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夾雜在滾滾人流中的劉德先牽著滿身塵土的大馬，迷茫回眺著家鄉的方向。他明白，這次離開吉安府吉水縣遷往湖南或許是惆悵中帶著希望。離大道不遠的江水中，一艘艘木船鼓著大帆，船上那些離開家鄉的人們，也和劉德先一樣，流露出複雜的神態。這些吉安人根本沒有料到，政府組織的江西大移民會一直延續到改朝換代之後的清王朝雍正二年，並在將來留下「江西填湖廣」的歷史記憶。
從明王朝統計的數據來推測，洪武二十六年至萬曆六年的近200年里，明代的「湖廣填四川」，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江西填四川。或者說，至少312萬的江西人口在往湖廣流動的同時，又與湖廣人口一道，流向四川、流向雲貴。
隨著政治中心的向東遷移和運河、長江、贛江、珠江成為貫通中國南北的唯一一條水道，又因飽經宋金、宋元、元明之際的戰亂，兩湖平原已早是人口稀少、土地荒蕪。而江西卻經過宋元時期的發展，成為中國第一人口大省。與此同時，湖廣的面積卻是江西的2.5倍。人口與土地的這種關係，成為「江西填湖廣」的基本原因。隨著明朝統一戰爭的進行及明初移民政策的推行，出現了明代江西人口大量流入湖廣的所謂「江西填湖廣」現象，並直接引發了「湖廣填四川」。與此同時，大量的江西人口也經由湖廣流向河南、四川、雲南、貴州。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既使江西和湖南、湖北二省的經濟聯繫更為密切，也使這一地區以江西商人為紐帶，形成一個大的地域性市場，兩湖地區因而有「無江右不成市場」之說。
明清時期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漢、晉、唐、宋時北方人口的向南流動有著很大的不同。北方人口多是在戰亂發生、生命受著威脅的情況下南遷的，並在遷移地聚族而居、聚鄉而居。明清時期湘鄂贛地區特別是江西的流動人口則不是這樣，他們大體上不存在生命受到威脅的問題，他們是為著尋求更為優越的生產和生活環境而流動。因此，這種流動更具有經濟特色而更少政治特色，或者說，除了洪武年間，他們是經濟移民而非政治移民。遷移的方式則是個人或小家庭的流動。他們融入當地居民之中，或與他鄉移民、他省移民雜居。從這一意義說，他們更少安土重遷的情結，從中也可以看出社會發展的作用。
明王朝萬曆年間任職瀾滄兵備道的王士性寫了一本《廣志繹》，書中極稱江西人特別是撫州人的善於經商：「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撫州。」又稱江西人在開發西南過程中的地位「滇雲地曠人稀，無江右人不成其地窗」他曾經派人巡視中緬邊境，回報說只要有居民點的地方，那裡的頭目往往是經商至此定居的撫州人。
更耐人尋味的是，南城縣商人肖明舉經商至滿刺加（今馬來西亞馬六甲州），明朝正德年間（1506-1521年）還作為滿剌加國的通事（使者）來到北京，仍然公私兼顧，採購了一船船的貨物往回拉。明朝臨川四大才子之一的艾南英自豪地聲稱：追隨太陽的雁尚且不能到達的地方，我家鄉的人仍在那裡形成聚落。當然，洶湧流民潮和工商潮帶來的，有經濟的發展，也有奢靡之風的興起。
江西人口的向湖廣流動，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向人少地多處流動，繼續從事農業生產；二是向城市流動，成為商人、手工業者、傭工；三是在城鄉之間流動，從事商業和手工業活動。也就是說，江西農民在地域的變遷中，也有相當部分發生了職業的變遷，即棄學從商或者棄農經商或從工。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江西工商人口的流動問題。
江西人口特別是工商人口向湖廣的大規模流動，對湖廣以及江西自身的社會風氣和社會生活產生了一系列影響，最顯而易見的便是經商以及由此而來的奢靡之風的盛行。湖廣地區經商之風和奢靡之風是相輔而相成的，商業的活躍，導致了風俗的奢靡。這種風氣在明代大約發生在成化至嘉靖時，經過明末清初的大規模戰爭，因經濟的凋敝，風俗重歸於簡樸。至乾隆以後，隨著經濟的復甦，風俗又趨於奢靡。當然，這只是與本地過去的習俗比較而言，對於東南發達地區，則仍屬「節儉」。這種差異，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所致，同時又對城市的繁榮狀況、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商品的種類和品質要求產生重要影響。
