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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第二屆「中國江蘇·揚子江作家周」在南京開幕。三場活動——以南京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文學之都」為契機闡明本屆作家周「文學創造夢想」宗旨的開幕式，聚焦「文學：穩定與變化」主題的論壇，以及第三屆「《鐘山》文學獎」頒獎典禮，在東郊國賓館主會場依次舉行。雖然三場活動各有各的內容，對「文學：穩定與變化」這一話題的討論卻可以說貫穿始終。
今天的中國正發生巨變，我想看看中國的藝術和文學有沒有發生與之相襯的偉大的變化。
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此次討論的靈感源於本屆作家周嘉賓、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完成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博士論文《穩定與變化》，而阿多尼斯在他參加的開幕式和主題論壇兩場活動中都表示了文學對超穩定的文化結構可能帶來的衝擊與改變的讚賞。用阿多尼斯自己的話說，他頻頻來中國訪問，也因為注意到，今天的中國正在發生中國歷史上，也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和經濟的巨變。在這個背景下，他也想看一看中國的文化、社會，特別是中國的藝術和文學有沒有發生與之相襯的偉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又在多大程度上發生了。
重新認識文學穩定與變化的辯證統一
事實上，正因為當下中國文學受到時代的衝擊，並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作家阿來、張大春、畢飛宇和李修文才不約而同強調文學穩定與變化的辯證統一。
阿來表示，改革開放後，文化之門重啟。基於過往的挫折，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解構性的嘲弄與反諷，以及文化多元論，在很長時間裡更容易被國人接受。「反思性、解構性的文化傾向成為一時之風潮，為我們從意識形態和情感世界中祛除假大空的虛偽高調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時至今日，當我們想再往前行，就會發現，這也使得我們來到了一個價值觀的空茫地帶。我們發現文學失去了說是的能力，即建構的能力，從文本審美到社會認知再到歷史判斷莫不如此。而自有文學史以來，中國的文學，從來都在認知力和審美力的鑄造上擁有這種能力。」
以阿來的觀察，在政治、經濟還是科技等領域，當人們在否定什麼的同時，也在努力進行建構的工作。同一時期的文學，似乎只完成了一方面的任務，卻在建構方面少有建樹。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當我們說不是的時候，總是能得到所謂「偏激的深刻」的正向評價，但再多元的文化，也需要有一個健康的主流，這個主流至少有助於健康人格與雅正審美的養成。也正是這個主流維繫著文學最穩定，最持續的一個方面。今天的很多文學，卻似乎已經放棄了這個恆常，而以「求新」和「求變」作為堂皇的藉口，也加劇了這種病相的發展。「很多時候，我們只要是說新說變，就會成為巨大的正確。所以，消費主義的文學藉助了網際網路這樣的新型媒介出現的時候，就成為不容質疑的現象。網絡，是多新多有活力的東西啊。可似乎從沒有人意識到，這個新，只是介質之新。正是在這種新介質上，我們可以看到明清以降就繁盛過，在新文化運動中被無情揚棄的一些陳腐的文學類型又重新泛濫。這些東西，不僅在網際網路，也在紙媒和電視媒體上重新泛濫。但顯而易見，它們表面上很新，內里卻是舊的，散發著萎糜頹敗的氣息。」
在阿來看來，當下中國文學不用擔心過於穩定的不變，不必擔心這個不變會帶來什麼文化危機。「我們要敢于堅持文學中恆常不變的價值，而對那些貌似很新，其實是沉渣泛起的東西保持警惕，並發表不同的意見。」
筆記
我們要敢于堅持文學中恆常不變的價值，而對那些貌似很新，其實是沉渣泛起的東西保持警惕，並發表不同的意見。
——阿來
