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論|| 同一譯介傳播模式下的譯作傳播影響力差異社會學分析

2019-10-31   翻譯教學與研究

同一譯介傳播模式下的譯作傳播影響力差異

社會學分析

社會學分析——以《紅高粱家族》《酒國》為例

汪寶榮 李偉榮

本文原載《外國語文》2019年第5期,刊發時文字有壓縮,此為原文完整版。

摘 要: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影響力因譯介與傳播模式而異,而同一模式運作下不同譯介項目的傳播影響力也可能大相逕庭,目前學界對後者尚缺乏關注。本文主要運用布迪厄的資本理論,對葛浩文翻譯的莫言小說《紅高粱家族》《酒國》進行案例分析,指出這兩本譯作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影響力懸殊,主要由於西方商業出版社的綜合資本、由原作改編的電影的推動力和作品本身的適銷性這三個傳播要素有異,而這三個要素通過不同形式的資本及相互轉化而運作。文章最後指出本個案研究對提升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影響力的幾點啟示。

關鍵詞:中國文學;傳播影響力;資本;《紅高粱家族》;《酒國》

汪寶榮

1. 引言

近十年來,隨著中國文學「走出去」國家戰略的推進,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研究愈加活躍。國內學界對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的主體(「誰來譯」)、策略(「怎麼譯」)、內容(「譯什麼」)、出版與傳播渠道、目標受眾、傳播效果以及困境與出路等重要問題進行了積極探究。近年來則開始重視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模式研究,且其關注點呈現出從譯介端到出版發行與傳播接受端、從考量單一模式(如「譯者模式」、翻譯策略模式)到構建綜合模式的發展趨勢,但總體上這類研究才剛起步。最近,筆者從社會學理論的視角,分析了「由誰發起+由誰出版」運作機制下五種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模式的運作方式和特點,指出它們都有助於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但西方商業出版社發起並出版+招募或約請漢學家翻譯模式的傳播效果最理想,西方漢學家發起並翻譯+西方商業出版社出版模式次之;還指出同一模式運作下不同譯介項目的「傳播影響力」可能大相逕庭,並以葛浩文(H. Goldblatt)英譯的莫言小說《紅高粱家族》《酒國》為例(均採用以上第二種模式)做了初步分析(汪寶榮,2019a)。但因篇幅所限,未能展開充分論述。鑒於目前學界對該論題尚缺乏關注,本文將在充分論述的基礎上,對如何有效提升中國文學譯作在海外的傳播影響力提出若干對策。

2. 葛譯《紅高粱家族》《酒國》傳播影響力之差異

本文所稱「傳播影響力」是指中國文學作品經由某種譯介傳播模式的有效運作,具體通過涉及項目發起、翻譯、編輯出版、評論推介、營銷流通等環節的「行動者網絡」的建構和運作(汪寶榮,2017,2019b),助推中國文學作品進入目標國(如英語世界)的圖書市場,進而被評論、購買閱讀、研究、編入文集、進入學校課程、進入圖書排行榜、獲獎等接受或認可行為所體現的實際傳播效果。由此可見,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是場域的行為者和機構藉助生產(包括翻譯、編輯、出版)、營銷、流通等手段,最大程度發揮其傳播影響力進而被認可的過程。通常情況下,可基於圖書銷量、英文書評(一般被視為「精英讀者」對作品的評價)、被重要研究文獻引用或推薦、進入排行榜、被提名獲獎等指標,定性或定量考察中國作家作品在域外的傳播影響力。

