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21年前拍攝的短片，最近在影迷圈瘋傳。
它就是程耳導演的畢業作品 《犯罪分子》。
這部短片能火，絕非偶然。
一是它名聲在外，被公認為北電最牛的畢業作品。
用寧浩的話說：這是一部非常有個人氣質的市場化電影，也是我看過的最好的學生畢業作品。
二是時隔多年後，首次露面，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那麼它究竟如何？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
要說《犯罪分子》拍得有多好，多驚艷，倒未見得。
畢竟它只是一個23歲的年輕人拍攝的第一部作品。
再早熟，也難掩稚嫩。
在這部短片中，你看不到《羅曼蒂克消亡史》精緻又頹喪的影像風格，看不到《邊境風雲》極致的警匪對決，甚至看不到《第三個人》里不斷湧現的「對白前捅」，彰顯著一個導演的藝術直覺。
但我們能看到的，是一股不甘平庸的勁兒。
儘管那時候的程耳，技法上還如此青澀，但骨子裡的先鋒性已經初露崢嶸。
《犯罪分子》是他向世界喊出的第一句話。
姿勢不重要，態度才重要。
在絕大多數同齡導演還在想著怎麼拍好一個故事，或者千萬別出技術bug的時候，程耳已經在思考： 我要表達什麼了。
很顯然，《犯罪分子》是一部有話想說的電影。
它不是由故事驅動的，也不是由人物，而是 由創作者的表達欲。
那種慾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故事和人物都退居其後，成為表達的文字和標點。
《犯罪分子》的故事很簡單，一句話就能概括。
它講的是一個人撿了一筆意外之財，被全城通緝。
這個故事，中國大媽們最為熟悉，在《法治進行時》里不定看過多少個版本了。
而影片中還真的有一個新聞片段，是酒店攝像頭拍下的嫌疑人的作案過程。
只見一個身穿黃褐色暗格西裝，禿頂的年輕人，悄悄拿走了地上的皮箱，然後匆匆離開。
這個禿頂的年輕人，就是影片的主角胡天。
程耳用這樣一個新聞片段提醒我們： 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這樣冷靜地去審視別人的行為的。
在法律和普遍道德的裁判下，毫無疑問，胡天是一個犯罪分子。
但程耳想要做的，是繞到新聞的背後，去 呈現新聞沒有記錄以及攝像頭沒有拍下的內容。
胡天是誰？
他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以及做了之後，他又是怎麼想的？
這些內容遠遠超過犯罪行為本身，成為這部短片的 著眼點。
它也是程耳觀看世界的一種角度。
胡天是誰？
程耳用影片一半的篇幅回答了這個問題。
和程耳三部長片的主角比，胡天顯得太過普通。
他只是一個都市中的小人物，正過著糟心的生活。
事業不利，他經營的照片沖印店，生意寥寥。
感情不順，女友離他而去，還帶走了所有的積蓄。
家庭不幸，父親早已不在，母親重病在床，弟弟還在上學。
生活的重擔像一隻無形的巨手，一根根薅掉了這個年輕人的頭髮。
於是禿頂成了他的標誌。
而 更諷刺的是，後來，又成了他的罪證。
面對這樣的生活，胡天既沒有破罐破摔，也沒有奮起反抗，而是介於寧死不屈與隨波逐流之間，活得像一棵野草一樣。
那種態度，讓人想起加繆的《局外人》。
但胡天仍在局內， 他對世間最樸素的情義還保有堅持。
對母親，他十分孝順，想盡各種辦法湊錢為母親看病。
對女友，他念念不忘，時常抱著女友的相片入睡。
對待弟弟，他也盡心盡責。
儘管他無法成為弟弟的榜樣，但他盡力照顧他的生活，當弟弟遭受欺負時，他站出來替弟弟出頭。
這是他能做的事。但每次做完，仍不忘補一句：「你要好好學習，別和我一樣。」
程耳用近乎平實的講述，帶我們走近胡天這個人物。
你很難說，他是一個好人或是壞人。
你只能說， 他是個過得去的人，他也可能做壞事，但是他人不壞。
看到門口報攤的大爺被人欺負，他第一時間衝出去拍照，留作證據。
但這絲毫也不妨礙，晚上回家，他拿起電話，打給幾個關係曖昧的女子，用同一套說辭約她們到家來排遣寂寞。
有情有義與遊戲人間的並置，共同構成了胡天這個人物。
他很真實，很像我們。
04.
