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確立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地位。習近平外交思想以「十個堅持」為總體框架和核心要義，科學回答了中國外交舉什麼旗、走什麼路、追求什麼目標，以及新形勢下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外交、怎樣辦外交等重大問題，具有鮮明的科學性、時代性、先進性和實踐性。
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十個堅持」的內容和含義：一是堅持以維護黨中央權威為統領加強黨對對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做好對外工作的根本保證。二是堅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使命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這是新時代賦予對外工作的歷史使命。三是堅持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宗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新時代對外工作的總目標。四是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根本增強戰略自信。這是新時代對外工作必須遵循的根本要求。五是堅持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這是我國今後相當長時期對外開放和對外合作的管總規劃，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實踐平台。六是堅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基礎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中國外交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原則。七是堅持以深化外交布局為依託打造全球夥伴關係。這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重要內涵。八是堅持以公平正義為理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這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九是堅持以國家核心利益為底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是對外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十是堅持以對外工作優良傳統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為方向塑造中國外交獨特風範。這是中國外交的精神標識。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懈追求的總目標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就是說，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有兩個重要內容，一是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二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構建新型國際關係。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時指出，「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這是新型國際關係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
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出訪美國，在安納伯格莊園與歐巴馬會晤時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關於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習近平主席在會晤中用三句話作了精闢概括：一是不衝突、不對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贏。
可以看出，無論是新型國際關係，還是新型大國關係，它們的主線都是合作共贏，前提都是不衝突、不對抗。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新世界觀、新價值觀和新方法，倡導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黨的十九大報告用字非常精準，比如，「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近」是接近的「近」，而不是進入的「進」。這說明，我國的綜合國力雖然已經大大增強，但是距離真正的強，還有距離。
在國際關係中，大國必然是綜合國力強大的國家。各個國家雖然都在研究分析自身的綜合國力，但側重點有明顯不同之處。我舉例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美國。美國喬治敦大學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克萊因在1975年出版的《世界權利的評價》和1981年出版的《80年代的世界國力趨勢與美國對外政策》中，從政治結構上論述了國際衝突中的國家實力的概念。之後，他對綜合國力進行了系統的定量比較和分析，並提出了「克萊因公式」，即綜合國力=（C+E+M）×（S+W），其中C代表面積、人口等基本實體，E代表經濟實力，M代表軍事實力，S代表戰略目的，W代表追求戰略目標的國家意志。在「克萊因公式」的啟迪下，綜合國力研究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該公式兼顧了有形因素和無形因素，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然有很大的不足。比如，「克萊因公式」並沒有反映出科技在提升綜合國力時巨大作用。即便如此，這個公式仍然啟發了人們的思維，即將精神要素作為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賦予和物質要素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二個例子，日本。1987年，日本經濟企劃廳發表《日本的綜合國力》一書。該書提出測定日本綜合國力的三大要素：國際貢獻能力、生存能力和強制能力。日本模式的突出特點是經濟實力貫穿始終，具體表現為高度重視企業的力量，重視產品與服務的力量。即便到了今天，路上跑的汽車，家裡用的電器，有很多都是日本的產品。
第三個例子，中國。在幾千年歷史中，中華民族創造和延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植根於深厚的文化土壤。在「四個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鬥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所以，無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還是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它們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這其中就包括我們的外交政策。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兩個「結合」一個是根脈，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個是魂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可以說，如果我們了解了一個國家的文化脈絡，就能了解這個國家的價值觀，進而了解其外交政策。
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重要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及「全人類共同價值」這一概念。在這一概念的指引下，中國積極推動不同文明間的交流對話，願與世界各國共建美美與共的文明百花園。美美與共的世界百花園正好契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理念。
