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人口變動 把握未來政策導向

　過去的2018年和2019年相繼正逢改革開放40年和新中國成立70周年，各學術領域都在回顧40年或70年的變遷，人口學也不例外。中國人口變動的發展進程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政策變化密切相關，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21世紀初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進入了穩定低生育率和接近人口零增長的時代。回顧中國人口變動及不同階段的主要推動力，有助於我們更為科學地解釋當前的人口形勢、更為準確地把握相關政策的未來導向。

　　人口轉變過程指的是一個人口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的形態，經歷死亡率降低和生育率降低，過渡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全過程。李建民在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系統全面地回顧了中國人口的變化，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變化，其中幾個主要人口指標變化的年份值得在此重述。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口的死亡率在新中國成立後快速下降，在8年間降低了50%，與此同時下降的還有嬰兒死亡率和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在20年間有更大幅度的下降。生育率下降雖然滯後了20年，但其下降速度極快，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一對夫婦平均生育6個孩子，下降到1980年的2.31個孩子。生育率在這個水平上波動10年後在1990年再次下降，1992年降至低於更替水平的2.05,1996年進一步降至1.8以下。根據王廣州等學者的估計，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在21世紀基本穩定在1.6或更低，除了2016、2017年因生育政策調整釋放了積累的二孩生育潛力而略有升高，其他年份均在1.3—1.6之間。

　　由於生育率降低和出生人口的減少，16—64歲勞動年齡人口自2013年起持續減少，隨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高峰的人們陸續超出勞動年齡，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將會加速，估計至2050年將減少2億人左右。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以人口老齡化為主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自2011年以來，中國人口老齡化進入快速推進時期。王廣州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勾畫了人口老齡化發展進程的幾個重要特徵和年份，如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過8%的大致時間為1984年前後，在新中國成立70年間的後35年人口老齡化處於比較穩定且快速發展的過程，總人口的平均年齡從1994年的不到30歲提高到2019年的接近40歲。而在下一個7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在2059年達到4億左右的峰值，其占總人口的比例將保持在30%以上，而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將在2070年前後達到1.6億左右的高峰，占老年人口的比例約40%。李建民將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驅動力分為三個階段，2010年之前人口老齡化的主導力量是生育率下降和低生育率，2010—2040年為老年人口的增長，2040年以後的主要驅動力則為長壽。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年間，中國人口無論在數量、結構還是生育、死亡和遷移等方面，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中國人口已經完成從高生育率和高增長到低生育率和低增長的過渡，並將在2030年前後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與全球平均水平和各地區的變化相比，中國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從高增長行列以相對較快的速度移至負增長行列。根據聯合國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版預測，中國將在21世紀後半葉維持在幾乎是全球最低的增長水平。雖然有相似人口增長路徑的國家不僅是中國，如韓國、泰國和古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變化均與中國極其相似，但中國人口規模巨大，這種「壓縮」型的人口變化無疑會帶來相對較大的影響。陸傑華分析了中國人口進入負增長時代的特徵及其對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可能影響，認為不應忽視人口負增長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需要儘快研究應對人口負增長時代的主要思路及其戰略抉擇，包括對人口負增長趨勢的宏觀把握、明確中長期人口發展規劃和重大發展任務，明確重點和需要優先解決的議題，重視人口結構思維方式、轉變控制人口的觀念，積極研究借鑑國際經驗和教訓等。

　　由於死亡率的變化緩慢且方向穩定，國際遷移也不可能對中國人口變化產生顯著影響，21世紀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人口負增長速度以及負增長慣性的積累將主要取決於生育率變化。關於中國人口的生育率長期以來都是研究的重要議題，2019年仍有不少對生育率的估計和分析，儘管分析方法不同、估計結果也在數值上略有差別，但中國人口的生育率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的低生育狀況具有群眾生育意願低、育齡夫婦生育二孩比例低、婚育年齡不斷推遲的特點。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這些人口現象和特點預示著中國存在陷入極低生育率的風險。需要對其後果有充分的認識並加以重視，及時制定和採取應對措施。吳帆分析了66個國家或地區在生育率轉變後進入低生育率或極低生育率及其持續時間的情況，總結出低生育率陷阱並不是偶然的存在，其風險已經在向更多國家和地區蔓延；儘管有些國家從未進入低生育率陷阱或生育水平呈現從極低生育率回升的趨勢，但擺脫低生育率陷阱並不容易。從全球來看，低生育率陷阱的風險正在從歐洲和東亞擴散到東非、東南亞和加勒比地區，不僅局限於已開發國家，也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蔓延，中國已處於低生育率陷阱的高風險期，顯然不利於中國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

　　中國人口變動的70年歷程，既具有與全球人口變動尤其是亞洲人口轉變的相似共同點，也具有其特性，人口變動與社會經濟發展和公共政策變化演進交織並相互影響，尤其是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變化和公共政策對生育、死亡、遷移的影響，錯綜複雜並在相對較短時期發生變化。因此在回顧中國人口變動歷程時，有必要將中國人口變動置於國家和全球的變化背景之下，理清不同時期影響人口變化的主要因素和關鍵推動力，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科學評價不同階段人口變化影響因素尤其是公共政策和政府干預的作用，從而為研究未來的政策取向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依據。不過，現有關於中國人口變動歷程的研究中，側重對宏觀人口現象的「單線」描述多、將人口變動與社會經濟和政策變化等多條線索相結合的分析相對較少。尤其在很多數據和相關資料缺乏的情況下，政策變化相對容易觀察，從而有可能由於簡單化地忽視了多種影響因素而高估了政策的作用，其結果是沒能全面和完整地呈現歷史演變，很可能提供有偏差甚至是錯誤的決策依據。例如對20世紀70年代中國生育率下降的分析尚不夠充分和深入，對中國生育轉變進程及其在不同階段的影響因素進行更全面和多視角的分析，將有利於更好地理解和更科學地評價不同階段生育政策的作用。

　　中國人口變動及其帶來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家庭和個體層面；而在家庭和個體層面發生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家庭決策和個體行為，從而會影響到宏觀的人口變化。在研究人口現象和相關議題時，更需要將宏觀的人口變化與家庭和個體層面的變化相關聯，從而可以更為合理並深入地解釋人口變化的影響因素和影響機制，產生富有政策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尤其在相關政策討論中，不僅要關注人口指標，更應當拓寬研究思路和分析視角，考慮在人口和社會經濟背景下政策對家庭和個體的影響。鍾曉慧應用「積極家庭」的政策分析框架，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不同公共政策對家庭的影響，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個體工商戶政策等「放開的政策」激發了家庭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對家庭有重要的積極影響。這一研究視角啟發我們在討論與家庭相關的人口政策時，需要考慮政策可能對家庭產生的影響和後果，政策的作用是能夠支持家庭發揮所有成員的潛力和能動性，以最為適合的方式實現對家庭幸福的美好追求，而沒有必要直接干預家庭成員的行為。基於中國人口態勢，胡湛和彭希哲提出在相關政策討論中應當對「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做出全新詮釋，儘快實現從「有計劃的按政策生育」轉向「有計劃的家庭自主生育」，即倡導夫婦根據個體條件、家庭狀況以及對社會經濟環境的判斷而自主地決定生育計劃。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完成了人口轉變的整個過程，並穩定在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狀態。21世紀中國人口的總量負增長、結構老齡化的態勢已然確定，需要根據這些人口變化趨勢重新思考中國人口研究和相關政策討論的取向。中國的人口轉變，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和公共政策包括人口政策的合力推動下快速完成的，應對未來挑戰，更需要公共政策尤其是家庭相關政策發揮新的積極作用。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鄭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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