如果沒有那次意外，胡天的生活也將波瀾不驚地繼續下去。
母親要再次手術，急需一大筆錢。
胡天在酒店大堂等朋友，卻意外等來了腳邊無人認領的一個皮箱。
在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胡天拿起皮箱，逃走了。
這個衝動的決定，徹底改變了胡天的人生軌跡。
而整個故事最有趣的還不是胡天的行為，而是他身邊的人因為這個事件，自動站成了兩隊。
一隊站在胡天的一方，成為共謀者；而另一隊站在公理良俗的一方，成為譴責者，甚至是揭發者。
前者就包括胡天的弟弟，在電視上看到新聞後，他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給哥哥送去一件新大衣，以免被人認出。
還有胡天的相好小張，為他打起掩護，拖住警察，爭取逃跑的時間。
以及醫院的醫生、護士，特意提前了母親手術的時間，並向警方隱瞞了胡天來過的事實。
而後者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報攤大爺。
他曾經接受過胡天的幫助，但是當警察來調查時，他毫不猶豫地供出了胡天的下落。
你注意那個鏡頭，警察位於畫面中，突然，報攤大爺闖入了畫面，揭發胡天，於是他得以分享整個畫面。
那是關於「舉報者」最貼切的一幅肖像畫， 呈現了一個人急於立功、表現，進而分食權力快感的全過程。
有人可能會問，大爺這麼做有錯嗎？
當然沒什麼錯。
但我想問的是，如果他選擇不供出胡天，有錯嗎？
其實也沒什麼錯。
那同樣是「沒錯」，為什麼他如此選擇？
實際這裡面隱含著一個弱者急於諂媚權力的行為慣性。
看見權力，腿就軟，嘴就松，恨不得趕緊貼上去，這是程耳一個極為犀利的洞見。
後者中還有一個人始終沒有露面，卻極為重要。
就是那個電話里的朋友。
他原本答應借錢給胡天，卻最終失約。這還不算，第二天，他還特地打電話來譴責胡天，質問他為什麼偷錢。
而程耳故意把這個人留白，也不是偶然。
他是想說： 這個人代表的是一類人，甚至是很多人。
當別人遭遇困難時，他們沒有出手相幫，而當那個人走投無路，犯下錯事時，又是同一幫人站出來橫加指責。
他們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再沒轍，也不能做壞事啊！
由此，我們得以看清「共謀者」與「譴責者」之間的分野。
那就是： 你是否足夠了解胡天的為人和他的處境，以及是否對他產生惻隱之心。
這是決定我們如何評判胡天的關鍵所在。
但問題是，我們哪有耐心和機會去了解每個人呢？
我們能做的也只有訴諸於法律以及普遍的道德，並自以為是地過上正義又高效的生活。
好像也只能如此。
但程耳要提醒我們的是：
立場先行的道德感，並不必然指向絕對的正義，那其中也可能隱藏著我們的粗暴和冷漠。
05.
最終，在「共謀者」們一連串的神助攻下，胡天得以成功逃脫。
只見鏡頭中，他露出了歡暢的笑容。
那也是影片中，他唯一的一次釋放。
由這個結尾，我們再看《犯罪分子》，似乎又能悟出另一番味道。
特別是聯想起程耳後續作品中的主角，我們甚至可以把《犯罪分子》視為程耳整個作品序列的大前傳。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先看這三部長片中的主角，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
他們全都是法外之徒。但與此同時，他們又不是無法無天，而是遵從著自己的一套法則。
《第三個人》中的何偉是一個殺人者，但他殺人不為錢，而是為實現一個理想世界，清除那些不夠理想的人。
《邊境風雲》里的毒梟之所以成為毒梟，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他要保護女孩的安全，進而保護自己內心殘存的悲憫。
於是他殺了所有人，自己當老大，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守護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
《羅曼蒂克消亡史》里的陸先生，被人視作「大流氓」。
而「大流氓」貴在一個「大」字上。
他心裡裝著整個上海，誰破壞了這裡的秩序，他就和誰沒完。
程耳偏愛這些「不正常」的人。
他們都做違法的事，他們也都有道德瑕疵，但他們不同於一般惡人的重要差別在於：
他們並不是為蠅頭小利而無視法律，而是用一套自己認定的原則，替換了現世的規則，並試圖主宰自己的人生。
可是，他們的悲劇性也來自這裡。
因為一個人的原則，終究敵不過多數人的選擇。
所以《第三個人》里的何偉，不可避免地在庸俗的生活里學會懺悔；
《邊境風雲》的毒梟想要金盆洗手、全身而退時，也是他行將覆滅之時；
《羅曼蒂克消亡史》里的陸先生，身為幫派頭目，一味想維護舊秩序，不能審時度勢，自然也會被滾滾而來的新時代無情吞沒。
這是屬於程耳的悲觀主義。
他敬佩那些敢於挑釁現實規則的人，但同時他也明白，這樣的人通常都是悲劇收場，難有例外。
從這個角度，我們回看《犯罪分子》，似乎看到了一個例外。
片中的胡天，在面對皮箱時，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收手，服從規則。
一個是伸手，冒犯規則。
最終，他選擇了後者，並得以逃離庸常的生活，奔向自由。
當然，那庸常的生活，慣性是如此之大。
它就體現在每天清晨7:30準時響起的鬧鐘，而聽到鬧鐘的人，無論起床是否有意義，都要穿上衣服起來，假裝有意義地生活。
而在胡天逃亡的那天，鬧鐘終於沒有再響起， 那意味著固有的陳規已經被打破，新的一天才真正到來。
23歲的程耳用這樣一部畢業作品，實際寄託了一種天真的期待，就是那些挑戰規則的人實際並不孤獨，會有眾人相幫。
於是他讓胡天不斷重複那首童謠：拔蘿蔔，拔啊拔，拔不出來。老頭子找老太婆，老太婆找小孫女，小孫女找小黃狗，小黃狗找小花貓，大家一起來拔蘿蔔……
而最終，蘿蔔被拔了出來，人終將獲得自由。
可是， 他後來的電影，卻一再否定了自己年輕時的回答。
這或許是我們重看《犯罪分子》時，會感到驚喜，也同時感傷的原因。
你怎麼看這部北電最牛畢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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