從2013年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到2021的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的全球安全倡議，再到2023年的全球文明倡議，我國的外交格局更加飽滿立體、層次分明。
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大」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著力在補短板、強弱項、固底板、揚優勢上下功夫」。我們之所以要「補短板、強弱項、固底板、揚優勢」，就是為了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蓄勢蓄力。只有我們蓄勢蓄力了，我們才能在外交上發力。有一句話叫「弱國無外交」，如果我們的綜合國力不提升，我們的發展不跟隨時代，就沒有蓄勢蓄力之後的發力。
我們為什麼要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因為營造和平安寧的國際環境，可以為我國的高質量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毛澤東同志曾指出，要「把支持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認為，民心也是最強的國際政治。中國人重情講義，不忘老朋友。我們要打造全球互聯互通夥伴關係，要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破解全球四大赤字問題，還要推動人類共同發展。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他在《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一書中指出，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根本原因在於國際公共產品的缺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實力最強的國家，但美國未能接替英國發揮領導作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結果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簡而言之，「金德爾伯格陷阱」是指在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如果新興大國不能承擔領導責任，就會導致國際公共產品短缺，進而造成全球經濟混亂和安全失序。
2017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強調「美國優先」，不願繼續無償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一些美國學者認為特朗普的政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政策有相似之處。2017年6月，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2017年10月，美國決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後，美國相繼退出伊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19年，為不受束縛地發展中短程飛彈力量，美國宣布退出《中導條約》。可以說，美國不斷「退群」加劇了國際局勢緊張。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強調產品的公共屬性。這種公共產品包含三個層次：一是物質性公共產品；二是理念性公共產品；三是制度性公共產品。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古語，「以利相交，利盡則散」。這就是說，如果我們只提供物質性公共產品是不夠的。理念性公共產品和制度性公共產品要比物質性公共產品的層次高。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屬理念性公共產品。在實踐中，我們創設亞投行、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積極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可以說，我們在外交工作中不僅提供物質性公共產品，還同時提供理念性公共產品和制度性公共產品。
但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都是帶有西方價值觀的，它們要求國際社會向西方看齊。也就是說，西方總是把自己的標準強加給國際社會。
2021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醫藥衛生界、教育界委員時指出，「70後、80後、90後、00後，他們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這裡「平視」的意思是，我們既不仰視也不俯視世界其他國家，始終堅持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積極倡導合作共贏理念與正確義利觀，堅持各國都是平等的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推動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享。
2023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沙烏地阿拉伯王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北京發表三方聯合聲明。三國宣布，沙特和伊朗達成一份協議，包括同意恢復雙方外交關係，在至多兩個月內重開雙方使館和代表機構；安排互派大使，並探討加強雙邊關係。
宋代朱熹的《詠紅白蓮》的前兩句是「紅白蓮花共一塘，兩般顏色一般香」。這兩句的意思是，紅蓮花和白蓮花開在一個池塘，雖然是兩種顏色但它們的香氣是一樣的。這就好比人類雖有文明、種族等不同，但同樣生活在這個世界，我們的命運是相連的，要學會相互欣賞、理解和尊重。
2023年2月，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在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將是世界上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將超越司法和仲裁你輸我贏的局限性，旨在實現爭端各方的合作共贏，對促進國際和平安全發展和國際秩序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國際調解院是踐行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的重要實踐，將豐富和發展國際爭端解決的機制和方式；也是我們發起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的一項全球法治公共產品，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不斷發展完善。
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必須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同世界各國和平相處、合作共贏，從不謀求世界霸權。中國的歷史智慧是「國霸必衰」，而不是「國強必霸」。2019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在這部白皮書中，闡述了我國為什麼必須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原因：第一，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來源於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中華文明起源於內陸和農耕，是內斂、防禦的文明。中華民族的血液里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第二，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來源於對實現中國發展目標條件的認知。第三，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來源於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深刻把握。