與阿來相仿，張大春也是在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下來打量文學的常與變。2015年，他參加了一個「三亞財經國際論壇」附屬的「文化藝術論壇」，並因此結識了不少商人。當這些商人得知他的身份後，就對他提了一個問題：「傳統思想家──尤其是儒家──為什麼把商人的地位打得那麼低，放在四民之末？」
以張大春的理解，這背後就涉及到常和變，亦即穩定和變化的問題。在他看來，將商人的地位和對於利潤的追求排在較低的社會地位以及較次要的人生追求，並不完全是我們傳統文化里輕商、反商，而是士大夫為了追求「道」所必須堅信的理念。「道理很簡單：儒家所要鞏固的社會必須是一個如漣漪般由自身透過家庭、家族、宗社而國家、而天下，不斷向外擴張的秩序結構，所以儒家思維的基礎是三綱五常，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在過去是不可替變的。商人的追求則全然不同，商人所面對和操作的產業隨時都在變動，原料、成本、需求、價格、利潤以及風險，所有我們能夠想像的貿易活動的各個環節，都不是保守可期的。」
張大春由此推及文學。他認為，歷來只要是有突破性的文學家，都在和主流的思想潮流做最強硬的對話。「顧炎武曾經用一個『勢』字概括了一部文學史從漢賦、唐詩、宋詞到元曲的流行興衰。王國維也以為這種文體上緩慢的遞變、追求即使連『豪傑之士亦不能自樹立耳』。」
張大春
Q
是什麼推動文學史從漢賦唐詩宋詞到元曲的興衰？
A
顧炎武
一個「勢」字
換言之，以張大春的理解，當一個作家或詩人不在文體或文類的核心，不得不跟著大家一起做一樣的事，相應的文體就不會被豐富起來，不會被穩定起來，甚至於它的美學，它的技術，它的種種典範都無從建立。「而如果所有的作者都只是跟隨著文體內部的規則，而不從事變化的話，會產生什麼結果？我們就不會有李白，不會有蘇軾，甚至不會有從四言詩到五言詩，從賦到詩，從詩到詞，從詞到曲，這一整個的發展。」
對生活的態度，就是作家的價值觀
相比而言，畢飛宇更多回到具體而微的寫作本身來談文學的常與變。以他的理解，這其實是一個「寫什麼」和「怎麼寫」的問題。「去年王彬彬發了一篇文章，談及好作家的標準。其中有一段說到，好作家的標準之一就是要有恆定的價值觀。我是非常贊同的。」在畢飛宇看來，所謂恆定的價值觀，就是作家寫什麼。「表面上作家寫什麼是天馬行空的，但我想一個作家終其一生就寫了一個內容——他對生活的態度。態度極為重要。對一個作家來說，態度就是價值觀。」
畢飛宇以莫言、余華、高曉聲等人的創作為例表示，在《紅高粱家族》中，莫言以其巨大的本能和才華告訴讀者，在警惕與懷疑之上，人和人更應該相愛。這就是莫言的價值觀。換言之，莫言以這樣一種態度呼應了一個時代。在這個意義上，畢飛宇傾向於以《紅高粱家族》作為當代文學史的真正開端。在畢飛宇看來，余華在《活著》裡面也表明了他的態度：我們需要的是生活，不是活著。這種態度，這種穩定性，也在余華的創作中一以貫之。也因此，畢飛宇格外認可堅守的價值，並把堅守當做寫作的第一要義。已故作家高曉聲就是他眼裡那樣一位作家：他沒有盲目地堅守，而是做出了感人至深的修正，走了一條堅守與變化辯證統一的創作之路。「應該說高曉聲早期的寫作繞了很大的圈子，但現實的啟示和內心的良知讓他選擇了改變，他也由此在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摸索之後，找到了自己。因此，我想對高曉聲先生說，你用你的改變，堅守了一個作家的尊嚴。
高曉聲（左）和他的代表作《陳奐生上城》
如高曉聲這般經過否定之否定，最終走向有意味和有意義的創新的寫作探索，無疑是極其可貴的。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李修文深深懷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先鋒寫作，以及受到影響之後各個飽滿充沛的文本。而與他同時代的作家中，大部分人都是受了先鋒文學的影響才開始自己的創作。「我以為無論是方法還是精神，先鋒文學都極大地改造了許多後來者的質地。它強烈而清晰地塑造了一個時代的文學樣貌，給中國文學注入了現代性。」
