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少有人喜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兩個篤信宗教的雙親。《聖經·新約》《聖經·舊約》是母親教他識字的讀本，《舊約》中的《約伯記》更是讓他終生難忘的故事。聖徒約伯敬畏上帝，毫無怨艾，忠誠不貳地接受上帝加予他的種種苦難的考驗，感動了上帝，最終滿足、幸福而死。

作家在給妻子的信中說，讀《約伯記》時，他每每會感到一種病態的愉悅，放下書後，常常要在房間裡走上一小時，幾乎要落下淚來。青少年時代，他還邂逅了人生道路上的一個宗教師長——漂泊四方、傳播《聖經·福音書》的思想家兼詩人希德羅夫斯基，那是作家重要的宗教思想倉庫之一，也是他的長篇小說《白痴》中的主人公梅思金、《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中心人物阿廖沙的原型。

九歲那年，他跟隨購置田產的父親來到離莫斯科將近二百公里的圖拉省。有一次，他在森林中迷了路，恍惚聽到有「狼」的喊叫聲，是一個正在耕地的農民庇護了他。這個名叫馬列伊的農奴讓他體驗到了一個農民給予的溫暖和熱情。四十年後，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是一次單獨的相遇，在一個荒僻的曠野，也許，只有上帝從天上看到了，素昧平生，一個粗魯、野蠻無知的俄國農奴擁有如此深邃、開放的情感，充滿了細膩的，幾乎是母性的柔情。

《作家日記》作者: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世界上有一類偉大的思想家、作家， 他們將疾病當作一種感知工具，用身體的痛苦將自己包裹起來，置身於「病態的精神彎隆之下」，審視經過他們思考、處理的現實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與精神病患者尼采一樣的思想家，與患哮喘病的普魯斯特一樣的文學家。幾近失明讓喬伊斯的聽力大受裨益，他能聽到像一枚海貝的黑暗的聲音，而伴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癲癇病讓他有了對生命幻覺獨特的感受和體驗，以至身體和靈魂常常會超越塵世的庸常，沉溺於無有休止的精神幻覺和靈魂思考之中。

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參加空想社會主義團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星期五」秘密聚會和公開誦讀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信」而被捕，接下來是審訊，八個月後被判死刑，送上斷頭台。 沙皇尼古拉一世精心設計、策劃了一場旨在摧毀犯人心理的槍決，一名犯人當場精神失常。臨刑前幾分鐘，才傳來沙皇改判流放的詔書。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絲毫的慌亂，他把斷頭台看作「各各他山」——那個耶穌受刑被釘在十字架的地方，把赴死視作體驗生命、死亡、靈魂永恆的一場宗教儀式。他說：「生命如同一顆落入泥土的麥粒，是不會死的，仍舊是一顆麥粒；若一旦死亡，那只會帶來更多的果實。」

在絞刑架上演處決

陀思妥耶夫斯基帶到西伯利亞監獄的《新約》

02.

人民遠比貴族對自己、對世界

有更多的希冀

在西伯利亞的四年苦役、六年充軍，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同守護風中之燭一般，始終堅守著對生命和上帝的敬畏，未任那顆虔誠的心靈之光熄滅。途中與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相遇，她們在道別時以《福音書》相贈的情景給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巨大的精神力量。一個十歲女孩對他說的一句充滿憐憫的話也令他牢記終生：「不幸的人，收下這一個戈比吧，看在上帝的面上！」此間，他在流放犯中看到了崇高的人性，對俄羅斯人民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正如他在小說《死屋手記》中所寫的， 人民對上帝有著遠比貴族、上流社會的人更多的虔誠，更多對自己、對世界的希冀。立足「鄉土」，回歸人民，回歸東正教，實現沙皇、地主和農民關係的和諧成為他最高的社會理想，成為他倡導的「根基主義」學說的要義。

1859年，結束了流放生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在與兄長創辦的月刊《時報》和《時代》中，他既批評「為藝術而藝術」的審美理念，又激烈反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農民革命的思想，宣傳他自己的「根基主義」。

1862年的西歐之行讓他看到了眼花繚亂的資本主義世界，凸顯了其生活的荒唐與殘酷的一面，卻也激發了他那賭徒的天性。

對輪盤賭的酷愛像頑癬一般真實，他長期沉溺其中，一次次地西去狂賭，甚至置患病的妻子於不顧。他每每債台高築，甚至身無分文、食宿無若，以至不得不躲債逃離，生活的碎片被扔在了西歐的各個城市。在德國，他在向屠格涅夫借錢遭拒後，生活已無以為繼， 不得不屈辱地從一位出版社編輯那裡借錢，條件是在三周內交出長篇小說，否則此前的一切書稿版權歸這位編輯所有。我們在他的長篇小說《賭徒》中，可以真實地看到這樣一個充滿憂鬱、焦慮，靈魂無法安放的人物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3年在巴黎

