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遺風：論曹髦之死

劉協、曹奐退位後，不失王公之位，且可在封地中「行（前朝）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名義上尊崇備至；這是因為他們肯於配合權臣表演，主動下詔禪讓，因此才得以善終。

曹髦則不然，他不僅不願配合司馬氏的政治表演，還多次在宮廷筵講中以夏之少康自詡，取「太康失國，少康中興」之典故，即有心銳意進取，重振皇綱，他甚至私撰《潛龍詩》自喻，令司馬昭不勝反感。

帝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魏氏春秋》

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晉書 五行志》

得罪司馬氏的下場是很嚴重的。曹髦的前任曹芳，曾串謀李豐、張緝、夏侯玄等人慾重奪大權，結果慘遭廢黜，死後還被冠以「厲」之丑諡（殺戮無辜曰厲），可謂身名俱裂。有此前車之鑑，可知曹髦既然不肯配合司馬氏，那他自然也不會得到好下場，不僅會被廢黜，還會「坐受廢辱」，即人格尊嚴亦難保全。

晉受禪，封齊王（曹芳）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公。--《魏世譜》

從《魏書》的相關記載看，曹髦彼時已即將被廢，且罪名亦基本確定，即不仁、不孝。

曹髦死後，其嫡母（曹叡遺孀）郭太后望風承旨，汙衊其「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此言雖有事後遮掩彌補之意，亦側面反映曹髦被廢已成定局。

另外，郭氏詔令中還提到曹髦的兩項大罪，其一是「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其二是「以誣謗吾，隔絕兩宮」。性情暴戾即不仁，隔絕兩宮即不孝。身為人主，不仁不孝，自然「不可以奉宗廟」。

皇太后令曰：「……（曹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吾語大將軍（司馬昭），不可不廢之，前後數十。」--《魏書 高貴鄉公紀》

這裡需要注意，郭氏雖為明帝遺孀，卻自通於司馬氏，雙方家族成員「頻繁為婚」，可知詔書之中醜辭，乃是替司馬氏尋找廢黜曹髦的合理藉口。

景、文二王（即司馬師、司馬昭）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晉諸公贊》

實際從《高貴鄉公紀》的記載看，曹髦「少好學，夙成」，且頗知禮法，謹慎勤恪，於是「百僚陪位者欣欣焉」，明顯是英明令主。可知郭氏詔令，皆為不實之詞，甚至可能出自司馬氏之手筆。

司馬氏安在曹髦身上的罪名，除「不仁」、「不孝」之外，還可參考曹芳被廢之時的罪名，即「共觀倡優，裸袒為亂」，簡言之，即淫亂不軌。

皇帝（曹芳）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沉漫女色……遊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王沈《魏書》

曹芳被廢時，不僅被冠以淫亂之罪，還被安上「以彈彈人，不避首目」的惡名。此罪乃是先秦時代權臣趙盾廢黜晉靈公之藉口，此時復見於曹芳，造作之意顯見。曹芳待遇如此，曹髦境遇可知。

帝（曹芳）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王沈《魏書》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左傳 宣公二年》

綜上所述，在曹髦起兵前夜，他已知曉自己行將遭到廢黜，且會被冠以「不仁」、「不孝」之罪，甚至可能會被醜化為淫亂昏君，淪為史書中的笑柄；因此隱忍多年的他終於退無可退，發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怒吼，將兵而出，欲與司馬氏決死。

（曹髦）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魏氏春秋》

曹髦為何要殊死一搏

曹髦身為人主，不願「坐受廢辱」，這一點不難理解；但「正使死，何所懼」的悲壯遺言，卻又略顯蒼涼。其實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曹髦一旦被廢，絕對得不到善終，勢必遭到司馬氏的殺害。

