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是魯迅先生在批評「孔乙己」時引用的一句民間俗語。但是這句話卻體現出魯迅對國民性格的一種深刻批判。
魯迅先生是以強烈的批判精神聞名於世的，他對國人性格中的某種「劣根性」有著痛切之恨，這一點在他的另一句言中更體現的鮮明：「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對於國人性格某些屬於」劣根性「的東西，深惡痛絕，他在許多作品中，都有著對國人」劣根性「的剖析和批判。比如阿Q的」精神勝利法「，比如用革命者的鮮血蘸饅頭治癆病的華老栓父子，圍觀被殺頭的革命者的麻木不仁的「看客」，還有那個已經窮得快穿不起褲子了，卻仍不肯放下架子，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孔乙己。這些國人的身上都有著或多或少的讓人可憐可悲又可恨的因素。
孔乙己為了維持自己讀書人的面子，再破也要穿著長衫，已經窮得活不下去了，還要去喝酒，哪怕只有幾顆難以下咽的茴香豆佐酒，他還要賣弄「茴」字的幾種寫法，哪怕在別人眼裡他早已經斯文掃地了，尊嚴和面子早被人扔到爪窪國去了，說話也還要滿口「之乎者也」，以顯示他的讀書人身份。「多乎哉，不多也！」成為別人嘴裡的笑談。
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別人眼裡的可憐之人，他自己卻一點兒也沒有感覺。如果這時候孔乙己放下架子，去拉黃包車，拋棄所謂讀書人的面子，去給人打個零工，也是可以養活自己的，換一個活法，他是完全可以活出個人樣子來的，根本不必忍受別人的白眼和歧視，也不至於最後活不下去，窮困潦倒地死去。這樣的一個人，怎麼不讓魯迅先生可憐而又可恨呢？所以說，魯迅說他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是完全正確的。
魯迅當年棄醫從文，有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拯救國人的靈魂」，以拯救靈魂而「救國」。無論是阿Q也好，還是華老栓父子和那些看客也好，還有孔乙己也好，他們的身上都有著中國傳統文化和封建社會裡一種可悲的文化因素，那就是固守著某些規則，寧願愚昧至死，也不願意去改變，去變革。所以魯迅對他們是可憐加可恨。一直到今天，我們的一些傳統思維和封建文化的糟泊，仍在一些國人身上遺傳著，突出地表現著。今天許多人身上依然有著「可憐之人的可恨之處」，相信魯迅先生如果活著，還會用他犀利的筆，去指責，去批評，去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