不過，在混合著頹廢與反叛、平靜與焦慮的雙重精神中，生命的掙扎與對生活的思考同時在進行。

西歐之行還強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資本主義文明強調個性價值弊端的認知，更讓他看到了上帝信仰失落給社會帶來的精神和道德災難。他意識到，與西歐資產階級的自說自話截然相反，俄羅斯人民創造的近千年文化完整地保留了崇高的基督理想。他堅信俄羅斯人民才是上帝的選民，是上帝拯救世界、人類的彌賽亞使命的最終完成者。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為普希金塑像落成的慶典儀式的發言中，也成為他晚年幾部重要長篇的重要內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經驗絕妙地融入了他不同時期的小說創作中，逼仄而又苦難的生存場與濃郁的宗教意識被他的個人經驗重新編碼，使他的小說成為被時代隱匿的人獨特的精神存在史，一個宗教思想家不無碎片式的精神傳記。

人們稱我是心理主義小說家，這是不對的，我只是一個最高意義的現實主義作家，這意思是說，我描寫的是人靈魂的每一個深處。

——陀思妥耶夫斯基

03.

表現人間痛苦的現實主義藝術家

俄羅斯文學的黃金世紀大師眾多，才情稟賦不同，成就影響各異，但能稱為「文學奇蹟」的不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是其中的一個。

他的長篇小說創作將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的思想意蘊和審美意蘊推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不僅有觀念和思想的創新，還有藝術形式的創新。他始終都在營構一種屬於他自己的藝術世界，或者說，他一直在小說世界中找尋屬於他自己的藝術基點，找尋創作生命全力追求的精神表現方式與形態。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基督精神的訴求並將其作為小說表現的本體，是他悉心追求的人類終極關懷的一種敘事模式。在這一方面，他的價值和意義是其他作家難以超越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人們稱我是心理主義小說家，這是不對的，我只是一個最高意義的現實主義作家，這意思是說，我描寫的是人靈魂的每一個深處。」這種最高意義的現實主義在文學所表現的對象和對人的認知上與傳統的現實主義有著重大的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以再現外部的社會生活以及人與社會的關係為創作追求，他無意於揭示人受制於社會環境的機制，不表現人是如何被社會扭曲、改造的，而是以呈現人的思想意識的全部真實，人靈魂最隱蔽的深處為敘事的對象，人的思想意識及其靈魂才是作家觀察世界和展開敘事的最終目的和最終指向。作家說，這是一種 「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是在人身上對人的發現」。 所以他說：「果戈理是直接拿來整體，而我卻是通過辨別原子、探求整體走向深處的，因此果戈理沒有我這樣深刻。」

《白痴》（2003）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生命個體的人才是歷史的根基、中心、全部的意義所在。個體的人是獨有的、不可重複的，一個完整的肉與靈的世界，人的生命形態與走向是他自由、獨立選擇的結果。一個人即使不能成為神明，起碼也要成為他自己精神的上帝。每個生命個體都對現實世界中的惡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任何人都不能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因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人類命運的同一根鏈條捆綁在一起的。正是每一個生命進行時的個體的心靈和精神狀態決定了人類歷史的、現在的和未來的前行之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這種「最高意義的現實主義」是作家為人類提供觀照社會的風俗演變和人的心靈變遷的最有效的方式。儘管他的藝術理念並非一成不變，但 生命個體靈魂的展現和拯救始終是他小說創作的聚焦點。然而，他的現實主義的小說敘事又從來不停留在抽象的思想言說上，他從不讓讀者與他一起走進純理性思辨或宗教神秘主義的桎格中，而 總是把使他激動的信仰命題落實在世俗生活中，與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糾結與爭執、無法解決的問題和矛盾勾連在一起。因此，他仍然是一個最貼近社會現實，零距離地接觸生活本身，表現人間痛苦的現實主義藝術家。

《白痴》（2003）

04.