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漢晉春秋》

原因很簡單，曹髦兼資文武，壯志凌雲，在朝野中頗富人望（詳見後文），且具備一定的政治手腕。他和劉協、曹芳、曹奐等傀儡君主存在根本差別，因此必不為司馬昭所容。

劉協早年嘗試過反抗，失敗之後遂自暴自棄，淪為曹氏父子的掌中玩物。曹芳在尚可一搏之際，因為「懼不敢發」而放棄刺殺司馬兄弟的計劃，導致「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可知亦是庸才。至於曹奐，乃是司馬昭精挑細選的庸懦宗室，其存在的唯一意義便是配合嬗代演出，固無足論。

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司馬昭）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曹芳）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司馬師）因是謀廢帝。--《魏晉世語》

而曹髦性情剛烈，完全不同於上述傀儡。同時代中，重臣鍾會、石苞等人曾高度評價曹髦。鍾會稱其「才同陳思，武類太祖」（見前文注引），石苞則稱其「非常人也」，甚至「以為魏武更生」。

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石）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魏晉世語》

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生。--《晉書 華表傳》

「陳思」即陳思王曹植，此言即讚美曹髦的文學素養。「才同陳思」已經頗令司馬氏畏懼，「武類太祖」則更令司馬氏坐臥不安。

一個作為「禪讓工具」而被扶植的傀儡天子，竟然具備了奸雄曹操一般的文韜武略，甚至被認為是「魏武更生」，這對權臣而言無疑是十分危險的信號，尤其考慮到這個評價還是出自石苞之口。

石苞是司馬家族在閭閻中延攬的風塵末吏，青龍年間（233-237）「鬻鐵於長安」，為司馬懿父子所知。正始年間（240-249），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石苞亦在其中，後參與高平陵之變，由是發跡。

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魏晉世語》

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晉書 景帝紀》

司馬懿認為石苞「好色薄行」，不甚喜愛，但司馬師卻認為「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因為「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可知此人並非「貞廉之士」，之所以被司馬父子相中，正是因為此人毫無底線，可以做主君不方便做的事情。

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晉書 石苞傳》

在此背景下，石苞對曹髦的誇讚，絕不能被視作善意之辭，反而是催促司馬昭弒君的暗示之語。因此在石苞發出「（曹髦）非常人也」的感嘆之後，隨即發生了弒君之事。學者姚范認為「司馬昭廢立之計蓄之已久，而石苞更促之」，可謂一針見血。

（石）苞曰：「（曹髦）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指弒君事發）。--《魏晉世語》

更令司馬昭畏懼者，乃是曹髦不僅少年夙成，英明奮發，還很有政治手腕。

昔日（254）曹芳被廢，中領軍許允亦被牽連誅殺，禁衛大權遂轉入中護軍之手（請廢曹芳的奏疏中，有中護軍而無中領軍，可謂佐證），而充任中護軍的人選是司馬望。

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也。--《晉書 職官志》

司馬望本為司馬孚之子，後出繼給伯父司馬朗，而司馬朗、司馬孚皆為司馬懿之同胞兄弟，其政治立場可知。比如請廢曹芳的奏疏中，司馬望便位在其中（見《齊王紀》引王沈《魏書》）。

然而就是這個心如鐵石的司馬望，擔任中護軍期間，由於受到曹髦的「親待」，竟被其人格魅力感化，最終因不願承擔弒君之罪，辭去護軍職務，逃離了洛陽這個是非之地。司馬望雖然未能徹底倒向帝室，但曹髦籠絡人心之手段，由此足見一斑。

（司馬望）遷護軍將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司馬）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數侍宴筵……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司馬）望雖見（曹髦）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晉書 義陽成王傳》

在此背景下，少年老成，英明有為的曹髦，已成司馬昭的眼中釘、肉中刺，因此他不僅會「坐受廢辱」，甚至被廢之後亦不能得善終，勢必遭到隱誅。可知曹髦所處之形勢，已如昔日之陳勝，即「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這不僅可以解釋曹髦臨行前為何要留下「正使死，何所懼」的壯烈遺言，也可以解釋他為何在「帝師潰散」之際，仍然「手劍奮擊」，視死如歸。因為曹髦自出征的一刻起，便沒打算活著回來——他寧肯死於亂軍之手，彰司馬氏大惡於天下；亦不肯在「坐受廢辱」之後死於鴆毒，流於無聞。

