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皮勒於2005年退休，他在美國中情局工作了28年。他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刊發文章稱，特朗普政府對情報機構施加的關於武漢實驗室的壓力，讓人想起了早些時候美國政府施加的壓力，即為支持他們喜歡的假設(包括用來兜售戰爭的假設)而搜尋資料。當前關於冠狀病毒和武漢實驗室的偏見具有多重成本。 這可能會阻礙公眾對大流行起源的已知和未知了解。
譯文如下：
特朗普對美國情報界的蔑視，在他上任第一天就非常明顯。當時，他利用中央情報局(CIA)陣亡軍官紀念碑的莊嚴背景，對媒體進行攻擊，並誇耀自己就職典禮上的人群規模。這種蔑視包括,他公開反對他自己的情報機構對俄羅斯選舉干預的結論。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媒體報道稱，特朗普在1月和2月的每日情報簡報中，頻繁出現的關於冠狀病毒的警告並沒有被重視，因為特朗普根本懶得去關注這些簡報。
清洗情報專業人員，安插特朗普的親信，都屬於同一模式。很明顯，特朗普並不指望美國情報機構，能夠提供有關海外事件的客觀事實和分析。相反，他認為這僅僅是政府機構又一個必須支持他自己主張的因素。
因此，在特朗普努力將注意力，從自己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的表現轉移到其他地方(包括中國)的時候，他試圖讓情報工作成為這一努力的一部分，也就不足為奇了。《紐約時報》報道稱，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已敦促美國情報機構尋找證據，以支持一種未經證實的理論，即中國武漢的一家政府實驗室是冠狀病毒爆發的源頭」。
這次大流行的源頭，包括中國實驗室可能參與的事件，是美國情報部門報告和分析的合法目標，乍一看，這似乎也是合法的。但呼籲採取一致行動，為一個問題(「疫情是如何開始的?」)找到最準確的可能答案，與呼籲提供材料支持一個可能的答案(「盡你所能，告訴我們武漢實驗室是病毒源頭」)，兩者之間存在巨大差異。與其他任何以結論開始並試圖找到支持它的情況一樣，後一種方法涉及偏見。
情報機構永遠不會有資源去無休止地調查每一個可能的答案，所有的重要問題都擺在他們面前。在非政治化的環境中，他們將集中他們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根據邏輯和他們所擁有的任何早期信息，是最有希望獲得真相的途徑。隨著一些調查渠道取得成果，而另一些最終成為死胡同，他們將完善和修訂自己的優先事項。
現任政府的高級官員就某一特定議題施加壓力，這立即成為各機構優先考慮的首要問題。如此集中的工作現在肯定正在進行，以挖掘任何可能表明武漢實驗室是病毒來源的碎片。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這樣的殘片將會被發現——這並不一定是因為它們比關於冠狀病經毒起源的其他可能性更接近真相，而只是因為那裡是最集中挖掘的地方。
在持續的不確定性中，情報機構可能仍然對大流行的起源問題持不可知論態度。情報機構的一份聲明表明，它們現在是不可知論者，而不是像特朗普所說的那樣，他「高度確信」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與此同時，這些機構將碎片化的信息交給了白宮，白宮可以自由地、有選擇性地公開使用它們，以支持有利的假設，同時忽略任何可能指向不同方向的信息。
在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其他方面，特朗普政府已經表現出一種傾向，即在推行一種自己喜歡的假設時，只提供零碎的、類似碎片的信息。本來人們以為羥氯喹(羥氯喹的一種藥物)有療效，但事實並非如此，直到有太多信息顯示這是一個醫學死胡同，特朗普和他在福克斯新聞的聯合推廣人員才悄悄放棄推廣。
對情報機構施加的關於武漢實驗室的壓力，讓人想起了早些時候政府施加的壓力，即為支持他們喜歡的假設(包括用來兜售戰爭的假設)而搜尋資料。1964年的「北部灣事件」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詹森政府提出越南北方在公海上對美國軍艦發動第二次襲擊的想法——幾乎可以肯定，這種襲擊從未發生過——以此為基礎，為後來的越南戰爭爭取公眾支持。不是為了真相，而是為了獲得支持政府假設的材料，這一要求在發給該地區軍事單位的指令中得到了明確說明:「對於越南北方海軍第二次攻擊的證據 ，存在著緊迫的要求……材料的種類必須能使聯合國組織相信襲擊確實發生過。」
同樣，布希政府也曾極力推銷針對伊拉克的戰爭，一再向情報機構施壓，要求他們提供任何可能表明伊拉克政權與基地組織結盟的信息。特朗普政府利用由此產生的殘片編造了一個這樣的聯盟故事——既與事實不符，也與情報機構自己的結論相悖。
當前關於冠狀病毒和武漢實驗室的偏見具有多重成本。 這可能會阻礙公眾對大流行起源的已知和未知了解。這是美中關係中不必要的麻煩，特別是如果關於實驗室作用的假設被證明是錯誤的。 它還在短期內通過扭曲情報資源的分配，來破壞情報機構在國家安全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編譯：王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