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館藏《文官任用令》原件

雖然明治維新打破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來有現代意義的文官錄用考試製度，但是依然在內心深處保留著封建的思想，公務員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官」。

無論是在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還是在漫畫家宮崎駿的動漫作品中，我們也能感知到那個官僚作威作福，和百姓貧窮疾苦的強烈反差感。

和現在日本公務員「跪式服務」不同，曾經的日本老百姓要去政府辦事情，是要低三下四地求各類官員才可以，甚至需要向官員下跪。

在那時，人們考公務員不僅僅是找一個人氣爆棚的職業這麼簡單，而是為了改變命運。

但是，這種改變命運的機會基本上和普通家庭出身的百姓關係不大，因為官員的來源基本上都是帝國大學或者各大法科大學的畢業生，普通家庭供不起。

日本歷史學家秦郁彥在《官僚研究：不朽的力量1868-1983》一書中，就提到了從1894年到1947年，通過行政管理高級公務員考試成為官僚的9565人中，東京大學的畢業生就占到了5969人，占比60%以上。

1946年在東京帝國大學舉行的日本文官考試

二戰後，日本經濟再次重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日本經濟迎來經濟高度發展期以及後來的經濟泡沫期。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也在追求更高的薪水報酬。

1955年，日本工會的第一次「春斗」運動開始，並在1960年代漸漸成為歷年的慣例。

在1960-1970年代，日本經濟高度發展期也是工會頻繁通過「春斗」來交涉薪資待遇的時期，工會的鬥爭大大改善了民間企業的薪資水平。

這一時期，人們對公務員這個職業的態度被徹底改變。

由於經濟的高速發展，民間企業無論是在薪資待遇還是福利上，都要比待在政府做一名領著微薄固定薪水的公務員好得多，很多人畢業後，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去民間企業上班。

當時情形是：好的人才，就去私企外企；只有笨蛋，才去當公務員。

如果有人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你要說自己是公務員，是會被嘲笑的。

日本經濟高度發展期，社會欣欣向榮

當時雖然有公務員考試製度，但是由於長期招不到人，實際上考試的難度非常低，甚至出現不用考試，報名就錄取的情況。

所以，招來的公務員，多數都是別人看不起的低等生。

彼時，很多公務員並不是自己想當，實在是能力太差，只有公務員一條路可以選擇，稍微有點能力的人，都不會選擇公務員這個職業。

一個民間企業的職工與一個普通公務員的年收入相比，至少要多出100多萬日元，那可是50年前的100多萬日元啊。

那是一個國家集中精英人才來抓經濟建設的時代。

時代來到了1980年代末，日本政府意識到公務員的薪資福利水平過低，使得好的人才很難流向政府，於是便對公務員和教師的薪資進行了多次調漲。

公務員的薪資待遇，開始反超民間企業待遇。

日本公務員入職儀式

根據日本人事院2023年公布的數據，日本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年薪為681萬日元，地方公務員的平均年薪為659萬，高於日本人的平均年薪443萬。

根據日本內閣官房公布的數據，一個民間企業員工的退職金為2090.6萬日元，而公務員經過多次增額後，達到了2183.9萬日元。

恰巧，隨著19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大量的企業倒閉，日本年輕人失業率空前絕後的超過了10%，而在亞洲金融危機和雷曼危機的時候，日本失業率也不過8%左右。

日本年輕人迎來了就業冰河期，即便降低薪酬預期，也是一職難求。

經濟不景氣使得社會就業機會減少，日本人的就業傾向又一次發生了改變，穩定、永遠不存在倒閉風險的公務員成為了香餑餑。

這導致了公務員考試的難度越來越大，在就業冰河期，日本公務員普遍的報錄比達到了30：1。

甚至出現過1個崗位，195人考試，只有6個人及格，卻最終只能錄取1人的場景，就連很多國家公立大學的高材生，也一樣會被淘汰。

日本考公輔導班授課

為了應對激烈的公務員考試，很多大學生從大一開始就備考公務員考試，他們一邊上學，一邊在外面報各種考公的輔導班。

最紅火的時候，在大學周邊，一條學生街的店鋪全是考公的輔導機構。書店裡面考公的指導書籍也一直最暢銷。

學生食堂也推出了「考公必勝」的套餐。

就連在婚戀市場上，一句「我在考公務員」，也會給異性留下積極向上的好印象。

2023年，日本公務員考試的競爭倍率僅為5.9倍，已連續多年刷新最低紀錄。

一方面是各個地方政府為了應對新冠疫情的工作增加了錄用人數；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日本報考公務員的年輕人越來越少。

