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國牧區，牧民在套馬。 （新華社/衛星社/圖）
可以預見的是，在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回鶻體蒙文、西里爾蒙文和拉丁蒙文必將成為蒙古國的「三匹戰馬」，分別承載著不同的任務，服務於蒙古國的發展。
日前，蒙古國總統巴特圖勒嘎正式宣布2025年恢復使用回鶻體蒙古文。但可以預見的是，在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回鶻體、西里爾和拉丁三種蒙文必將成為蒙古國的「三匹戰馬」，分別承載著不同的任務。
很少有古代軍隊像縱橫歐亞的蒙古軍隊那樣，攜帶如此大量的戰馬，精銳的蒙古近衛騎兵常一人攜帶三匹戰馬，在某些情況下，一人五馬也很平常，他們一點也沒有敝帚自珍的心態，當他們在征服之路上獲得比蒙古馬更高大、強壯、迅捷的中亞、西亞良馬時，就毫不留戀的更換坐騎。
蒙古人對待文字的態度，也和對待戰馬一模一樣。蒙古語是一種拼音語言，字母不過是語言的符號載體，加之游牧民族頻繁遷徙的生活特點，文字具有外源性和借源性的特點，就像很少有軍隊像蒙古人那樣攜帶如此多的戰馬一樣，也很少有民族像蒙古人這樣使用過如此多種類的文字。
在歷史上，蒙古人先後用阿拉米字、粟特字、回鶻字、八思巴字、索永布字、托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里爾字母拼寫過蒙古語，蒙古語好比騎士，各種文字就像戰馬，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蒙古人根據自身發展的需求，幾乎是毫無留戀的切換著幾套文字系統，這在中文閱讀群體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的操作，因為中文是一種語音體系和文字體系分離的語言，因此很多人以為我國內蒙古地區使用的胡都木蒙古文才是「蒙文」，而蒙古國使用的西里爾蒙古文是「俄文」，這實在是一個巴比倫塔式的誤會。
蒙古語言在歷史上的每一次「換馬」，都對應著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和經濟需求，有著極強的目的性，比如回鶻字來自於粟特字，而粟特文是9-14世紀通行於內亞尤其是中亞地區的一種應用廣泛的商業語言，而中亞既是蒙古的重要的通商對象，也是蒙古主要的征伐方向，之後還面臨著治理被征服區域的問題，對蒙古的崛起意義非凡，使用回鶻文字拼寫蒙古語，符合當時蒙古的部族和國家利益。
之後出現的八思巴文從藏文演變而來，在加強藏地與蒙古之間的政治和宗教聯繫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藏傳佛教為蒙古統治者的君權提供了神的保障，並成為蒙古帝國的國教之一，此外，八思巴文還用於拼寫漢字的發音，用於統治前遼、宋、金的地域。索永布字也從藏文演變而來，它的地位和歐洲同期的拉丁文類似，是一種「神」的語言，主要在寺廟和神職人員之間使用，在滿清統治時期，對滿清利用黃教對蒙古實行羈縻統治有所裨益，因而得到扶持，現在蒙古國國旗上的符號就是「索永布」。
在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之間，拉丁字母被用於蒙古語的拼寫，這種蒙古文解決了胡都木文字拼讀不一致的問題，做到了怎麼說就怎麼寫，理論上一個學習了全部字母和拼讀規則的人，只要會說話，就自動具備了讀寫能力，而且這種文字具備了便於印刷的優勢。
不過，後來蒙古政府出於政治考慮採用了西里爾蒙文。客觀的說，西里爾蒙文除了具備前述拉丁蒙文的所有優勢外，還讓蒙古迅速融入了蘇聯構建的「泛斯拉夫文化圈」，儘管蘇聯的科技、工業實力和西方有較大差距，但畢竟是一個工業國，蒙古國在發展的過程中得以向俄語不斷的汲取發展所需的現代化詞彙，不僅使蒙古國的識字率在短時間內大大提高，同時也使蒙古的科學、技術、工業、文化事業快速發展起來。至1949年，蒙古的識字率已由建國之初的不足1%提高到90%以上，出版物數量呈幾何級增長，西里爾蒙文中涉及現代化的名詞95%以上來自俄文，包括那些俄文從英文借來，再被蒙文借去的文字。而蒙古語自其他語言里借來的詞則被有意識的替換或淘汰了。
