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閆健
一當我翻開泛黃的舊照片，我的思緒已然回到了過去。
穿過如梭的光陰，那裡才是光明。
90 年代初期，我出生不久，在那個含蓄淳樸的時代，我便有了張力十足，亮瞎人眼的別名，軍娃。在一座叫做蒲縣的小城裡，是有關我童年的全部。一個不足 20 平米的窯洞，一張用木板拼湊的大床，一台勉強湊足 24 色的熊貓彩電，母親說，這就是我們的家，冬暖夏涼，全家團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父親作為一名帶兵人，隨著經驗的積累，能力的提高，逐漸摸索出一條符合實際，極具特色的育兒路線，對身邊的戰士，他如春風一般溫暖;對骨血，卻如嚴冬一樣殘酷。訓練場上的器械，是我幼時唯一的玩伴，那座四四方方的圍牆，是我目所能及的風景，人生中，接觸的第一個高級詞彙叫操練。
心生不滿的我，仰著腦袋問父親，嚴格要求的真相，到底是什麼？父親說：「長大了，你就知道爸爸的苦心了。這是為了你好啊。」
這個台詞莫名的耳熟，那時不懂叛逆為何物的我，只有選擇順從，晾曬場下的的地板磚，稍有凸起的分寸之間，竟成了父親肆意妄為，滿足慾望的沙場，「抱腹，預備，正步走....」它們組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縈繞在我耳旁的上帝之音。
我雖然是獨生子，卻從來不曾有被圈養。放養的資本，來自於我的身邊時常簇擁著一群性格剛猛，口音各異的男人。他們會喊母親叫嫂子，親切自然，絕對發自肺腑。他們會稱呼父親為指導員，沉默的只剩頭髮在空氣中上下擺動。在我的記憶深處，始終有這樣一個背影：在每個通向繁華的鬧市中，他的左肩扛著的是幼小的我，在每個注視監區的哨位上，他的右手握著的是威風的槍。
不久以後，父親因為工作原因，離開了這裡。沒有任何徵兆，那句再見終究成了獨白。
窗外，忽然響起了一聲驚雷，回憶偶爾泛起的折褶，似乎應該畫上了句號，這座叫做蒲縣的縣城，大自然賦予它的溝壑叢生，崎嶇難平的相貌，卻無礙當地百姓對它的熱忱與依賴，於我而言，它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無需光影妝點，它的美，渾然天成。在每個星圖都能具體成像的童年，它們閃爍著無盡的光芒，將山城變成了不夜城。
二十年後，父親選擇了轉業，結束了戎馬生涯，而我有幸，接下他的衣缽，變成了別人口中的指導員。虎父無犬子的人物設定，讓我不敢有絲毫怠慢。想干出一番事業，成為中隊榮譽室歷任主管中最靚的仔；想練就一身本領，成為胸口碎大石的先行者，我小心謹慎，我謙虛好學，我認真備課，卻始終不得帶兵的要領，中隊建設雖然穩中有進，那些歡呼雀躍，慶祝勝利的聲音里，我卻像個局外人。
工作不如意，生活則進一步加劇了我對現實的恐懼，十幾年如一日的單身生活，讓我逐漸失去了對美的欣賞，當對面的女孩，問我是什麼職業時，我的腦海里居然浮現的字眼是保密守則第一條，朋友見我支支吾吾，紛紛變身和平鴿，用生動的語言，詮釋神秘的職業：「姑娘，以後打架的時候，用得著他。」姑娘啞然失笑，憤然離席，後來，我們再也沒有見過。
我是一個失敗的人，更是一個不稱職的指導員。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任憑狂風拂面，我更加堅定了一個信念，既然大家都不喜歡我，我就離開這裡吧。
因為任職時間太久，更新換代刻不容緩，伴隨著矛盾與交錯，我等到了離開，卻終究無法釋懷這裡的一切，相對於父親的功德圓滿，我的指導員生涯更像是一齣悲劇。
自始至終，我是一個自卑的人，一個情緒化的人，一個幼稚的人。
當我收拾行囊，準備離開的時候，文書悄悄地遞給了一封信，當我上了車，才敢打開，信是內容是這樣的：
「指導員，這可能是我第一次認認真真寫的一次信，知道你要走，老想送你點什麼讓你能在以後的時間裡一看到就會想起我，可我卻不知道有什麼能夠拿得出手。咱們在一起五年了，這些年，咱們亦師亦友，我想這份感情是什麼都換不走的。
今年，我也面臨退伍，或許，在我走的時候，會因為隊伍里沒有你而少一點不舍。大家都說，離開是為了更好的相遇，我特別不認同這句話，分開了肯定沒有在一起好，分開就是一件痛苦的事。相對分開，我更擔心你去了新中隊，以後的生活，工作開展會不會順利，嫂子去了中隊以後，大家會不會熱情招待。
幸好，你沒走太遠，這是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理由了。在我們心裡，你永遠是我們的指導員，那個最好的指導員。
信的背後，是全中隊所有官兵的簽名....
一個背影、一張信件，一段傳承，這就是三十而立的我，關於成長想說的一切。
此刻，我仿佛讀懂了那個背影，正如這身戎裝之於祖國的終極答案。
一半是未來，一半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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