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了七十餘年，但戰爭對於日本的影響至今猶在，比如現今日本社會仍存在「是否應該愛國」的爭論。在日本，愛父母、愛家鄉、愛學校，這些都沒有問題，但是一談到愛國，就屬於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了。
對日本的亞洲鄰國來說，「愛國主義」教育被名正言順的寫進教材，即便在遙遠的大洋彼岸，美國也將愛國教育當成了道德教育的重大課題。唯獨在日本，人們羞於談「愛國」，連憲法也只寫了「愛和平」，而略過了愛國問題，為什麼日本人羞於談愛國呢？
整個地球，為何唯獨戰後的日本，愛國主義被視為禁忌？這恐怕和日本的進步知識分子有關。在二戰中，很多日本學者反對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日本當局便將其稱為「非國民」，意思可比照於中文裡的「漢奸」。由於大量知識分子被視為「非國民」，遭受到不公待遇，所以他們對於日本舊政府深惡痛絕，對於國家的態度不可能積極。此外，進步知識分子在戰後的反思中，對於絕大部分人在戰爭中受軍國主義政府欺騙，陷入「瘋狂」的狀態感到心有餘悸，所以，對於政府以及其後的國家符號深表恐懼。
二戰中匍匐在皇居外的日本人
另外，新思潮的湧現讓很多知識分子醉心於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遲早要消亡的概念，秉持著這種信念，他們自然而然輕視愛國主義。
知識分子往往在教育界及輿論中擁有強大的話語權，在他們的影響下，日本的年輕人對於國家這樣的宏觀概念根本不關注。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做過一項關於「高校生的學習意識和日常生活」的比較調查，中國、日本和美國是被調查的對象。其中有一項是對於國歌和國旗的驕傲感、親切感和熱愛程度，從調查結果來看，美國和中國有近半的高校生對此持一種積極的肯定態度，而日本高校生的半數則回答「什麼也感覺不到」。
對於國旗和國歌的疏離，就是缺乏愛國意識的直接表現。當然，日本的年輕人對於「愛國主義」這樣的「大問題」不感興趣，跟他們自身的社會地位也有關係，日本社會生活壓力較大，普通人根本無暇思考國與民之間的關係，即便思考，他們也會從價值判斷的角度，做出「不愛國」的舉動。
在二戰後的全球化視野中，很多日本學者都認為：日本人的國家認同和鄉土之情，不僅是一項歷史課題，也是道德課題。這個問題具體到每個日本人身上，簡單說就是「愛國主義」的出發點只能建立在「國家」是好的基礎上，如果國家是「非正義」的，那麼不愛也無妨。
日本戰敗投降儀式
很多日本人小時候從課本中認識到日本曾給亞洲和世界帶來過巨大災難，從而產生了一種愧疚之情，不願意過多的談國家。對於一些經歷過二戰的人來說，過去的歷史堪稱一種恥辱，當侵略戰爭發生時，誰都不敢站出來反對，唯恐自己成為「非國民」，被軍國主義政府強制「愛國」，就這樣成了一名有罪的「看客」，而戰後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又缺乏反省，甚至沒人出來謝罪，所以，戰後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一大堆「市民主義者」，開始否定國民這個概念，一是想減輕一點自己的罪惡感，二是不想重蹈覆轍。
原子彈的破壞力給日本人帶來了巨大震撼
與日本同為二戰戰敗國的德國，雖然也尊重市民是獨立個人的觀點，但是曾經西德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還是規定十八歲以上的男子應為國家防衛而服兵役。保護國家完整，保證國家安全，這是市民神聖的義務，也是世界的常識。但只有在二戰後的日本，人們對於保衛國家的問題卻一言難盡，有人做過調查，詢問日本人「如果日本遭到侵略的話，應該怎麼辦」？不少人回答「逃走」或「投降」。老百姓不認同日本過去的侵略行為，這種對於歷史的價值判斷，影響了對國家的情感。
針對這種情況，深感憂慮的一部分日本人提出了在日本重振愛國主義教育的方法。希望當局修改《教育基本法》，將愛國主義教育加入課本，以扭轉人們對國家的淡漠。改不改法律的討論持續了若干年，關於是否將愛國主義教育放入課本的問題，不少人產生了對立的意見。不管民間呼聲如何，決策者卻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迴避所謂「愛國主義」的言詞。有些人將「愛國主義」拆解成了更細化的問題，愛國主義的內涵，到底是愛「故鄉和土地」，還是「日本國」的概念？或者，「愛國」是一種「態度」還是一種「主義」？總之，這個問題最後卡在了謹小慎微的用詞選擇上，沒有得出任何確定性結論。
當然，即便法律修改成功，其實效果也不會立竿見影。二戰後的日本人，對所謂「愛國主義」這一類詞語抱有強烈的抗拒感。「國家」和「日本」等文字，一旦出現時，很多日本人就會感到不自在。如果「愛國主義」被寫入教科書，恐怕反感「愛國主義」的人會更多。當「愛國主義」這個詞一出現，很多日本人自然而然會表示「愛國主義不應該由國家強制」「這件事是各個人內心的問題」，也就是說，老百姓對於愛國主義早就有了一套自己的價值判斷，無論怎麼修改《教育基本法》，也無法顛倒看法的正負兩極。
戰後日本人的國家意識變得淡薄，反「愛國」的日本人不斷增加。在這件事上，存在著兩種原因：第一，現代多元價值觀思潮的蔓延。日本的先進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民族」之類的詞嗤之以鼻，他們的理想是「美麗新世界」和「全人類解放」，最終目標則是「國家的滅亡」。這點是來自列寧所說的「國家是支配的工具」的思想。崇尚現代文化價值觀的日本人雖然沒有獲得國家的決策權，但在教育界和大眾媒體方面則占有一席之地，他們可以影響日本人的價值觀。
第二，由於日本一直沒有進行過正式的戰爭反思和自省，即便有關於戰爭的思考，也只是思索「戰爭為什麼失敗」，而不是認定「發動戰爭是錯的」。這在很多日本人看來，「不認錯」的倔強反映了國家符號帶有一種先天罪惡屬性，連帶著對日本二戰前的文化、價值觀、精神產生質疑。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人們愛國，恐怕有點困難。
麥克阿瑟與裕仁天皇
另外，二戰結束後，美國對日本的占領一直不斷弱化日本的概念，試圖消除戰前日本社會普遍存在的狂熱民族情緒。綜合以上幾條理由，我們可以發現，由日本知識分子的理想、老百姓自身價值判斷，以及美國的干預三條組合起來的立體影響，讓日本人對「愛國主義」這個詞敬而遠之，日本人對於愛國的難以啟齒是有著深刻歷史根源的。
參考資料：
《天皇與日本國命》戴維·貝爾加米尼（David Bergamini）
《日本文化史》家永三郎
《日本政治》京極純一
《日本的新中產階級》傅高義
《戰後日本的知識分子護憲運動與護憲思想》邱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