筆者注意到,《紅高粱家族》英文版1993年由美國維京企鵝公司(Viking Penguin)初版,《酒國》2000年由美國拱廊出版公司(Arcade Publishing)初版,均由葛浩文翻譯,但後者的傳播影響力卻遠遜於前者,具體體現在:其一,《酒國》在英語世界學術場域的知名度和被認可度遠不及《紅高粱家族》,美國漢學家柏右銘(Y. Braester)、瑞士漢學家洪安瑞(A. Riemenschnitter)為著名工具書撰寫的「莫言」詞條,以及《紅高粱家族》被美國的《今日世界文學》雜誌評為1927—2001年出版的「全球40 部佳作」,且是唯一入選的中文小說(Simonsuuri et al,2001:73),均說明了這一點。其二,《酒國》的銷量與《紅高粱家族》相差懸殊。寧明根據美國尼爾森圖書數據公司(Nielsen BookScan)提供的紙質書銷售數據發現,截止2015年8月,莫言9部作品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銷量排名第1的均為《紅高粱家族》(合計20681冊,年均940冊),表明它在英語世界「具有穩定持久的影響力」;《酒國》在以上三國的銷量分別排在第5、6、4位(合計4568冊,年均304.5冊)(寧明,2016:70-71),其年均銷量不及《紅高粱家族》的三分之一,且銷量與之接近的《豐乳肥臀》(2004)、《生死疲勞》(2008)、《四十一炮》(2012)均在《酒國》之後出版,說明這三本書的銷量很可能好於《酒國》。此外,拱廊2000年初版的《酒國》在美國僅賣出44冊(寧明,2016:70);葛浩文也指出,「當年拱廊就是賣不動《酒國》」(Landreth,2012)。再者,2012年10月莫言獲諾獎後,拱廊加印《酒國》一萬冊(Milliot,2012:6-7),而企鵝加印《紅高粱家族》一萬五千本(朱旭冬,2012)。據企鵝圖書集團美國分公司透露,截止2012年10月《紅高粱家族》英譯本總銷量(包括紙質版和電子版)近五萬冊(Olesen & Nordstrom,2012)。對中國當代嚴肅文學英譯本來說,這無疑是驚人的銷量。《紅高粱家族》多年穩定且較大的銷量表明其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影響力遠超《酒國》。

筆者對ProQuest、JSTOR、EBSCO等常用英文資料庫及網際網路進行了全面搜索,找到1993—1994年間刊發的《紅高粱家族》英文書評18篇(詳見文後「表1」),而2000—2002年間刊發的《酒國》英文書評有20篇(詳見文後「表2」),且兩者均有近一半書評刊於英美高影響力媒體上,說明英語世界精英讀者對它們的評論推介力度旗鼓相當。同為莫言小說,同樣由葛浩文發起譯介項目並翻譯,且均由西方商業出版社出版,即均採用了西方漢學家發起並翻譯+西方商業出版社出版模式,為何《紅高粱家族》《酒國》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影響力大相逕庭?筆者認為其根本原因是這兩個項目涉及的三個傳播要素有內在的區別:一是商業出版社的綜合資本(包括實力、聲譽和市場號召力等),二是電影的推動力,三是作品的適銷性(marketability)。而其背後實質上是布迪厄(Bourdieu,1997)所稱「不同形式的資本」的運作及其相互轉化(參見汪寶榮,2014:21)。

3. 傳播要素差異社會學分析

3.1 商業出版社的綜合資本

布迪厄指出,一家出版社擁有的符號資本可用以下指標衡量:公司悠久的歷史、總部所在地、編輯的聲望、旗下作家得過重要文學獎(可轉化為經濟資本和符號資本)等(Bourdieu,2008:130-131)。維京企鵝公司的前身是1925年創辦於紐約的維京出版社(Viking Press),以出版暢銷小說和嚴肅小說馳名英美出版界,1975年被企鵝圖書公司收購。截至2006年,維京企鵝推出的作家中有5人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中4人在《紅高粱家族》出版前獲得),5人獲「普利茲小說獎」,另有多人獲其它圖書類大獎(詳見企鵝官網)。可見該公司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在90年代初已經擁有雄厚的資本實力和依託企鵝集團公司的強大的營銷網絡,在英語世界的出版場域聲譽卓著,市場號召力很大。而作為《酒國》在美國出版發行主力的拱廊的綜合資本實力明顯較弱。該公司1988年由理察·西弗(R. Seaver,1926—2009)創辦於紐約,為小型獨立出版社,創辦以來堅持出版全世界才華橫溢但籍籍無名作家的作品。由於出版的新晉作家作品「大多銷量平平」,致使公司「多年陷入財政危機中」(Milliot,2012:6-7),終於在2009年西弗死後不久宣告破產,次年被天馬出版公司(Skyhorse Publishing)兼并(Anon., 2010)。韋伯指出,拱廊致力於扶持新晉作家的經營宗旨「似乎藐視了市場常識」,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經營困境(Weber,2009)。此外,拱廊出版的圖書由美國時代華納貿易出版公司(Time Warner Trade Publishing)代理發行(見拱廊《酒國》2000年版精裝本版權頁),這表明它可能沒有自己的發行網絡,或雖有但發行實力不強。西弗始終抱定「把全世界偉大的作家帶給美國讀者」的出版宗旨,且堅定不移地支持莫言,他生前經常告訴銷售代理:「莫言有一天會成為諾獎得主。」因此,拱廊先後出版了《酒國》《師傅越來越幽默》《豐乳肥臀》《生死疲勞》,並於2006年從企鵝購得版權後再版了《天堂蒜薹之歌》;莫言獲諾獎後,天馬以拱廊的名義每本小說各加印了一萬冊(Milliot,2012:6-7)。作為迄今出版莫言作品最多的英美出版社,拱廊對莫言獲諾獎功不可沒,但其經營歷史、資金實力、業界聲譽、市場號召力遠不及維京企鵝,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推出的莫言作品的傳播影響力。