「俄羅斯的莎士比亞」，卻寫起了小說

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者總能強烈地感受到他的小說所具有的巨大的思想張力，然而，他們往往又很難將對作家思想的理解、認知講得很清楚。作品之所以令人著迷，讀得艱難沉重，而又難以釋懷，就是因為書里人物的心靈中有太多說不透的東西。作家筆下的人物充滿了 迷茫、 憂傷、 痛苦、 悲哀，也有 靜謐、 溫暖、 幸福、 頓悟等各種情感，有十分豐富的潛意識活動，還不乏深邃的哲學思考和文化情懷。這就造就了他的現實主義藝術世界的蒼茫和浩大，遙遠與幽深。

與普希金常常用詩進行文學思考的方式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 「用思想一情感」來思維的。作家告訴我們，思想小說也能寫得生動活潑、引人人勝、暢快淋漓。這得益於他所採取的非同尋常的小說的敘事方式，突出表現在情節結構、時空觀、人物構型這樣三個方面。

《白痴》（200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緊張、激烈、神秘、幽遠的藝術氛圍的營造首先得力於其非同尋常的情節結構。他的幾乎乎每一部作品都充滿了緊張、密實的情節，大量令人眼花繚亂、複雜多變的事件和場景撲面而來，呈現出一種多重故事並置、不同敘事者講述並置的敘事形態。有時，小說會因為故事情節之間連續性、因果鏈的缺失，造成敘事顯得暖味和不確定。

以《卡拉馬佐夫兄弟》為例。長篇小說的章節標題就是形形色色的事件、場景、人物的奇觀。「不合時宜的聚會」「在僕人房裡」「預審」「錯誤的審判」「老丑角」「一根蔥」「宗教大法官」「虔誠的鄉下女人」「信仰不堅的太太」「野心勃勒的神學校學生」「色鬼」「無可爭議的舊戀人」等等。這些章節標題因為言說具體、表達通俗，在某種程度上是反標題的，卻硬生生地被置於小說的起承轉合之間，奠定了小說敘事的外部框架。

這種跳脫固有思維的安排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正是這種畫面感十足的故事結構會反覆召喚讀者不斷地從文本中跳出來，稍作停頓、思索，再返回情境中，引發豐富的聯想和想像。讀者起初很難在一個個碎片式的故事情節中找到相互之間有機的勾連，但藉助小說的思想主題以及人物形象的連貫性，藉助作者精心構築、高潮迭起的中心情節和重要的藝術細節（如一粒即將脫落的紐扣、三千盧布的紙幣…)，才讓暖昧和不確定的意義獲得相對的完整。

《卡拉馬佐夫兄弟》作者: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上海譯文出版社 / 榮如德譯 / 2015-2

此外，情節的錯亂性、尖銳性、極端性導致了其敘事意蘊的模糊性、複雜性和歧義性。

在《窮人》中，貴族貝科夫與瓦蓮卡、大學生波克羅夫斯基、安娜·費奧德羅夫娜的關係始終是撲朔迷離的。作者似乎並不想把貝科夫說得很清楚，因為他並不想讓這個惡人的人性徹底沉淪。

在《罪與罰》中，一種思想可以點燃主人公殺人的意念，卻無法使其犯罪行動合理化。作者在將人性的冷和惡揭示出來的同時，也把一種深藏在歷史深處的哲學思想的邪惡展現在讀者面前。小說中探長波爾菲里與拉斯柯爾尼科夫三次環環相扣的，心理角逐、意志較量的情節引人入勝，其白熱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作者竭盡所能探究犯罪心理，考量罪與法、罪與罰關係的過程。

《卡拉馬佐夫兄弟》從一開始就把讀者帶進了高度緊張、激烈的家庭紛爭中，父親費奧多爾與大兒子德米特里尖銳的衝突為弒父情節埋下了伏筆。隨者伊凡、斯梅爾佳科夫的加入，事件的進展不斷有猶如閃電、雷鳴般的高潮迭起。到底準是殺害費奧多爾·卡拉馬佐夫的真正兇手？情節線索的交代並不明晰。「復仇」在邏輯上支撐了德米特里殺父的動機和慾念，但在價值域上又似乎缺乏充分的理由。

《卡拉馬佐夫兄弟》劇照

情節的弔詭還在於，是費奧多爾的私生子斯梅爾佳科夫在伊凡·卡拉馬佐夫的慫恿下心生惡念，殺死了父親，似乎彌補了德米特里復仇依據的不足，但德米特里又最終被錯判而遭流放，斯梅爾佳科夫則以自我結束了罪惡的生命，用這樣的方式實現了情節故事的終結。作家將一種懸疑小說的手法融人敘事中，將故事在人物的精神世界裡展開，以追索的方式或解謎的結構揭開人物行為內在深刻的心理動因。

這樣的情節結構，加上小說中大量的長篇對話，這樣一些戲劇文本的核心要素，使得他的長篇小說擁有了戲劇小說的品格。文評界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俄羅斯的莎士比亞」，並非妄說。俄裔美國作家納博科夫甚至說： 「俄羅斯文學的命運之神似乎選定他成為俄國最偉大的劇作家，但他卻走錯了方向，寫起了小說。」

小說家精心設計的時空觀為意蘊空間的豐富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可以清晰辨析的線性時間的整體敘事格局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創造了一種迥異於傳統小說的、多維的、交叉的，甚至是無限的時空觀。

作品的敘事時間被高度濃縮，空間則被大大凸顯、強化了。《窮人》呈現的只是男女主人公五個半月里的書信往來。《罪與罰》中，從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念頭的萌生到小說結尾，主人公在西伯利亞流放地的靈魂仟悔與精神頓悟，全部過程也就只有幾個星期的時間。《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一系列緊張激烈、波詭雲譎的家庭動亂就發生在兩周之內。有限時間中大量空間場景的急速變化不斷疊加著各種事件，推進故事的延展，在不斷增強人物心理活動的劇烈性、緊張性的同時，也在不斷生成新的思想意蘊。

《群魔》（2014）

05.