高貴鄉公之難始末

曹髦討伐司馬昭，在《晉書》中被寫作「高貴鄉公之難」，以君討臣，而被書作「難」，無疑是史官立場使然。便如魏室忠臣討伐司馬氏，被寫作「淮南三叛」一般。

從高貴鄉公之難的始末細節上看，曹髦殺伐果斷，智勇兼備，雖因兵力寡弱而最終敗歿，但亦不失人主之雄。

（1）臨危不亂，冒雨出師

曹髦臨行前，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共謀大計。他們分別隸屬侍中寺、尚書省、散騎省。

（帝）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漢晉春秋》

漢魏皇宮之中，存在許多不同的「殿」；而「省」即是以「殿」為中心構成的院落（見陳蘇鎮《東漢的「殿中」和「禁中」》）。散騎省在魏晉時隸屬門下省（即侍中寺），但由於功能差異及辦公區域不同，因此被稱作「雖隸門下，別為一省」。

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於散騎省（據此可知散騎獨為一省），以大戟守省閣。--《晉書 趙王倫傳》

晉置四人，典章表、韶命、優文、策文等，雖隸門下，別為一省。--《通典》

按陳蘇鎮的《魏晉洛陽宮的性質與格局》考訂，散騎省在太極殿北，侍中寺在太極殿東南，端門之內；而尚書省在端門之外。端門，即「殿中」區域的南門，亦是正門。照此看來，曹髦大約想通過心腹侍從動員宮省，加強出兵時的後備力量。

不幸的是，王沈、王業為求自保，竟然臨陣叛逃，「奔走告文王（司馬昭）」，時又天降大雨，人心惶惶。曹髦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並未慌亂，而是即刻「下陵雲台」，召集人馬，趁夜冒雨出兵，欲與司馬氏決死。

（王）沈、（王）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漢晉春秋》

戊子夜……會雨，有司奏卻日，（帝）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劍升輦。--《魏氏春秋》

（2）私屯甲冑，鎧仗授兵

跟隨曹髦出兵的兩位武官，一位是「冗從僕射李昭」，另一位是「黃門從官焦伯」，此二人職官身份比較特殊，皆是禁中的內侍。

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台，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魏氏春秋》

「禁中」，是宮中防衛等級最高的地方。這裡是皇帝的起居之所，有時亦代指後宮所在。禁中不同於「殿中」與「宮中」，殿中宿衛有虎賁、羽林郎；殿門宿衛有三署郎；宮門宿衛有衛尉下轄的衛士，皆由士人充任；而禁中的宿衛，按制度皆用宦官。

按《續漢書 百官志》，冗從僕射，全名「中黃門冗從僕射」，用宦者。黃門即禁門，亦寫作「黃闥」，可知李昭、焦伯按理應是宦官。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續漢書 百官志》

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令。--《續漢書 百官志》劉昭注引董巴《漢書》

不過由於曹丕改易宮禁制度，限制宦官、重用士人（見《魏書 文帝紀》），以至畢軌（典農校尉畢子禮之子）、華廙（司徒華歆之孫）等人均有擔任冗從僕射的記載，因此也不能排除李昭、焦伯可能具備士人身份。

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魏書 辛毗傳》

泰始初，遷冗從僕射。--《晉書 華表傳-附傳》

不過按常理推斷，為了保證禁中安全，避免穢亂宮廷（東漢時侍中郭舉值守禁中，趁機與後宮私通，見蔡質《漢儀》），即使李昭、焦伯是士人，他們的從屬成員，應該亦多為宦者。宦官的身體條件、訓練水平自然無法和職業武士相比，這也能夠側面解釋為何曹髦軍隊的戰鬥力較差，一觸即潰。

不過曹髦也並非全無準備，他糾合「僮僕數百」之後，隨即「鎧仗授兵」，可知在六年（254-260）的傀儡生涯中，曹髦也暗中積蓄了不少力量，所藏甲冑兵刃，足以武裝數百人規模的隊伍。

