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天，交通大學師生員工響應黨和國家號召，手持印有「向科學進軍、建設大西北」10個字的粉色車證，乘專列從上海遷往西安。至1959年，全校大部分專業及師生遷到了西安。
交大西遷歷時四年，遷校總人數近萬。他們不是短暫的支援，而是永久的紮根；他們不是被動地「服從命令，聽指揮」，而是主動地從國家戰略出發，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
從黃浦江畔到黃土高坡，無論對學校、家庭，還是個人，都有反差，都是考驗。但西遷人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終於把交大這株在江南魚米之鄉長了60年的大樹，移栽到了黃土漫漫的大西北，並生根、開花、結果。
中央布局，支援西北
1955年4月6日晚，徐家匯容閎堂二樓，一通電話改變了交通大學數千名師生的命運。
時任交通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彭康接到高等教育部部長楊秀峰的電話，電話中他得知了一個重大消息——黨中央決定將交通大學由上海遷往西安。
交通大學的前身，是1896年創建於上海的南洋公學，1921年命名為交通大學後聲譽日隆，既是錢學森、張光斗等一大批科學家的搖籃，亦走出黃炎培、鄒韜奮等時代巨子，還被譽為「東方的MIT（麻省理工）」。如果把交大比喻成一棵樹，這棵樹已經在上海紮根了近60年。60年一甲子，交大在上海根深葉茂，如今卻要移栽到大西北去，這自然是件棘手的事。
儘管正式文件尚未下達，但彭康深知事關重大，在接到電話的第二天，便召集校務委員們開會討論。當時學校實行的是校務委員會領導體制，校務委員由校負責人和教授、學生代表組成，其中教授代表占大多數。這些教授多是在學界具有很高聲望、深受廣大師生敬仰的「老交大」，自然也在上海紮根多年，安家立業。
當彭康把「遷校」這一極其敏感的問題亮出來時，讓他沒想到的是，大家竟然頷首回應，並未感到太大的意外。由於西高東低的地理特點和特殊的歷史背景，向西行進，在中國從古至今就帶有一種鑿空開拓的意味。張騫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經，都是悲壯之舉，交大西遷，自然也不容易，可這次的思想動員卻順利得超乎想像。
彭康到底說了什麼，讓教授們集體投了贊成票呢？回看這次會議記錄，他只用寥寥數語就說清了中央的意圖和決定：
「中央決定學校搬家，搬到西安。為什麼採取這個方針？在中國，工業及高等學校的分布不合理，不合乎社會主義建設原則要求。廣大西北西南地區高等學校很少，工業也是這樣。這種不合理是與社會主義建設相矛盾的，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改變這種情況。這樣布置，使得不合理的情況改變，並使西北、西南得到發展。」
這番話的千鈞分量，別人可能不理解，但對這些工科教授來說，卻是一點就透。教授們知道這件事有多重要：當時全國70%以上的重工業、輕工業仍然集中在東部沿海的狹長地帶，只有30%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內地，廣大內陸地區的工業和鐵路、公路交通設施，水平低下，與沿海差距驚人。
教授們也知道這件事有多緊迫：實現工業布局合理化，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點任務。1955年3月「一五」計劃審議通過，西安作為新的機械電力工業基地，即將進入規模空前的大建設時期。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中，布局在陝西的有24項，其中西安就有17項。
要想發展工業，自然少不了工科人才，但尷尬的是，整個西北只有一所設在咸陽的西北工學院，與國家發展的需要相去甚遠。西遷是必要的，但為什麼選中了交大呢？彭康在會上接著講：
「這樣的布置也有國防意義。現在是原子時代，上海又是這樣大的城市。我們和平力量在壯大，但帝國主義也在積極準備戰爭，不得不做萬ー打算。」儘管只是短短几句話，但大家心領神會。
