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大都「舉世紛紛名利逐」，但也有人「榮名利祿雲過眼」，北宋曾鞏便是一例。
他在一些地方主政時，對自己的政績從不張揚和炫耀，每次上書皇帝，他只說些盡孝養親之類的尋常事，其它隻字不提。
有人曾說這恰恰是曾鞏的「短處」，以至造成人們評價他「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其實，真實的曾鞏不但能寫一手錦繡文章，不愧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為官清廉、做事幹練，是一位難得的好官。
除 霸
曾鞏曾歷任齊、襄、越、洪、福、明、亳諸州地方長官，均有建樹。
他任職齊州（今山東濟南）時,有一周姓富戶，其子周高為富不仁，橫行鄉里，民憤極大，但周家「力能動權貴」，與地方官吏沆瀣一氣，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曾鞏初來乍到，便以此為突破口，派屬下廣泛收集證據，迅速將周高法辦，百姓拍手稱快。
章丘一帶有一夥叫作「霸王社」的土豪，殺人越貨，無惡不作，曾鞏經過周密策劃和部署，派兵將他們悉數抓獲，一舉端掉了這個犯罪團伙，將31名罪犯繩之以法。
為保一方平安，曾鞏在齊州還開創了「保伍」之法，以5戶為一保，監督出入，實行外來人口登記，有土匪盜賊則鳴鼓相報。
通過一系列治理措施的落實，齊州盜劫等犯罪現象明顯下降，由治安案件多發之州變成了平安之州，風氣為之一清。
他任滿離開齊州時，齊州老百姓緊閉城門，極力挽留，不願意他離開。
改 革
封建官吏為了保住烏紗帽和既得利益，往往收斂鋒芒，明哲保身。而曾鞏則力主改革，為農民減負，維護百姓利益。在任福州知州時，他上馬管官下馬管民，全力治理弊政。
其時當地佛教十分盛行，有「城裡三山千簇寺，路上行人半是僧」之說。因為寺廟承擔的賦稅少，於是寺廟的「度牒」便非常走俏。「度牒」作為僧人的身份證，被拿來賣錢，並用於少交賦稅，寺廟也因此大肆掠奪民田而發展壯大。於是大量的賦稅便轉移分攤到農民頭上。
曾鞏了解到這一情況後，曾怒斥道，「閩王舊事今何在？惟有寸寸供佛田」。他經過充分的調查，首先減輕農民的賦稅，又採取強制手段，拆除了兩座不法寺院，堵截腐敗的源頭。這些改革措施，遏制了僧侶階層權力的惡性膨脹，一定程度減輕了農民的賦稅。
曾鞏還敢於向自己開刀。他的知州前任留下一塊面積很大的菜園，僱人耕種所得頗豐。不僅滿足了州府上下吃菜，而且還有餘額賣到市場，導致菜價下跌，影響菜農收益。
曾鞏了解到這一實情後，憤慨地說：「太守與民爭利，可乎？」官員應該設法增加農民收入，怎麼能與民爭利呢？他立刻取消了這個「富官傷民」的菜園子，老百姓為之擊掌叫好！
恤 民
曾鞏勤於政事、體恤民間疾苦，更是有口皆碑。史料記載了他主政洪州（今江西南昌）時的兩件事，即抗瘟疫和擁軍不擾民。曾鞏剛到任就遇上了一場瘟疫，「病倒者十之七八」。他臨危不懼、從容應對，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聘請專門醫生、遍訪民間單方、開放官舍安置等等，使瘟疫得以有效控制。
又曾有軍隊過境，朝廷要求安排上萬人軍隊的食宿，曾鞏將洪州劃分成幾個區域，準備好住房、糧草、灶具，保障了軍隊補給和食宿之需，絲毫沒有驚擾當地百姓。時有民謠頌之「萬千車馬過家門，靜安如無不擾民。」
曾鞏出任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時，了解到越州這地方有個老習慣，那就是從酒場徵收賦稅，供衙門使用。曾經有一段時間，酒場錢有限，不夠財政開支，州上便想了個法子，不足部分分攤到百姓身上徵收。當初確定了7年的期限。
然而，期限已到，官府卻「責賦如初」，橫徵暴斂，絲毫沒有停止的跡象，老百姓怨聲載道。曾鞏了解情況後，很快停止了這筆賦稅的徵收。
曾鞏在越州還碰上一場饑荒，災情嚴重，民生凋敝。考慮到常平倉（古代一種調節糧價的方法，建造倉庫儲備糧食，糧價低時就從外面買進來，糧價高時就平價出售）的糧食不夠救濟災民，而遍布鄉野的百姓又不方便到外地購糧，為解燃眉之急，曾鞏便安排人廣貼告示，要求各縣富戶如實申報自家糧食的儲量，並發布政令，准許他們以比常平倉糧略高一點的價格向百姓出售，從而使饑民能夠就近買糧。
同時，他還籌集了5萬錢的資金，借給無錢的農戶購買種子。曾鞏採取的這些措施，不僅使越州大災之年沒有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還為災後恢復生產創造了條件，不久，廣袤的田野上又泛起了新綠。
縱觀曾鞏的一生，39歲考上進士，除了京城的任職經歷外，大部分時間在地方基層，所到之處，打擊惡霸、減賦救災、恢復生產，為老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實事、好事，受到了好評。他不但是一位文學家，更是一位實幹家，只不過在那個文化重於經濟、詩文貴於粟粒的特殊時代，其行政才幹被耀眼的文名所掩蓋罷了。
摘編自《群眾》2019年第22期，原標題為《除霸愛民的好官曾鞏》
作者：向賢彪
責任編輯：張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