如今的烏蘭巴托，關於古代中國的遺蹟少得可憐，與其作為清帝國漠北的政治、經濟中心長達三百年的地位不相符，在保留比較集中的博格達汗夏宮，絕大多數蒙古遊客既不認識牌匾上的漢字，也不認識牌匾上的胡都木蒙古文，反而認為是「滿洲字」（夏宮的牌匾上有漢滿蒙藏四種文字書寫的「樂善好施」字樣）。
1990年代，蒙古政府萌發了「換馬」的衝動，但奈何西里爾字母在拼寫蒙文上確實沒有大的缺陷，且大部分民眾的使用習慣根深蒂固，最重要的是基於西里爾蒙文的整個科技、文化、教育體系已經枝繁葉茂，改弦更張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是蒙古國再次走上古代「一人雙馬」的路子，在正式場合、公文抬頭、書法繪畫等領域使用胡都木蒙文，在一般場合使用西里爾蒙文。此外，隨著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拉丁字母在手機輸入方面的便捷性逐漸顯現，很多年輕人開始在手機上用英文輸入法拼寫蒙文，儘管這種民間行為沒有相關法律規範和官方標準，但「一人三馬」的並行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
儘管政治和文化上的因素不可小覷，但真正推動蒙古國下決心「換馬」的，是無可抵擋的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蒙古國是一個大國博弈的舞台，無論是與南方還是北方的鄰國關係過於緊密，都會引起另一方的緊張和不安，這不符合蒙古國的國家利益。蒙古國要走出博格達汗的困局（他一生都在中國和俄國之間搖擺不定），就必須發展新型的國際關係。因此蒙古提出了「第三鄰國」戰略，力圖引入新的勢力進入高原來平衡力量，在保持自身獨立自主地位的前提下獲得發展。
但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後，蒙古的南北鄰國實力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俄羅斯的科學、技術體系越發孤立，與西方主導的發展潮流越來越不相適應，其構建的「泛斯拉夫文化圈」不斷衰落瀕臨解體，對蒙古來說「蘇聯遺產」的意義越來越小，「蘇聯包袱」的負擔卻越來越沉。蒙古如果不能脫離「泛斯拉夫文化圈」，就必然面臨著不能緊跟世界潮流的窘境。
面臨這種窘境的不止蒙古一個國家，幾乎在與蒙古宣布進行文字改革的同一時期，另一個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國家哈薩克也正式啟動了醞釀多年的「脫圈」方案，在蒙古國總統巴特圖勒嘎正式宣布2025年恢復使用回鶻體蒙古文之前兩個月。哈薩克首任總統、民族領袖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在出席第四屆歐亞國家議長會議時表示，對哈薩克文字進行改革、逐步過渡到拉丁字母規範，是促進哈薩克融入世界文明的重要手段。
這兩個由游牧民族立國，並共享部分歷史文化（哈薩克的前身哈薩克汗國是蒙古白帳汗國的一部分）的國家，在蘇聯統治時期有著相似的文化和文字改造歷程，如今在新的時代，在共同面對全球化浪潮的壓力之下，也都做出了毅然「換馬」的舉動，彰顯了馬背上民族的傳統智慧和應變能力。
與哈薩克唯一不同的是，蒙古在考慮順應全球化潮流的同時，還更多的考慮了自身傳統的復興，以及修復和加強與南方鄰國的文化聯繫，因此並沒有將文字恢復的主要目標定位為拉丁體蒙文，但可以預見的是，在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回鶻體蒙文、西里爾蒙文和拉丁蒙文必將成為蒙古國的「三匹戰馬」，分別承載著不同的任務，服務於蒙古國的發展。
蒙古國總統巴特圖勒嘎曾在新冠肺炎疫情最為嚴重的時期，親自來到中國，為中國人民送上三萬頭羊，也是一個頗具文化意味的禮物，因為還有一句諺語「危難間予你肉食的，並非富人，而是朋友」，中蒙之間因北方大國而齟齬近一個世紀的關係，也必將因為充滿遊牧智慧的「換馬」之舉，而開始一個嶄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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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