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26期文化產業評論
3月份，作家余華在沉寂了八年後出版了長篇小說《文城》。《文城》出版不久，余華受邀參加了一個教育機構舉辦的演講，主題是「如何在中高考中寫好作文」。這場演講過後，有人將余華的現場照片發布到網上，配文「文學已死」。如今的時代，段子、視頻、頭條成為更契合社會表達的渠道，嚴肅文學處境尷尬，顯得無比荒謬。純文學圖書市場正在以瘋狂的速度縮水，一些中國作家難逃下海的命運。中國文學死了嗎？文學時代的變遷又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文化產業評論（ID：whcypl）帶您一起探討。
作者 |叉少
編輯 |可可文
來源 |往事叉燒
正文共計5220字 | 預計閱讀時間14分鐘
3月份，寫出《活著》的作家余華，在沉寂了八年後，出版了長篇小說《文城》。
《文城》出版不久，余華受邀參加了一個教育機構舉辦的演講，主題是「如何在中高考中寫好作文」。
余華登台時，主持人說這場演講：「不談文學，只談作文」。之後不到十分鐘的演講中，頭髮花白的余華眯縫著眼，全程低頭念稿，還是說得磕磕絆絆。
余華真的窮到要給培訓機構站台嗎？顯然不是。噹噹新書銷售榜單上，《文城》保持著近30日第一的位置。
而榜單第三名，是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劉擎的《西方現代思想講義》。劉擎近期不僅參加了《奇葩說》，余華參加的那場作文培訓演講，他也是到場嘉賓之一。
這場演講過後，有人將余華的現場照片發布到網上，配文「文學已死」。網友補充道，余華是1977、1978兩屆高考落榜生，他能教好作文嗎？
文學的黃金時代
1977年，高考恢復，余華在志願一欄填寫了北大和清華，但是落榜了。之後他在衛生學校學習了一段時間，被父親安排進了海鹽縣武源鎮做牙醫。
余華每天都幹著同樣的一件事情，看患者的嘴和牙齒，手握鋼鉗，工作八個小時。
空閒的時候，余華會走到窗口，衝著外面的大街發獃。他發揮著自己的想像力，假設「心臟在大腿裡面，牙齒和腳趾混同起來」，然後心裡突然湧上一股悲涼。余華不甘心自己一輩子看著這條大街做夢，於是開始了寫作。
八十年代初期， 幾乎所有的編輯都在認真地閱讀讀者自由來稿，一旦發現了好作品，整個編輯部都會興奮起來，互相傳閱。
當時寄稿件不用花錢，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個角，刊物就可以免除郵費。余華的作品免費地在各城市間旅遊，要是被退稿了，就用膠水粘上另一個雜誌的地址，再扔進郵筒。
二十三歲那年，余華接到了《北京文學》的電話，編輯告訴他，他投稿的三篇小說都可以發表。
1983年11月，距離余華開始拔牙已經五年，他離開海鹽，到位於王府井的《北京文學》編輯部改稿，正式開啟了寫作生涯。
同一時間，莫言正在部隊當教員，期待通過自己的良好表現博得領導的賞識，順利提干。但總政治部忽然下來的文件澆滅了他的激情，「所有幹部必須經過院校或者是訓練大隊的培訓才能提干。」
年輕時的莫言
文件下達後，莫言心情極度苦悶。他不想復員返鄉，回到高密縣東北鄉的麥田中，過著終日勞作沒有盡頭的生活。 於是他把文學當作人生的機會，發瘋閱讀寫作。
當時，兩篇短篇小說的稿費相當於一名幹部三個月的工資。
1981年，莫言在保定文聯辦的《蓮池》雜誌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一年後又發表了《丑兵》。
小說給了莫言命運的轉機，政治部副主任和宣傳科科長推薦他破格轉干，他還接到調令，從河北保定的狼牙山腳下，調到北京長城腳下的延慶。那個年代，寫作是很被重視的能力。
1987年， 莫言寫出了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畢業沒多久的張藝謀想拍這個故事，莫言就把電影版權以800元的價格賣給了張藝謀。
莫言和張藝謀
三十年後，莫言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他說：「 直到現在，我依然動用的還是我二十歲以前積累的生活資源。二十歲以後的東西，基本上還沒有正兒八經去寫。」
變遷的鴻溝
莫言十歲不到，就趕上了自然災害。為了填飽肚子，野草、樹皮，什麼都吃，被餓出了想像力。
1961年春天，村裡的小學拉來一車亮晶晶的煤塊，他和小夥伴一擁而上，每個人搶起一快煤，咯嘣咯嘣啃起來，覺得煤塊越嚼越香，還說「味道好極了」。
余華的生活經驗則來自童年的醫院。