據統計，日本國家公務員報考人數已連續9年減少，相對於2012年減少了31%，日本地方公務員報考人數已連續7年減少，相對於2012年減少了35%。

日本公務員這個職業越來越不受待見。

有志成為國家公務員的畢業生越來越少，也讓人事院感到十分困惑，為了增加考生人數，在人事院製作的以大學生為對象的招聘手冊中，還添加了包括男性產假在內等福利制度和海外留學等人才培養制度。

但是，這些措施似乎並沒有什麼用。

據日本內閣人事院對國家公務員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未滿30歲的男性國家公務員中，每7人就有1人回答「近幾年內有辭職意向」。

日本公務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冷遇？

第一，年輕人口少了。

據人事院公布的數據，雖然自2012年到2021年，日本公務員崗位供給增加了172%，但是依然面臨著報考人數逐年遞減的尷尬。

這主要是因為日本的年輕人口逐年減少。

與其說是報考公務員的年輕人少了，還不如說是日本的年輕人口少了。

根據日本總務省2022年發布的數據，日本22歲的年輕人僅有124.7萬；10年後，這個數字將減少到106.8萬；20年後，這個數字將減少至87.1萬。

也就是說，20年後將有約37.6萬的22歲年輕人口消失。

日本22歲人口逐年減少

第二，無休無止的加班。

日本公務員這個職業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工作繁雜且工作量巨大。

根據人事院的數據，日本每月加班時長超過100小時的公務員占比為9.1%，每月加班時間超過80小時的占比30%。

雖然日本規定了日本過勞死的標準就是每月加班80小時，但是對於公務員的積極影響並不大。

相對而言，民間企業這幾年因為勞動改革，在加班上的限制越來越嚴，所以加班時間也在驟減，個人時間得到了保證。

進入疫情的這三年，最忙碌的厚生勞動省，為了統計各地疫情的感染情況，有的公務員一個月加班時長達300個小時，這無疑是「人間地獄」。

這也是為什麼日本政府所在地的霞關會成為「不夜城」，因為凌晨兩三點下班的公務員大有人在。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加班都有加班工資，超出定額就會成為免費加班，這是赤裸裸的剝削。

這也是疫情三年，日本報考公務員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勞動環境惡劣。

很多時候，為了議員和擔當大臣的國會答辯順利進行，負責的公務員要被傳喚；而很多不守時的議員，也使得很多公務員要超長待機到深夜。

日本政府運行效率的極端低下，雖然當地一直在推行無紙化辦公、信息化辦公，但是都沒帶來什麼明顯的效率提高。

想像一下，在21世紀的今天，傳遞材料只能通過傳真機，溝通只能用座機電話，忙半天也只是為了在一堆資料中找一個文件，這種工作環境該讓人多麼絕望。

森友文書篡改醜聞

另一方面，雖然1990年代日本高級官僚涉及的醜聞，使得政府通過一系列公務員改革，規範了公務員的行為準則，但是依然會有政治醜聞發生。

而當有醜聞發生時，公務員也最容易被拿出來背黑鍋的。

比如在「森友學園案」中財務省的公務員赤木俊夫，因為無法忍受「文書篡改」的黑鍋，最終選擇了自殺。

日本公務員是一個很容易被社會批判的職業，甚至被拍到開高級私家車去上班，也可能會導致飯碗不保。

公務員隊伍裡面還存在著一些躺平的老油條，干實事的也主要是年輕的公務員，這使得日本公務員成為了當地最容易得抑鬱症的職業，很多人在高負荷壓力下選擇了自殺輕生。

第四，就業市場的新變化。

在安倍經濟學的刺激下，日本從2012年開始，上台短短5年就增加了185萬就業人口。

到了安倍卸任的2019年，正式員工的有效求人率也在有史以來首次超過了1.63倍，刷新了1974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日本1962年至今的有效求人率演變

在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下，民間創造了海量的就業機會。

隨著就業市場的復甦，公務員的吸引力被再次拉低。

日本人不願意考公務員，帶給我們什麼啟示？

首先，我們需要警惕人口少子化現象。

年輕人少了，整個社會活力都將大受影響。

道理大家都懂，這裡我就不多說了。

其次，公務員崗位太熱不行，太冷也不行。

公務員就業作為政府就業的一部分，是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穩定就業市場的重要工具。

根據日本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每當經濟發展好的時期，公務員的吸引力都會下降；反之，當大環境變差的時候，公務員就會變得搶手。

在經濟景氣的時期，應該控制政府崗位供給，讓更多的優秀人才流向生產部門，為企業發展供應足夠的人力資源支撐。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增加政府崗位供給，促進就業，穩定經濟發展。

最後，政府需要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

政府不僅僅需要提供公務員崗位，也要做好社會就業崗位的創造。

日本歷史上的公務員熱，熱度也並不高。

這是因為，社會上的其他崗位，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其實，公務員熱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公務員這一條路可以走。

我們應該創造足夠、有效的工作崗位，給求職者更多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