接下來，我重點講一下我國為什麼必須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第二個原因——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來源於對實現中國發展目標條件的認知。《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指出，「發展是中國的第一要務。70年來，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中國進一步發展同樣需要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可以說，中國是真真正正熱愛和平的大國。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確保糧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可靠安全」。2021年我國大豆進口量9653萬噸，對外依存度85.5%，其中巴西、美國和阿根廷進口量分別占60%、34%和4%。玉米進口量2835萬噸，對外依存度9.39%，其中美國進口70%，烏克蘭進口29%。像糧食、能源等是初級產品。所以，從數據上來看，我國對初級產品的依存度還是比較高的。這就更需要我們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為什麼？因為如果有戰爭、極端氣候發生，像糧食、能源這些大宗產品價格都會上漲。這些商品價格上漲了以後，我們要花更高的價格去買，所以，從自身發展角度來講，我們也更希望世界和平穩定。
三、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做好意識形態工作
2022年11月14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在這次會晤中，美國總統拜登表態，「美國尊重中國的體制，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也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美方也無意尋求同中國『脫鉤』，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無意圍堵中國」。之後，有媒體將美方立場概括為「五不」「四無意」。雖然美國總統拜登有如此表態，但是在具體實踐中，美國的對華政策總是言行不一，甚至將我們定位為「優先考慮的、唯一的全球競爭對手」。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作出大國競爭重回國際政治的戰略判斷以來，美國重新挑起集團對抗與意識形態對立的戰略意圖日益明顯，冷戰思維正悄然在美國「復活」。拜登上台以來，在對外戰略上幾乎必談「民主」「威權」「專制」，意識形態已經成為美國推行大國戰略競爭的工具。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也要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文化歷來與意識形態有著緊密聯繫，是意識形態的主要載體。
我認為，如果一國的軍事科技實力不強，在面對外敵入侵時，會一攻就破。但是如果一國的意識形態工作做不好，在面對外敵入侵時，會不攻自破。所以，我們在內部要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在外部要增強國際社會對我國的廣泛認同。
意識形態工作不能只靠嘴講，更重要的是去實踐。很多人知道，美國的「薯片」「晶片」和「大片」是其文化輸出的三大法寶。其實，除了「三片」，美國還有個「雙H」戰略：第一個H是好萊塢的首字母H；第二個是哈佛大學的首字母H。好萊塢代表的是娛樂，哈佛大學代表的是教育。除了這些，西方的文化還通過遊樂園的形式向外輸出，比如一到假期，很多人會選擇去上海迪士尼或者北京環球影城玩。美國的意圖很明顯，雖然許多中國孩子不能到美國，但是通過文化的輸出，依然可以了解美國。那麼，我們如何才能講好中國故事，是必須認真研究和重視的問題。
中華民族有著5000多年的文明史，這其中蘊含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動力源泉。文物是文明的物質形態。它是文明的重要載體，只有通過利用其承載的文化元素才能達到以文化人的目的。如果文物深藏在庫房中不被人所感受所利用，就無法發揮其應有的文物價值。我們要通過保護好、利用好這些文物，讓文物發聲，講好中國故事。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讓收藏在禁宮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另外，我們還要將我們的文化融入在孩子愛不釋手的產品中，讓它們成為伴隨孩子成長的夥伴。
四、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具體實踐
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夥伴關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可以看到，黨的二十大在「總體穩定、均衡發展」前加了「和平共處」。這就是說，大國之間的交往要先學會尊重彼此。無論是中美關係，還是中俄、中歐關係，首先要戰略互信。
當前，雖然美國一直在推進中美經濟「脫鉤」，但是兩國貿易往來反而更加頻繁。自2018年7月美國對華加征關稅以來，中美貿易額除2019年同比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處於增長態勢，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更為明顯。2020年中美貿易額同比增長8.3%，2021年再次大幅增長，且近幾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額增長持續高於進口。這些數據凸顯了中美貿易領域的緊密依存，也再次印證了中美合作共贏才是大勢所趨。另外，中美人文交流「一直在線」。作為中美關係的重要支柱之一，人文交流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兩國關係增信釋疑的潤滑劑。近幾年，中美人文交流合作雖然遭遇「逆流」，但仍然保持了頑強的韌性和生命力。
在文明互鑒方面，中歐的交流總體平穩。2013年11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時任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和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時指出，「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已開發國家聯合體，中歐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兩大力量』；作為世界上兩個重要經濟體，中歐是促進共同發展的『兩大市場』；作為東西方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中歐是推動人類進步的『兩大文明』。」
第二，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鄧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國自己要穩住陣腳，否則，人家就要打我們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們好起來的人很多，想整我們的人也有的是。我們自己要保持警惕，放鬆不得」。鄧小平同志還強調，「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2023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90周年慶祝大會暨202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指出，「提升領導幹部推動高質量發展本領、服務群眾本領、防範化解風險本領，同時加強鬥爭精神和鬥爭本領養成，著力增強防風險、攻難關、迎挑戰、抗打壓能力」。