此外,企鵝旗下的英國漢密爾頓出版公司(Hamish Hamilton)在2000年同步出版了《酒國》精裝本,次年又出平裝本。該出版社1931年創辦於倫敦,最初專營小說出版,1986年被企鵝收購。目前該社仍致力於出版世界各地的原創小說,但由於是小規模的專業出版社,每年出版新書不超過20本,因而大大限制了其在英國圖書市場的占有率和影響力。漢密爾頓在公司歷史和總部所在地方面與維京企鵝大體相當,但旗下作家獲得過重要獎項、資金實力、業界聲譽、市場號召力等方面遠不及維京企鵝,因而限制了《酒國》的傳播影響力。

最後,企鵝圖書公司在2000年也推出了《酒國》平裝本,但出版後反響寥寥,在筆者所見20篇英文書評中,只有香港的《亞洲周刊》評論了企鵝版。由於《酒國》英文版的出版發行主體是美國拱廊出版公司,作為漢密爾頓母公司的企鵝只是簽約合作出版方,因而可能沒有全力以赴展開營銷活動。葛浩文指出,翻譯小說要在美國賣得好,書評固然有所幫助,但出版商願意投錢展開積極主動的推介和營銷才是關鍵(Berry,2002:23)。再者,《酒國》上市後短期內銷售不好,很可能令企鵝失去繼續營銷推介的動力和興趣。寇志明指出,「企鵝向來靠重印公認的經典作品掙錢」(Kowallis,2012:193),也即企鵝一般不願意做明知會虧本的買賣。美國漢學家白睿文也指出:英美的出版公司不太願意把譯者的名字放在書面上,好像「譯者」這兩個字是書市的「毒藥」;「書商認定美國人對外來的作品不感興趣,就不去做宣傳,書的銷量就更差,於是陷入惡性循環,更加阻塞了美國人了解外界的途徑。」(周飛亞,2013)葛浩文也透露,西方商業出版社「絕對不會慢慢地賣銷量很小的作品,如果放在書店裡兩個禮拜還賣不好,就把它收回、毀掉」(季進,2011:131)。

3.2 電影的推動力

根據原作改編的電影是一種符際翻譯的產品,電影以「全球通用的影像為傳播載體」,比翻譯更容易逾越語言障礙(Lovell,2005),且具有傳播面廣、速度快的傳播優勢。「電影先行,小說跟進」被普遍認為是中國文學海外譯介與傳播的一種成功模式。白睿文指出,「電影在幫助中國文學進入美國市場方面功不可沒」,如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和蘇童的《妻妾成群》都是在張藝謀電影在西方引起轟動後才被英譯出版的,「為了吸引讀者,書的封面往往是電影劇照」(華萌,白睿文,2017:80)。莫言也承認,「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張藝謀、陳凱歌的電影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最早是因為他們的電影在國際上得獎,造成了國際影響,帶動了國外讀者對中國文學的閱讀需求」(術術,2004)。卡希爾(Cahir,2006:142)也指出,《紅高粱家族》《妻妾成群》被普遍認為是「因電影獲得成功而暢銷的國際小說」。1988年2月,《紅高粱》榮獲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金熊獎」,隨即在歐洲各國公映,「吸引了歐洲觀眾的浪漫想像,公映之處均大獲成功」(Cohen,1989:104)。同年10月,該片在美國公映後也引起轟動,莫言的名字開始為美國人所熟悉(Brody,2012)。埃伯特在《芝加哥太陽時報》評論指出,「這部電影講述的簡單質樸的故事蘊含著一種力量,童話般唯美的畫面品質,突如其來的暴力場面觸目驚心,而這些在追求精緻複雜的好萊塢影片中都丟失了」;《紅高粱》的攝影師無意於營造含蓄或柔和色的畫面,而是盡情地將激情的色調鋪滿銀幕,「光是其視覺衝擊力就給觀眾帶來了愉悅感」(Ebert,1989)。隨後該片又接連斬獲多項國際電影節大獎,包括1988年雪梨電影節「電影評論家獎」,1989年法國蒙特婁國際電影節「銀熊貓獎」,1989年布魯塞爾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等。「沾電影之光」的莫言及小說《紅高粱家族》開始享有國際聲譽,初步積累了符號資本,歐美大眾讀者對原作有所期待,其出版後持續熱銷在情理之中。換言之,獲獎電影積累的符號資本可轉移給原作,有力地推動作品的譯介和傳播。而《酒國》至今未被成功改編為影視作品,其譯作的傳播影響力自然比不上《紅高粱家族》。