但李修文覺得，在近些年來的作家敘事中，先鋒精神的氣息正在減少。這促使他思考，我們的寫作，為何總是無法與我們置身的時代、我們所遭逢的人事和際遇互相印證。或者說，我們所受的文學訓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融入了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反觀八九十年代出道的先鋒作家橫空出世，不分青紅皂白，與讀者建立了最珍貴的美學信任。而且他們不庸俗。在今天，當一個真正的寫作者和庸俗作戰時，我們應當有勇氣告訴自己，我們的忤逆之心永遠年輕。」
多樣性對於維護文學的健康至關重要
或許是幾十年來，西方世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層面，都不曾發生如中國這般翻天覆地的變化。相應地，對於文學常與變的思考，西方作家更多在文學內部展開。
法國作家多米尼克·西戈表示，語言是作家的立腳之處。整個法國文學可以說是由26個字母組合而成的，這些字母是靜態的，可以說從沒變過。這一個個小小的字母身形就如孩童般微小，卻蘊藏著無限的可能性。只要作家進行重新組合，就可以讓它們變成動態的語言，這些無限小的元素也由此展現出無限的可能。
為英國作家西蒙·范·布伊尤其看重的則是文化或文學的多樣性。在他看來，多樣性對於維護文學的健康至關重要，不僅僅是文化的多樣性，寫作形式的多樣性也必不可少。「一位作家無法講完所有的故事。每首詩，每篇小說，每本小說都不過是盈盈微光，只有我們團結起來生出熊熊火焰才能點亮前進的道路，用我們熾熱的想像力聚集成烈焰照進未來。」
西蒙·范·布伊
每首詩，每篇小說，每本小說都不過是盈盈微光，只有我們團結起來生出熊熊火焰才能點亮前進的道路。
一本像《鐘山》這樣的雜誌，或許能在某種意義上起到類似聚集的功能。於作家周期間頒發的第三屆「《鐘山》文學獎」，獲獎篇目涵蓋小說、詩歌、非虛構等多個門類，獲獎作家既有葉兆言、王安憶、范小青、韓東這樣的中堅力量，也有田耳、周曉楓、羅偉章、臧棣、徐風這樣的實力派作家、詩人，更有丁及、王嘯峰這樣的後起之秀。憑長篇小說《刻骨銘心》獲最具分量的長篇作品類獎項的葉兆言的一番話，或許道出了大部分獲獎作家的心聲。葉兆言感慨說，從文學青年時代開始，《鐘山》雜誌一直是他的福地。「我發表作品最多的刊物，就是《鐘山》。說我和《鐘山》的關係非同尋常，絕非誇張和討好。文學創作說到底，是件非常寂寞的事。對於寫作者來說，獲獎只是漫長文學生活中的一個插曲，但是不管怎麼說，能夠獲獎，能夠得到《鐘山》這本有著文學追求的刊物肯定，絕對是一種很好的激勵，很振奮人心的鼓舞，因此，除了表示最真摯的感謝之外，順便也要再次表明一下自己的態度，那就是還要繼續努力，腳踏實地，認真寫作。」
葉兆言發表獲獎感言
葉兆言的話，也從一個側面回應了畢飛宇所說作家應有的寫作態度。作為《鐘山》雜誌的主編，賈夢瑋同樣認為作家寫作的態度和精神極其重要。在他看來，無論文學刊物，還是作家寫作，需要保持「不變」的應該是文學精神、人文立場，並且不能喪失文學的操守，更要堅守語言文字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表現力，迎合市場的寫作或辦刊，必然是反文學的。但人的遭遇發生了變化，世道人心發生了變化，文學也需要有新的表現表達，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得變。
無論如何，誠如新晉茅盾文學獎得主、作家徐則臣所言，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者，可以說是在最合適的時期與文學相遇。同時，如作家范小青所說，在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里，許多事物都是一過性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整個社會和人民群眾對於文學、對於作家，懷有持久性的尊重。「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曾說，他無時無刻不擔心自己身子底下的椅子會被人移走。我們今天很多寫作者解決了最基本的生存的問題，無需擔心『椅子』被移走，但我們仍須努力，要給自己、給每一個寫作者準備好『椅子』，讓大家能夠安心、放心，潛心於文學的磨礪。」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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