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漢晉春秋》

（帝）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魏氏春秋》

達到這一成就並不容易，因為昔日司馬懿誅曹爽時（249），便是「先據武庫」，之後才「出屯洛水浮橋」。司馬氏既憑此起家，自然會嚴密防備他人效仿，曹髦能夠在司馬氏黨羽的監視下，積攢起數百人的武備，可知確有過人之處。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魏書 曹爽傳》

武裝完畢後，曹髦隨即「拔劍升輦」、「擊戰鼓，出雲龍門」，向著司馬昭的相府殺去。

（3）避實擊虛，破門而出

曹髦欲與司馬昭決死，需要突破兩道防線，其一是「殿中」門，其二是「宮中」門。曹髦衝出「殿中」時，選擇的是東側的雲龍門為突破口。

「殿中」，即以太極殿（曹魏正殿）為中心組成的院落，外設殿牆。殿牆南側為端門，也是殿中正門；西側為神虎門，東側為雲龍門。皇帝與群臣朝會，多經由端門或雲龍門，因此二門頻繁見於史冊。

（帝）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魏氏春秋》

曹髦不走端門，可能是因為端門為殿中正門，防衛力量較強，因此避實擊虛，選擇東側的雲龍門。側面反映出曹髦頗有智慧，絕非魯莽之輩。

屯騎校尉司馬伷（司馬昭之弟）聞訊，率宿衛親兵與曹髦戰於「東止車門」。「止車門」指殿門，「東止車門」即雲龍門。曹髦此時沒有選擇硬拼，而是以天子名義令「左右呵之」，於是「伷眾奔走」。可知曹髦在朝野中具備一定的威望，也很善於利用自己的威望。

（帝）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眾奔走。--《漢晉春秋》

從「殿中」成功突圍後，曹髦隨即引兵向南，朝著宮門方向挺進。

從曹髦「出雲龍門」的行軍方向看，突出太極殿後，他應該會向東掖門、司馬門（南掖門）或閶闔門（宮城南側正門，亦作大司馬門）方向進軍。按《漢晉春秋》，「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可知曹髦最終選擇從南門出宮，即走司馬門或閶闔門。

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漢晉春秋》

「闕」指宮門兩側的高大門樓，「南闕」即宮城南門的門樓。《水經注》記載魏明帝曾在司馬門「築闕」，結果「崩，壓殺數百人」，遂「不復築」，因此司馬門無闕。據此可知，曹髦突出殿中後，是向閶闔門方向行進，在此遭遇賈充阻擊，雙方遂「戰於南闕下」。

《晉書 荀勖傳》亦有「高貴鄉公欲為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閶闔門」的記載，可以互文印證。

（4）手劍奮擊，以身殉難

曹髦進軍的目的地，即司馬昭的「相府」，其具體位置不詳。按仇鹿鳴《高平陵之變發微》一文推斷，其府邸似在洛陽宮城之外東側，與閶闔門的距離不明。不過按賈充「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的恐慌態度來看，可知彼時情勢危急，側面反映出相府距離閶闔門應該不會太遠，曹髦一旦率部衝出宮門，確實有可能威脅到司馬昭的人身安全。

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成）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魏末傳》

在南闕之下阻擊曹髦的賈充，彼時接替司馬望，擔任中護軍。賈充是著名的無良奸佞，他自結於司馬氏，與司馬昭之子司馬攸（司馬攸後出繼司馬師）、司馬炎之子司馬衷兩代為婚，姻親肺腑，休戚與共，因此他自然不會像前任司馬望那樣對曹髦抱有同情之心。

彼時暴雨傾盆，閶闔門下血光沖天，冗從、禁衛、僮僕、宦官們廝殺成一團，曹髦躬自「擂戰鼓」，為先鋒助威；可惜臨時拼湊的雜役部隊，畢竟不是護軍的對手，然而「帝師潰散」之後，曹髦竟驅車突入陣中，「手劍奮擊，猶稱天子」，藉以激勵士氣，雄壯豪邁如此。

會雨……賈充自（宮）外而入，帝師潰散，（曹髦）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魏氏春秋》