3.3 作品的適銷性

莫言指出:「各國的出版社都很敏感,他們希望出版因電影而受到關注的文學原著,我們的作品才得以迅速被譯介。但是,電影只是沖開了一條路,讓燈光照在我們身上,能不能持續受到讀者的歡迎還是看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實際上,張藝謀也不僅僅改編了我們幾個作家的作品,但不斷被各國譯介的就是這幾個人,所以最終還是文本本身的質量決定的。」(術術,2004)葛浩文則指出,一個翻譯出版項目最重要的是選擇目標讀者喜歡的作品,美國大眾讀者愛讀性描寫或政治批評多一點的小說以及偵探小說,而主題思想「比較深刻的作品就比較難賣得動」(季進,2011:124)。這表明普通美國讀者往往出於消遣、獵奇或了解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的目的而讀中國當代小說,因此在美國「適銷對路」的中國當代小說首先要題材吸引人,敘事手法巧妙、文學價值高則往往是第二位的。換言之,就作品海外傳播而言,莫言所謂的「文本本身的質量」還應包括其在西方圖書市場的適銷性即作品本身的「內力」(繆佳,汪寶榮,2018)。同時,鑒於一部譯作的適銷性主要取決於原作的主題思想、寫作技巧、語言特質等體現的文學價值以及譯文本身的質量(葛譯《酒國》《紅高粱家族》均為佳譯,故此處不討論),借用卡薩諾瓦(Casanova,2010:288-290)提出的「語言—文學資本」(linguistic-literary capital)概念,可將原作的文學價值視為其蘊含的語言—文學資本。這種文本內在資本是譯作得以有效傳播和接受的基本條件,是其在目標市場適銷的重要保障。

《酒國》的主題思想隱晦深刻,既有沿襲了五四文學傳統的「吃人」母題,又有窮奢極侈隱射的道德墮落、社會退化、政府腐敗等主題;同時,莫言將丁鉤兒偵察記、莫言與李一斗書信集、李一鬥文集三條情節線並置,因而其情節詭秘曲折,敘事結構頗為複雜(Yue,1999:262-287)。王堯指出,這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先鋒小說」,莫言也自認為《酒國》是其結構上「最完美」的長篇小說(莫言、王堯,2003:149),但目前它在國內的評價「並不高,並不受重視」(季進,2011:126)。《酒國》在國內出版後,幾乎沒有引起評論界的關注;直到2000年後對它的評論才慢慢多起來(李桂玲,2014:45)。葛浩文認為,《酒國》是「描寫當代中國社會最複雜、敘事手法最精巧的小說之一」(Goldblatt,2000:481),它「充滿了爆炸力,其暴露和嘲諷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或中國人在飲食上之持久沉耽,既妙趣橫生,又怨恨流露,在當代文學中並不多見;而結構之新穎獨創,更鮮有能望其項背者」(葛浩文,2010:196),同時指出《酒國》的敘事者冷嘲熱諷、超然物外,不像《紅高粱家族》的敘事那樣能「強化讀者對故事的情感參與」(Goldblatt,2000:483)。甘博內(Gambone,2000)在《紐約時報》書評中援引小說中虛構作家「莫言」批評李一斗所寫小說《神童》的話指出,「有些讀者可能會發覺這部小說『結構鬆散,隨意性太強』」。