因為父母都是醫護人員，余華幾乎是在最殘忍的環境中成長。父親的身上總是沾滿血跡，即使是口罩和手術帽也都難以倖免。從手術室出來後，父親會對余華看上一眼，叫他去食堂吃飯。
那些因病去逝的人，在他們的身體被火化之前，都會在余華家對面的太平間裡躺上一晚。他幾乎每晚都能聽到淒涼的哭聲，甚至有時候在睡夢中被哭聲吵醒。
念中學時，余華從大字報上領略了人的想像力。文學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發揮，虛構、誇張、比喻、諷刺……他看著這些他都認識的人，用怎樣惡毒的語言互相謾罵，震顫不已。
他曾近在咫尺觀察過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裡面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那個犯人在槍斃之前，雙手已經提前死亡。
《活著》
和莫言一樣，來自混亂年代的殘酷記憶構成了余華創作的源泉。二十六歲開始，余華寫下了大面積的血腥和暴力。三年內，他創作的八部短篇小說中，二十九個人在他的作品中非自然死亡。
時代記憶是如此深刻，以至於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一大批作家湧現出來。在作家行列里，除了余華和莫言以外，還有賈平凹、閻連科、王安憶、嚴歌苓、蘇童、劉震雲、北島、韓少功、張煒等中青年。
這是一批看魯迅文章長大的作家， 在他們小時候，魯迅是一個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內容的重要詞彙。但市場經濟發展以後，魯迅筆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紛紛用進餐飲業和旅遊業，還有人直接拿魯迅本人作為廣告代言人。
余華經過武漢一家專賣臭豆腐的小店，店門口聳立起魯迅叫賣臭豆腐的廣告牌。廣告上用的是一張魯迅抽煙的經典照片，只是將魯迅手上的香煙換成了一串臭豆腐。
下海的中國作家們
2012年，莫言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第二年的中國作家富豪榜上，莫言以年度版稅收入2400萬元排名第二，而幻想小說作家江南以2550萬元收入位居榜首。
2019年時，莫言的名次則跌到了32名，大冰、苑子豪、張嘉佳、劉同、張皓宸都在他之前。
純文學圖書市場正在以瘋狂的速度縮水，獨屬那個年代的一手經驗再難以吸引到新一代年輕人。而郭敬明的《小時代》前兩部，總投資四千萬，累計票房八個億。
純文學作家們也嘗試了一些突圍之法，比如2020年8月，《晚熟的人》上架時，莫言去抖音上做了新書宣傳。
他發布的視頻，第一條點贊61.1萬，第二條6.4萬，而最新的一條只有寥寥四千。
即便當當網和莫言本人帳號都在視頻帶貨，《晚熟的人》當天銷量也只有1.5萬。在豆瓣上，王俊凱的圖文寫真《十九歲的時差》有1.6萬人讀過，而莫言《晚熟的人》只有4千人讀過。
莫言新書發布後一個月，茅台舉辦了一次高端定製軟文大賽，要求每人創作一篇不少於2000字的散文，用於APP下載宣傳。
參與這次採風創作的，是以莫言為首的十位「茅盾文學獎」得主。
莫言為九百九十九斤九兩茅台酒封壇
莫言的文章題目是《莫言：對於茅台酒而言，任何的形容都顯得單調》。
作家阿來則寫了一篇《香茅的茅，高台的台》，文中引用古典文化：「古代茅草在中國禮儀當中是非常重要的，古代人壘台子望遠，擁有非常美好的傳統文化氣息。」他建議從中國的詩歌傳統深度挖掘這兩個字，還提議從24節氣深度挖掘生產流程的文化。
「神像被搬下了神壇，讚美歌變成了流行樂。」 人們很難把中國文學的脊樑與軟文寫手這兩個身份聯繫起來，文學與功利之間形成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契。
比起余華和莫言遇到的商業化困境，賈平凹面臨的爭議更為激烈，被直指「學閥」、「特權」和「世襲」。
3月初，賈平凹之女賈淺淺的詩歌在網上廣為流傳。她的許多詩，不但充斥著「屎尿屁」，還透露著一種強行分行的雞賊。比如那首《真香啊》：
晴晴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們跑去
郎朗已經鎮定自若地
手捏一塊屎
從床上下來了
那樣子像一個歸來的王
賈平凹與賈淺淺
指向賈淺淺的爭論，最終波及到了賈平凹本人。根據媒體報道，在賈平凹成為陝西省作協主席的2007年，他就入股了一家高科技工程材料公司。字畫領域也成為他的變現途徑，如今他的一尺字可以賣到幾萬塊錢。