（曹髦）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陳（陣）間。--《魏書 高貴鄉公紀》

事已至此，唯有弒君一途。在賈充的煽動下，騎督成倅、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將曹髦刺殺於車輦之中。在曹髦崩逝的一刻，雷霆大作，烏雲倒卷，天地一片昏暗，晦冥不可視物，似乎上蒼都在哀泣這位少年英主之死。

（賈）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於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氏春秋》

曹髦的人生雖然定格在了二十歲，但他不甘廢辱的反抗精神，以身殉社稷的悲壯之舉，卻書於竹帛，傳唱千載。北魏孝莊帝刺殺權臣爾朱榮之際，亦自詡「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可知曹髦的精神遺產，歷久彌新，不斷激勵著後世中身處逆境的帝王人君。

小結

曹髦兼資文武，少年夙成，壽元雖短，卻堪為一代令主。若無權臣篡弒之事，其前途不可限量。

可嘆之處，乃是一代令主死後，竟被群小汙衊為無忠、無孝的敗亂之君，甚至被冠以「自陷大禍」之惡名。司馬氏兩代三人姦宄相繼，為惡日甚，自不必言；郭氏身為明帝遺孀，亦助紂為虐，信口雌黃，委實愧對魏朝宗祀。

曹髦死後，朝廷群魔亂舞，宵小盈溢。郭太后率先詐稱「（曹髦）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然而太后居於西宮，曹髦卻率部出雲龍門（殿東門），可知所謂「密因鴆毒」、「圖為弒逆」皆乃醜辭。

皇太后令曰：「……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為弒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因鴆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魏書 高貴鄉公紀》

權臣司馬孚，在曹髦崩後「枕帝股而哭」，貌似忠厚；結果很快便撕下偽善面具，率領群臣上書，汙衊曹髦「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醜態百出，震於中夏。清代學者林國贊罵辱司馬孚惺惺作態，稱其「名教掃地」，不為虛言。

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漢晉春秋》

太傅（司馬）孚、大將軍文王（司馬昭）、太尉（高）柔、司徒（鄭）沖稽首言：「……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魏書 高貴鄉公紀》

按《漢晉春秋》，曹髦死後雖雲「葬以王禮」，實以民禮葬之；至於弒君元兇司馬昭，身為人臣，死後竟被葬以帝王之禮（彼時魏朝尚在），其僭越如此。惡逆賈充，不僅未被追責，還「為晉元勛，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群官」。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至此極矣。

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漢晉春秋》

文帝（司馬昭）崩，賈充、荀勖議葬禮未定。（石）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晉書 石苞傳》

甚至就連彼時的弒君者成濟之宗族，亦未遭深究。《晉書 文帝紀》雖雲「夷（成）濟三族」，但同書《荀勖傳》卻不慎透露出「今成倅（成濟之兄）刑止其身」的線索。可知真正充當替死鬼者，唯成倅、成濟二人，其家屬皆平安無事，所謂「夷滅三族」不過是空文欺世，徒張大言。彼時朝政之污濁，王法之敗亂，足見一斑。

帝（司馬昭）奏曰：「……（成）濟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收濟家屬，付廷尉。」（郭）太后從之，夷濟三族。--《晉書 文帝紀》

（荀）勖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晉書 荀勖傳》

在此背景下，「才同陳思，武類太祖」的曹髦，不甘坐受廢辱，亦不肯自毀社稷，最終憤然討逆，亡身殉難，借帝王之血，彰群小之惡，既是時勢所迫，亦是個人意志之宣洩。

好在天道昭彰，終不能顛倒黑白。千載之後，忠奸自有分明。實際東晉之時，便有明帝聞高貴鄉公之死而「以面覆床」之事，可知王沈之丑唾，終不能掩曹髦之英武；陳壽之直筆，亦足彰司馬之奸惡。可惋惜者，唯有英主早逝，社稷傾覆而已。

我是胖咪，頭條號歷史原創作者。漫談歷史趣聞，專注三國史。從史海沉鉤中的蛛絲馬跡、吉光片羽，來剖析展開背後隱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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