由上可見,《酒國》的政治批評對英美讀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其過於複雜且鬆散的結構和散漫的敘事不太對英美讀者的胃口。而《紅高粱家族》的適銷性則高得多:其題材(中國鄉村的狂野、原初的激情、浪漫、暴力、血腥)能滿足英美讀者的獵奇心理和對舊時中國鄉村的浪漫想像,其敘事手法(宏大敘事、傳奇故事的神話化、魔幻現實主義)對英美讀者來說似曾相識,讀起來不會像《酒國》那麼費力。姜智芹(2015)指出,莫言作品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要素包括「高密東北鄉」里的政治演繹、本土經驗中的普世主題、批判與反思的中國形象、小說文本中的媒介元素。顯然,《紅高粱家族》盡占了這些「影響力要素」,而《酒國》只占了「批判與反思的中國形象」一項,這自然會影響其在西方的適銷性。

4. 結語

中國文學譯介傳播是有關行為者和機構通過生產、營銷、流通等手段,最大程度發揮譯作的傳播影響力,進而使其被目標國文學場域乃至世界文學場域認可的過程。因此,譯作的傳播影響力主要取決於譯介與傳播模式;為實現傳播影響力的最大化,應採用有效的譯介與傳播模式,包括西方商業出版社發起並出版+招募或約請漢學家翻譯模式、西方漢學家發起並翻譯+西方商業出版社出版模式。本案例研究還表明,同一模式運作下不同項目的傳播影響力可能大相逕庭,其根本原因是三個傳播要素有內在的區別:一是商業出版社的綜合資本實力,二是電影的推動力,三是作品的適銷性,而三者通過不同形式的資本及相互轉化而運作。

本研究對提升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影響力的啟示有:(1)積極營造更好的「外力條件」,要嘗試採用多種國外行為者或機構主導的譯介與傳播模式,同時探索更有效的運作機制和方式,重點資助並依賴國際聲譽卓著的譯者、出版商、媒體與機構、評論者及專家學者來翻譯、出版、評論、推介及研究中國文學作品,以便構建一個強強聯合的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2)加大把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改編為影視作品的力度,提高中國電影的國際競爭力和傳播影響力;(3)努力培植更好的「內力因素」。中國當代作家要有全球視野,積極吸納國際先進寫作技法,同時要從本國文學傳統中汲取有益的養分,創造性運用獨具一格的東方敘事手法,作品的題材和主題要創新求變,要體現出一種關注人類命運和情感的悲憫情懷,以便寫出具有普世價值的世界級作品。

表1:《紅高粱家族》英文書評一覽表

表2:《酒國》英文書評一覽表

注釋:

韋努蒂(Venuti,2008:48-49)對 「精英讀者」與「大眾讀者」做了區分。精英讀者的書評屬於「有影響的書評——即通過那些權威平台發布、具有極大公信力因而實際上發揮著輿論導向功能的意見」(劉亞猛,朱純深,2015:8)。

柏右銘(Braester,2016)指出,《紅高粱家族》是莫言「最有名的作品」,因張藝謀的獲獎電影而被西方大眾讀者熟知。

洪安瑞(Riemenschnitter,2013)指出,《紅高粱家族》被張藝謀改編為獲獎影片後,令莫言成為「國際知名作家」,評論者們普遍認為這部作品「擺脫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在結構及意識形態上的桎梏,是文學審美上的一大突破」。

關於葛譯項目發起人或機構,參見鄢佳(Yan,2013:183-186)。關於這兩部譯作在翻譯質量、風格及策略上的差異,參見汪寶榮(2020)。

截止2013年3月美國大報發行量排行參見:Top 100 US newspapers listed by circulation. https://www.thepaperboy.com/usa-top-100-newspapers.cfm, 2018-09-22。

1950—2009年英國大報發行量排行參見:List of newspapers in the UK by circul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newspapers_in_the_United_Kingdom_by_circulation#2000%E2%80%932009, 201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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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汪寶榮. 2020. 葛浩文譯者慣習歷時變化考察——以《紅高粱家族》《酒國》為中心[J]. 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1). (待刊)

[39] 周飛亞. 2013. 美國漢學家白睿文:「中國的眼界比我們更開闊」[N]. 人民日報, 2013-12-19.

[40] 朱旭冬. 2012. 莫言獲諾貝爾獎: 微博討論暴增,電商力拚圖書[DB/OL]. http://tech.qq.com/a/20121012/000016.htm, 2012-10-12/2019-02-21.

作者簡介:汪寶榮,香港大學翻譯學哲學博士,杭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碩導,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文學及典籍譯介與傳播、社會翻譯學理論建構與應用、中國翻譯史等。目前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翻譯社會學視閾下中國現當代小說譯介模式研究」(15BYY034)。李偉榮,四川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湖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現任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主要從事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建構、比較文學等研究。

李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