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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經濟學家，基於專業訓練的樸素信念也有一個：生活過得好一點，比大多數宏偉更宏偉。
——蘭小歡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今年的春天就要過去了，而許多人將在封控中送別春天。
一位在上海居家隔離的教授，也曾在社交網絡上感慨：「這波疫情過後，就把家中書櫃都換成冰櫃」。這位被網友調侃為「家蔬抵萬金」的教授，正是財經暢銷書《置身事內》的作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蘭小歡。
有意思的是，這本書第一次出現在小巴的視野里，是因為一位朋友在被轉運去方艙醫院後發了一條動態：「臨走隨手拿了本剛買但是還沒拆封的書，題名跟我現在的處境還挺搭」。
《置身事內》確實是一本適合在此時細看的書。如果你也正對當下我們所處的世界感到困惑和產生思考，這本書或許可以給你一個答案。
《置身事內》並不是這本書的全名，它的副標題是《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
後者乍一看似乎是個太過泛泛的話題，但它在試圖回答一個微妙的問題：為什麼許多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會在中國「水土不服」？
舉個例子來說，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擴大內需十項措施（俗稱「四萬億」），在邏輯上符合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推論，也獲得了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米尼克·史特勞斯卡恩的高度讚揚，但時至今日，人們回望「四萬億」時，對它的評價已是褒貶不一。
這樣的水土不服，在本書作者看來，或許正來自於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特殊地位。經典經濟理論中的重要假設——「政府作用有限」，並不符合中國的實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的政府不僅「分蛋糕」，更是一位舉足輕重的蛋糕製造商。
置身事外，或許更容易看清問題所在，但是解決問題，卻得回到事內。正如隔岸觀火或許有助釐清事態，但你要是真想救火，或許還得拎上一把滅火器，直面滾滾濃煙。
擁有美國博士學位，並於復旦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蘭小歡，把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現狀的觀察，構建在西方經濟學的邏輯之上，總結成了這本《置身事內》。
《置身事內》作者 蘭小歡
這本書不僅適合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在其詳盡的參考文獻中查漏補缺，更適合對經濟和生活感興趣的普通人，「希望能幫他們理解身邊的世界，從熱鬧的政經新聞中看出些門道，從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覺察出些機會。」
政府的經濟決策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話題。我國的政府也不是簡單的集合體，在現行的「中央—省—市—縣區—鄉鎮」五級體系之中，中央與地方、黨與政府、官僚體系等等多對關係，讓各級政府在決策時需要思考的問題更為複雜。
蘭小歡在《置身事內》中，把對中國政治經濟有機體的討論分成了微觀機制和宏觀現象兩大部分。
從微觀機制上看，蘭小歡指出， 事權劃分，是理解政府間資源分配的基礎。事權，指的是管理事務的能力。事權劃分可以從三種理論上來理解：公共服務的規模經濟與邊界、信息複雜性和激勵相容。
舉例來說，政府的規模除了由地理邊界、語言文化邊界決定之外， 其提供的公共服務範圍也決定著政府的大小。美國建國之初，也猶豫過是否需要一個中央聯邦政府。國父漢密爾頓就用規模經濟的邏輯向美國人介紹過大政府的好處：一個大政府，比13個小政府省錢。
而信息複雜性則決定了決策成本。
我們常常官吏並稱，唐以後，「官」多為科舉出身的讀書人，暫時下派到地方，大多不熟悉地方事務，日常工作主要依靠當地的「吏」。這些本地治理者相比中央管理者，能以更低代價獲得更多信息的一方，也就具有決策優勢。
「天高皇帝遠」的後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蘭小歡認為，因為信息複雜多變，而政府的繁雜事權又沒有清楚的法律界定，導致體制內的實際權力和責任高度個人化。
如果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既有意願也有能力做好，就叫激勵相容。如何從激勵相容角度來看政府之間的管轄範圍？蘭小歡舉了環境保護的例子。中央政府雖然重視環境質量，但地方擔心環保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這時上下級間的激勵不相容，這時政策推行自然不力，環境也因此惡化。
而改革開放後對政府事權劃分有著最為深遠影響的事件，或許就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改革前，中國主要實行財政承包制。簡單理解就是，交完了中央的，剩下都是地方的，因此地方有動力擴大稅收來源、發展經濟。但在財政承包制下，國家財政能力削弱，不利於推進改革和宏觀調控。
在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博弈後，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把稅收分為三類：中央稅（如關稅）、地方稅（如營業稅）、共享稅（如增值稅）。分設國稅、地稅兩套機構，與地方財政部門脫鉤。這使得地方政府對稅收的干擾減少，保障中央稅收收入。但新增的稅務系統人員提高了徵稅成本，同時企業需要應付兩套人馬和審查，納稅成本也升高了。
但總的來說，改革增強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讓政府能夠應對像亞洲金融危機、汶川大地震這樣的重大挑戰。然而分稅改革後，地方政府資源減少，地方將目光轉向了無需轉移支付的土地。「土地財政」因此興起。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
分稅制改革、「土地財政」，及進一步改革
更重要的是以土地為抵押而撬動的銀行信貸與其他各路資金。「土地財政」嫁接資本市場，加上了槓桿，成了「土地金融」，一方面推動經濟飛速擴張，也造就了地方政府越滾越多的債務，乃至一系列宏觀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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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小歡認為，目前我國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有三大特點：一是城市化過程中「重土地、輕人」，這使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得以快速推進，但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推高了房價和居民債務負擔，拉大了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
二是招商引資競爭中「重規模、重擴張」，這推動了企業成長和快速工業化，然而加重了債務負擔。企業、地方政府、居民三部門債務互相作用，加大了經濟整體的債務和金融風險。
三是發展戰略「重投資、重生產、輕消費」，拉動了經濟快速增長，擴大了對外貿易，使我國迅速成為製造業強國，但也造成了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對內，資源向企業部門轉移，居民收入和消費占比偏低，不利於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對外，國內無法消納的產能向國外輸出，加劇了貿易衝突。
這三大特點之間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了解了這些機制的內在邏輯之後，一份產業相關的政府報告，可能預示著改善收入不平等的先聲。這也是「置身事內」的意義所在。
現在人們最關注的，莫過於與疫情相關的政府決策。
疫情爆發的第一個春天，當世界各國紛紛選擇各種形式的封城時，一家丹麥現代藝術館轉載了英國畫家大衛·霍克尼在封鎖中畫的一幅水仙花，並在社交網絡上配文，「記住，它們不能取消春天」。
丹麥路易斯安那現代藝術博物館 發布
大衛·霍克尼的繪畫作品
2022年，又是一個春天。這一次，在不少國家選擇「躺平」之後，中國仍需要回答這個尚未有過漂亮答卷的難題。每一個試圖回答防疫和經濟發展這道選擇題的政府，都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各國在評論他國政策的時候，都可以輕巧地指出彼此都犯過哪些錯誤，但輪到自己決策時，卻未必能夠不落窠臼。
政府的經濟決策，難在需要平衡的不同群體太多，想要達成的目標更常常彼此衝突。而我們應該選擇怎樣的答案？蘭小歡在《置身事內》的結尾，給出了他的回答：
「我是個經濟學家，基於專業訓練的樸素信念也有一個： 生活過得好一點，比大多數宏偉更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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