明朝天順二年九月，刑部所上題本說，該衙門幾乎每天都要收到各地商人赴京投訴的案子，其中最多的是江西商人在湖廣一帶有關債務的糾紛。無獨有偶，成化十年八月，刑部題本又說，「江西人民」攜帶火藥、布匹等物，至四川交易銅鐵，屢起詞訟，請命江西、西南各省嚴加盤查。更有意思的是，萬曆時王士性任雲南騰衝兵備道，屢屢受理江西特別是江西撫州商人的案子，但其中多有欺詐。一怒之下，王士性表示，凡江西撫州人的案子，概不受理。
由於從江西向四面八方輻射出去的商人眾多，經商活動的頻繁，訴訟對江西人來說成了一門職業。
明朝教育的發達培養了大量的人才，他們中的不少人在科舉失敗之後成了訟師、訟棍，成了江西「訟風」的主體。江西多訟師而浙江出師爺，也反映出這兩個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的不同文化精神：前者為異端，其內在精神卻是氣節；後者為附庸，其內在精神則是投機。
與訴訟之風、經商之風和奢靡之風一樣，江西人口向湖廣流動產生的又一重要社會影響，是科舉之風的形成與異端思想的興起。湖廣的文化氛圍嚴格說來是在嘉靖以後才營造起來的。也就是說，它是隨著人口流動特別是工商人口的進入、社會風氣發生變化之後才營造起來的。但人口的流動，在某種程度上卻對江西自身產生相反的影響，即經濟文化發達地區棄農經商之風盛行，從而導致教育與科舉的衰退。
明清時期，就江西的文化精神而論，可分為兩種類型，即附庸文化和異端文化。關於江西的附庸文化，可以官學和科舉的發達來說明，這也是以往的研究者所關注的。但江西的異端文化，卻極少被人們提及，但它恰恰能夠反映出江西的地域文化特徵。並且與科舉文化或附庸文化一樣，對湖廣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五口通商之後中國交通大格局的變化，使江西由中心進入邊緣。從外部滲入的新思潮、新風尚也繞過江西，或沿廣東、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蘇、安徽，向中原挺進並擴散。這些新思潮、新風尚在擴散過程中，又不斷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後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觀念的更新上開始落後。
與此同時，商業資本在戰爭中也遭到毀滅性掠奪和打擊。曾國藩鎮壓太平軍，更以江西為軍費的籌集地。5年之間，在江西徵得白銀八百四十萬兩，占湘軍全部軍費的一半以上，接近清政府在嘉慶年間為鎮壓白蓮教起義而在兩淮鹽商中征取的全部「捐輸報效銀」。這個數字，對於素稱富有的兩淮鹽商也難以承受，何況以小本經營為特色的江西商人。
內外種種原因的震盪和變化，曾經在中國西部地區獨領風騷並在國內市場與徽商、晉商三足鼎立的江西商人，在活躍了500年之後，迅速走向衰落，並基本上在國內市場喪失了地位。
江西商人雖然有人數多、操業廣、滲透力強等優勢，但存在著以商脫貧、資本分散、小本經營等先天不足。長時期以個體經營為主要方式，使得本來就分散的資本難以集中，而觀念的束縛，更成為江西商業資本積累的重大阻礙。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及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江西兩次經歷了長時期的戰火蹂躪，人口銳減，山林焚毀，江西商人賴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葉、紙張、木材等生產受到嚴重破壞，景德鎮的瓷器也一度陷於停頓。
從北宋到清前期，運河、長江、贛江、北江一直是國內主要的南北通道，但到清中期，長期以來對山林的超量砍伐及開山造田所造成的後果開始明顯，水土流失嚴重，贛江水運發生困難。幾乎與此同時，運河的淮河、黃河段因黃河泛濫及改道而淤塞，南北水道被攔腰截斷。尤其是京漢、粵漢鐵路修通後，南北運道改走兩湖、河南，江西成了陸運和海運的盲區。雖然後來有浙贛線，也只是在贛東北穿境而過，整個贛中、贛南因遠離交通線，物資流通十分艱難，過境貿易也相當稀少。致使江西商人對外面的新技術、新思想基本隔絕，故最終在競爭中衰落。
來源：
江南都市報 揭哥開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