如何處理中國同鄰國的關係？2013年，黨的十八大閉幕不久，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周邊外交的基本方針：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
我們要做好新形勢下周邊外交工作，就要從戰略高度分析和處理問題，提高駕馭全局、統籌謀劃、操作實施能力。要著力維護周邊和平穩定大局，維護周邊和平穩定是周邊外交的重要目標。
新時代十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開拓進取，攻堅克難，取得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共建「一帶一路」倡議。10年來，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指出，「提出這一倡議的初心，是借鑑古絲綢之路，以互聯互通為主線，同各國加強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為全球發展開闢新空間，為國際經濟合作打造新平台」。截至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有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成立了20多個專業領域多邊合作平台，「一帶一路」合作從亞歐大陸延伸到非洲和拉美。
共建「一帶一路」注重的是眾人拾柴火焰高、互幫互助走得遠，崇尚的是自己過得好、也讓別人過得好，踐行的是互聯互通、互利互惠，謀求的是共同發展、合作共贏。共建「一帶一路」也是我國維護周邊穩定的外交策略，還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與向全球治理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
「一帶一路」倡議還展現了飛洋過海與結伴齊飛的藝術。「走出去」對中國對外開放而言就是「飛洋過海的藝術」。1988年9月，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調研閩東九縣之後，寫下到寧德工作後的第一篇調查報告《弱鳥如何先飛——閩東九縣調查隨感》。習近平同志針對當地幹部群眾中存在的「安貧樂道」，「窮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消極思想，一針見血地指出，「地方貧困，觀念不能貧困」，他號召黨員、幹部、群眾「都要來一個思想解放，觀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講一講『弱鳥可以先飛，至貧可能先富』的辯證法」。習近平同志還指出，既飛，當然力圖飛洋過海，要向外飛，在國際市場上經風雨，在商品經濟中見世面。
2023年是「八八戰略」實施二十周年。2004年8月10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的《在更大的空間內實現更大發展》一文中談到了「地瓜理論」：「有人提出一種『地瓜理論』，非常生動形象地描述了『跳出浙江發展浙江』的現象。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為的是汲取更多的陽光、雨露和養分，但它的塊莖始終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擴張最終為的是塊莖能長得更加粗壯碩大。」習近平同志在擔任總書記後，把「地瓜理論」運用到對國家命運的思考之中，勾勒出「跳出中國發展中國，放眼世界發展中國」的戰略藍圖。所以，無論是「飛洋過海的藝術」，還是「地瓜理論」，它們的實質都是開放。
2021年11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第三次「一帶一路」建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把基礎設施「硬聯通」作為重要方向，把規則標準「軟聯通」作為重要支撐，把同共建國家人民「心聯通」作為重要基礎。
總體來看，我們的「硬連通」做得不錯，但是在「軟連通」和「心連通」方面，還需要提高。軟聯通，即中國的文化、理念、價值、標準、規範。我們要讓這些要素走到「一帶一路」沿線百姓的生活中去，發揮「潤滑劑」和「黏合劑」的作用。中資企業開拓絲路沿線市場要注重文化融入。很多中資企業在海外開展業務時不注重融入當地社會和文化，這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企業的運營、管理和發展。
企業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主體。很多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時總是談論風險，風險當然要充分重視，但對中國企業而言，不走出去的風險更大，關鍵是自身要準備好、項目要選好。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中國企業應更為積極地「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目前，中國企業「走出去」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如港口、高鐵、核電、大壩這樣的「重資產」項目。
第三，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十四五」時期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的重要時期，我國將以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為目標，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具體來講，一是進一步增強對國際組織的重視。新時代十年來，在重要國際組織中任職的「中國面孔」越來越多。2013年6月時任財政部副部長李勇當選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第七任總幹事。2015年柳芳當選國際民航組織秘書長，當年8月1號就任，任期3年。她是該機構歷史上首位中國籍秘書長，也是首位女性秘書長。2019年6月，屈冬玉當選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成為該組織歷史上首位中國籍總幹事。2023年7月2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大會第43屆會議在義大利首都羅馬舉行新任總幹事選舉，中方候選人、現任總幹事屈冬玉以高票成功勝選連任。
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的重要崗位任職，這背後體現出我們的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已經大大提升，更說明我們在外交領域長期蓄力後所取得的豐富碩果。未來，我們要進一步增強對國際組織的重視，培育更多優秀國際組織人才。
二是中國主場外交展現新作為。近年來，中國外交話語的引領和塑造能力逐步增強。主場外交展現了中國對多邊交往的堅定態度。從2013年到現在，中國舉辦了多場主場外交，比如，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周活動在北京拉開帷幕；2015年，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2016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在在杭州舉行；2017年，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在廈門舉行；2019年，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2023年，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
我們的主場外交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服務於中國城市、服務於中國企業，基層創新不斷激活。比如，舉辦過主場外交的杭州、廈門、青島等城市的活力逐漸被激活。另外，通過舉辦主場外交，我們正在營造或者推動構建互聯互通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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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磊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