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一個施難者，也是一個受難者

更值得指出的是，基督信仰的精神理想和宗教哲學的主題為小說確立了一個意義豐饒的人文空間。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主人公全都被理性的思想所吞噬，一個個沉浸在理念之中。他們依賴思想為生，沉溺於一種封閉而自足的精神世界中。他們生存在地獄與天堂之間、反基督徒與基督徒之間這樣逼仄的空間中。前者是一種世俗時空、危機時空，呈現出忙亂、急促、狂熱、漩渦般變化的景象，是一種充滿鬧劇、悲劇的生存狀態，而後者是一種信仰時空、永恆時空，呈現出一種靜謐、安寧、愉悅的精神氣象，與世界、他人和諧相處的生存狀態。它們分別對應著一系列的象徵意象，交織於人文時空中。

拉斯柯爾尼科夫（小說《罪與罰》中的主人公）在殺死老太婆的前後，確立基督信仰前的狀態，卡拉馬佐夫「偶合家庭」的動亂生活都是世俗時空的寫照，蘊含著人物和家庭巨大的精神危機。它們對應著擁擠、封閉、黑暗的場域，如雜亂的居室、儲藏室一樣的閣樓、廚房中的一角，那不是家，而是一個讓心靈的漂泊者感到壓抑、空虛、痛苦，缺失信仰理想的空間存在。

梅思金公爵（小說《白痴》中的主人公）在癲癇病發作前的那一瞬間，拉斯柯爾尼科夫在來到廣場向上蒼、世間認罪的那一刻，他在西伯利亞草原和河岸邊向索尼婭祖露心聲的當口，德米特里在阿廖沙（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面前懺悔的時刻，格魯申卡在阿廖沙面前自我檢視的那個畫面，都是信仰時空的展現，具有象徵意義。

此刻，他們的精神世界已無法按秒、分、小時、日子的時間來稱量，生命定格在一種崇高的、理想的、美妙的永恆中。散亮的大廳、生氣勃勃的人群、開闊的廣場、燦爛的陽光、遼闊的草原、綿延的河流對應著那光芒永駐的精神信仰和生命理想。

嶄新的人物構型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現實主義小說的又一個重大創新。作家徹底顛覆了人物的「身份」概念，打破了人物塑造正反、好壞的傳統原則，確立了人物塑造的心靈、思想、情感、理性的原則，開拓了人物塑造的新的領域。正是一個個各具精神特質的人物為作家的思想表達提供了生命經驗的支撐。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大部分人物形象粗糙、面目不清、性格模糊、身份不明，卻無不是高度獨立，不受制於環境、他人意識的思想型人物。作家從人物形而上的思想深處和極端矛盾的心理狀態人手，力圖破解人物波瀾的內心、駁雜的人性，那是由一系列充滿悖論、病態的感受，對痛苦和不幸極度敏感的因素構成的靈魂，走近他們如同走進了一個巨大的洞穴深處。

《白痴》（2003）

他們留給讀者不可磨滅印象的是其內在的精神世界和巨大的思想活力。他們被作者稱作 「悖論型人物」，或是 「情慾型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中，赤貧者、孱弱者、癲癇病患者、精神變態者、癲狂者，甚至罪犯占有很大的比重。因為在作者看來，他們擁有獨特的心靈「優勢」：他們或在物質上一無所有，或備受疾病的折磨、精神的磨難，或犯下嚴重的罪行，從而失去了感知世界整體性的能力。而恰恰因為如此，他們面對上帝信仰時卻具有了特殊的直接性。他們無不站在自由選擇界限的邊緣，邁出的下一步只有兩個方向：天堂或地獄，天使或魔鬼。這些人物既是生命個體的靈魂史，也是人類群體意義上的精神類型史。

俄羅斯大批評家艾亨瓦利德說：「 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一個施難者，也是一個受難者，俄羅斯文學的沙皇『伊凡雷帝』，他以其言說和汗水建構的殘酷的絞刑在絞殺著我們。」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異乎尋常、令人震撼的小說藝術的精髓也許就在於此。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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