了倡導晚期病人安樂死的暢銷書《最後的出路》（Final Exit）。他在書中推薦並詳細地描述了用塑料袋窒息的自殺方式。
在這本書出版的那一年，紐約市死於這種自殺方式的人數就上升了313%。原本一種非主流的自殺方式，竟從8人飆升到了33人。此外，有27%的自殺現場還出現了那本《最後的出路》。
密閉空間燒炭可致一氧化碳中毒
再如燒炭自殺，就是香港1998年之後才開始流行的新興自殺方式。當年11月，香港天水圍出現了全球第一宗以燒炭方式自殺的案件。由於自殺方式特殊且前所未見，許多港媒都對此事進行了大篇幅且集中的報道。
結果，燒炭這種剛誕生不久的自殺方式，到2001年就已經取代上吊，成為香港第二常見的自殺方式。而在這之後，燒炭自殺更是傳遍了澳門、華南、台灣以及日本等世界各地華人地區以及東亞地區。
香港媒體東方日報關於首例燒炭自殺的報道，女性屍體照片就占了四分之一，且還展示了自殺工具
自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且會帶來深遠的社會、情緒和經濟後果。全世界每年大約有 80 萬人自殺死亡，而每年死於自殺的人數就超過了死於戰爭、恐怖活動和謀殺的人數總和。但很多自殺案例的，其實都屬於衝動型的自殺。
美國金門大橋上預防自殺的警示標識
有學者曾跟蹤調查了美國自殺聖地——金門大橋上自殺未遂的515人。結果顯示，其中只有6%的人在日後生活中還會企圖自殺。而這些證據表明了，早就打定主意要毀滅自我的人是少之又少。
而另外一些研究也顯示了，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企圖自殺者，從產生自殺意圖到付諸行動自殺的這中間，只間隔了不到5分鐘。另外，有將近過半的自殺者，是在產生自殺意圖的10分鐘之內企圖自殺的。這些資料都告訴我們，衝動自殺比想像中還要普遍。如果能對此進行哪怕一點點阻礙和干預，其實就能顯著地降低自殺人數，拯救生命。
金門大橋自殺倖存者凱文·海因斯說：「在跳下去的一瞬間，我就立馬後悔了。」
而自殺為什麼容易促成模仿，其實與媒體的不恰當報道脫不了關係。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大眾媒體對自殺行為進行大肆宣傳報道具有強大的暗示性和誘導性。
如果將維特效應形容為自殺情緒上的「流感」。那麼，大眾媒體就是最大的「傳播途徑」，「抵抗力」差的人群最容易遭殃。本身生活美滿幸福的人就像擁有天然的「抵抗力」，較難受媒體報道的影響。但那些本身痛苦的自殺易感個體，在媒體的自殺報道「轟炸」下，就會很容易出現自殺模仿行為。
行為本身是具有傳染性的，能在人與人之間自然、迅地傳播。我們自幼時起，就是通過模仿的自然本能不斷地學習與進步的。而短時間內高頻率的集中報道，會使某個現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話題，這本身就更容易引起行為的模仿。
而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如果「榜樣」具有動人的特質或較高的社會地位，會更容易促成模仿。此外，如果個體存在與「榜樣」趨同的某些特徵，如趨同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種族、人生境遇等，也更容易促成模仿。
所以說，在報道中出現的過多自殺細節，其實就是一個讓自殺易感人群「對號入座」的過程，對自殺模仿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我們不僅可以從維特效應中預測到自殺事件的增加，甚至還可以預測到大部分自殺方式以及年齡等。從某種角度來說，報道不恰當的新聞能間接殺人，儘管自殺者是自願毀滅的。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規避維特效應？其實「維特」也是有宿敵的，它的名字叫帕帕吉諾（Papageno），是莫扎特歌劇《魔笛》中的主人公。他與維特有著相似的境遇，都是一樣愛而不得並且試圖自殺。但在最後一刻，帕帕吉諾在三個男孩的說服下，改變了自己最初尋死的念頭。
與維特效應對應，帕帕吉諾效應（The Papageno effect）則用來形容媒體對自殺潛在的保護和規避作用。規範的自殺報道，其實就能最大程度的降低自殺模仿的發生，將「維特」轉變為「帕帕吉諾」。目前，也有一些成功的經驗可參考。
例如，在1983年到1986年間奧地利維也納，地鐵站自殺人數就急劇增加。當時就有人懷疑，這與當地媒體的煽動性報道有關。於是在1987年，奧地利預防自殺協會就發起了一場媒體運動，想通過改變媒體報道的方式來降低地鐵自殺數量。1987年6月以後，奧地利媒體就不怎麼報道地鐵自殺案了，他們要麼只在內頁做簡短的報道，要麼就乾脆不報道。
在改革之前，平均每六個月就有9例地鐵自殺案發生。但在規範報道後，地鐵乘客自殺人數降到了1到4例，減少了80%。此外，維也納地鐵的乘客人數在當時還幾乎翻了一番，但自殺人數依然是下降的。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和許多個國家，都有制訂關於自殺報道的媒體手冊。手冊中會出一些報道建議，如報道時不該出現自殺具體細節和方式、不得公開遺書、慎用死者照片與視頻、不宜過分「挖掘」或將「自殺問題」簡單歸因，更不得美化自殺行為等。而報道中，還需把重點放在教育、警示和救濟等方面，並給出求助途徑。
只是，在這個網際網路崛起的時代，大眾傳媒在報道自殺事件的負面影響，自然也變得更加難以控制與考量。而現下「人人自帶麥克風」的狀況，也讓相應的規範很難實施，幾乎形同虛設。這可能是新一輪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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