在第一次「台海危機」中，上海多次遭到敵機轟炸。1950年2月6日，17架轟炸機在上海市區投下67枚炸彈，造成上海大面積停電、停水，很多教授都親身經歷過。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1954年9月到1955年5月，又發生了第二次「台海危機」。美蔣在1954年12月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搞得東南沿海局勢相當緊張。直到1955年2月，解放軍把國民黨軍隊的殘餘力量逐出盤踞多年的大陳島、一江山島，浙江沿海島嶼才得以全部解放。
3月21日，偉人在1955年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開幕詞中說：「帝國主義勢力還是在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什麼是突然事變？就是大戰驟然爆發。
從1955年的角度看，國家面對戰爭進一步惡化的風險，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不能把寶貝擺在家門口，僅從戰略縱深上講，也必須開發西部。今天，陝西、四川、甘肅等地，都是我國的工業重地，底子就是那時開始打下的。
依據當年的判斷，上海暴露在敵人的火力之內，要壓縮人口、動員疏散，一些重要的工廠、學校最好外遷。當時，一批綜合大學，如清華、浙大，已經改為專辦工科。全國實力最強的三所工科大學是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和哈工大，其中交大教授最多，又在全國高校最集中的上海，被選中西遷，也在情理之中。
4月7日召開的這次校務委員會，雖然只是個「吹風會」，但大家都認識到，交大西遷是國家行為，與國家大局密切相關。教授們也是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打心底里擁護。
教務長陳大爕第一個發言，他表示，學校搬到西安，靠近工業基地，一定會有很大發展。動力工程系主任朱麟五補充說，去那裡辦學，對人才培養有利。電力工程系主任鍾兆琳更建言道，越早越好，請校長早點去西安，把地方定下來，把基建搞好。至於哪些年級、專業先搬，現在就可以進行研究。與會的成員，包括年齡最長的陳石英副校長，都以簡明乾脆的話語，表達了對西遷的支持。
在給黨中央提交的報告中，最終確定了交大西遷事宜：原計劃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後三年新建的十七所高等學校，應將其中十四所改在內地新建，內遷的學校只限於四校(交通大學遷西安，山東大學遷鄭州，南京華東航空學院遷西北，上海醫學院成立重慶分院)，其餘院校只作個別系科的調整。
該遷的遷、該建的建，各地馬上行動起來。交大由於4月就得到了高教部的口頭通知，更是行動迅速，正式通知下發時，連西安的新校址都選好了。
交大校長彭康與「五大教授」朱物華、程孝剛、鍾兆琳、周志宏、朱麟五一起踏勘學校新址，最終選定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唐興慶宮故址一帶，圖為教授們在麥浪起伏的黃土地上暢想未來。
1955年10月，新學校興建全面展開，來自全國的八支建設隊伍同時開始施工。在施工過程中，先期來到西安的師生員工們也踴躍參加建校勞動。
慷慨西行，順利開學
在彭康的號召下，17位交大黨委委員中有16位遷到西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強的學術骨幹，義無反顧地成為黃土地的高教拓荒者。一些曾經提出過反對意見的人，包括報紙上提到的、反對聲最大的沈三多教授，最後都去了西安。 思想交鋒後，人們擁護遷校的態度不但趨於一致，而且還更加鮮明，甚至影響到了自己的家人。 高景孟一家，就是祖孫四代8口人一起登上西遷列車的。她和在機械系當教師的丈夫金精，帶著3個孩子，扶著3位老人，其中最小的娃還不滿周歲，最大的祖奶奶已經80多歲了。此去再無歸途，當徵求老人家意見時，祖奶奶說：「哪兒的黃土不埋人！一起去西安。」
2015年，從上海帶來的只有手腕粗細的梧桐已是參天大樹，西遷老教授漫步在梧桐道上。
西遷人不辱使命，僅畢業生就培養了28萬多名，這些畢業生中的40%都留在了大西北，為西部發展貢獻著智慧和力量。
事實證明，交大這棵大樹不但沒有「遷死」，而且枝繁葉茂，生機勃勃。從上世紀50年代的大西遷，到60、70年代的「三線」建設，再到改革開放後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一帶一路」倡議，對今日中國來說，西遷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