文學之外的邊角料過多，以至於那本著名的《廢都》都遭遇了再次審視。
恰飯的要點
八十年代，這些中國當代文學的中堅力量曾是最勇敢的一批人。
當時中國大陸被毀壞的文學體製得以重建，余華、馬原、蘇童、格非、葉兆言等先鋒作者文學作者不滿當時小說敘述形式的單一，開始追求敘述的多元。 許多文學雜誌將這批「不聽話」的作者拒之於門外，認為他們寫下的不是小說，而且有政治風險。
這些作者沒有因為三言兩語就改變了寫作方向，仍舊堅持投稿。當時巴金在《收穫》雜誌擔任主編。他支持了這一批敢於表達的年輕人，1987年《收穫》的第五期和第六期，推出了先鋒文學專號。
余華在書里寫：「有點像美國的作者在《紐約客》發表小說那樣，不同的是《紐約客》的小說作者都是文學的寵兒，《收穫》的先鋒文學作者是當時文學的棄兒。」
最初動當作家的念頭時，他們都是為了吃飽飯， 但當他們真正開始寫作時，一字一句都流淌著這片土地上真實發生過的、能觸動到人心的經驗。余華寫出了《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莫言寫出了《生死疲勞》《蛙》《豐乳肥臀》。
在他們取得了文學層面的成功之後， 人們還期待他們沿襲文人風骨，給出有批判性的見解，啟發公眾理性思考。
但作家們似乎沒能承接住。
回到余華講作文的那場演講，從現場視頻來看，他給出了幾條關於應試教育的建議。
余華說：「他們不一定能細讀全文，但是他們有一雙火眼金睛，專門看作文閃亮的地方。所以，如何寫出亮點至關重要。」
他還提醒學生，「事先準備的素材可以應對不同作文題目」，希望他們能抓住重點。
余華可能沒有意識到，他所傳授給中高考生的這些訣竅，恰恰映射出了純文學式微背後的深層原因： 一切寫作以功利為導向，要麼為了升學，要麼為了成名。
文人還能做什麼
余華講中高考作文的那家培訓平台，也曾邀請娛樂明星——陸毅和鮑蕾夫妻、陳小春和應采兒夫妻參與公司的新品發布，他們的孩子也在這家培訓機構就讀。同樣的事情到了余華身上，大家就不能接受了。
其實，莫言、余華可能找錯了下海的方式。
就在余華作文演講的前幾天，許知遠在《吐槽大會》上獲得了大量讚美。
許知遠用魯迅《秋夜》里的語句諷刺金星。原句是：「在我的後院，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節目中這句話被化用為：「我估計魯迅聽完金星說的，一句是髒話，另一句也是髒話。」
小學課本里的一句化用也被認為是有文化的表現。
《吐槽大會》上的許知遠
許知遠是專欄作家，但人們不知道他寫過什麼；他是書店創始人，但他的書店屢次瀕臨倒閉；他在為梁啟超寫傳，銷量也不高。直到上了一次《吐槽大會》，他念了脫口秀編劇修改潤色的稿子，「有文化」才成為一個被承認的標籤。
如今的時代，段子、視頻、頭條成為更契合社會表達的渠道，嚴肅文學處境尷尬，顯得無比荒謬。
曾經扶持過一批文學前輩的《收穫》仍然在出版，只是已經沒人看了。為了籠絡年輕人，《收穫》做起了閱讀APP，但和其他的閱讀APP一樣，毫無起色。
多年前，肖全為余華在團結湖附近拍下一張照片。
1993年的團結湖附近，荒涼得像個四線城市郊區，只有孤獨的電線桿和公交站牌。而今時今日的團結湖，挨著工體，靠著三里屯太古里，成為北京潮流文化的集聚地。
也許一切就像余華在他的雜文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說的：「近四十年中國人的心理變化就像社會的變化那樣天翻地覆。當社會面目全非之後，我們還能認識自己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余華如果正確認識自己，就不會去講應試作文，而是拉著莫言登上脫口秀的舞台。或者成為《吐槽大會》的飛行嘉賓，向所有讀者展示作家特有的幽默。
那樣，效果肯定比許知遠更好。
部分參考資料：
[1]《莫言是如何走向寫作之路的》，今日名流，葉開
[2]《我是怎樣走進文學的》，莫言
[3]《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余華
[4]《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余華
[5]《你那麼努力，終於可以為茅台寫軟文了》，花兒街參考
[6]《認為余華教作文就是「文學已死」，是對文學的誤解》，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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