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曼德維爾悖論」？

我國古哲荀況也認為：「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人生下來就是小人，若無老師教導，無法度約束，便只會看到財利……又因遭逢亂世、染上惡習，便因是小人而更重小利，因亂世而更胡作非為。」見《荀子·榮辱第四》）可見人性自古相通，無分中外。

曼德維爾認為：「美德」是一切克服了天然私慾的行為，「惡德」則是一切不顧公眾利益、只顧滿足種種私慾的行為，其中最主要的是驕傲、虛榮和奢侈（參見本書第一卷《道德美德探源》）。他還指出，人們的行為並無善惡之別，而符合道德的行為（例如慈善）只是經過偽裝的自私之舉。

曼德維爾提出，恰當地利用個人惡德，能使社會發展，能繁榮經濟。例如，若無驕傲的惡德，許多公司便會破產，很多人便會失業，使英國經濟衰退，軍力大減；而若厲行節儉美德，人們便不會去買昂貴的新衣以滿足虛榮，時裝業便會破產；若無小偷，便無鎖匠；若無財產官司，便無律師。他說：「在一切文明社會裡，人們都從搖籃里就不知不覺地學會了虛偽，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承認自己從公眾的災難中獲取了利益，甚至不敢承認自己從其他個人的損失中獲取了利益。教堂司事若公開表示希望教區會眾死掉，人們便會用石塊砸他，儘管人人都知道他以為會眾辦葬禮為生，別無謀生手段。」（見本書第一卷《社會本質之探究》）這使人想到古人韓非，他說：「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造車人造了車，便希望別人富貴；木匠做了棺材，便希望有人死。這並不意味著造車人仁愛而木匠心壞，而是因為人不富貴車便賣不出去，人不死就無人買棺材。」見《韓非子·備內第十七》）這是一種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或功利主義的道德觀。

在《論慈善與慈善學校》一文中，曼德維爾將他的理論用於社會批判，認為建立慈善學校並非出於慈善的美德，而是出於同情。他說：同情常被誤解為慈善，但同情可以溯及人的自戀（selflove）心理，即因看到自己的處境好於別人而沾沾自喜，而慈善之舉能緩解和釋放人們見別人受苦時心中感到的不安。他認為建立慈善學校不是善舉，因為任何為了親友或者為博取美名和眾人尊重的行為，都不符合美德。他還認為慈善學校對社會有害，因為它們給了窮人子女不必要的知識，使他們產生了超越了其社會等級的慾望，破壞了英國社會既有的等級制度。

曼德維爾承認人人皆有惡德，由此提出應對它們進行「正義的修剪約束」，利用它們造福社會。可見他是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其主張與鼓吹和提倡驕奢淫逸等惡德判然有別。蘇格蘭大哲學家休謨說：「行政長官只能去做可能做到的事情。他無法用美德取代惡德，以此來醫治一切惡德。最常見的情況是，他只能用一種惡德去醫治另一種惡德，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應當選擇對社會危害最小的惡德。」（《論奢侈》）兩害相權取其輕，乃是一種明智的政治策略。理想主義的人性觀當然無比美好，人皆無私的大同社會當然很值得嚮往，但畢竟遠離了數千年以來的社會現實。正義社會的理想與現實人性的矛盾，迄今猶存。人人具備美德的社會，固然應當讚美，卻不是曼德維爾眼中的現實。

他從一個獨特的視點，精闢地論述了人性的弱點何以能為社會造福。他說：「各種卑劣的成分聚合起來，便會構成一個健康的混合體，即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因此，政治智慧的驚人力量殊堪嘉許……這個寓言的主要意圖乃是要表明：既享受一個勤勉、富裕和強大的民族所擁有的一切最優雅舒適的生活，同時又具備一個黃金時代所能希望的一切美德與無辜，此二者不可兼得。」（見本書第一卷《序言》）他將國家政體喻為一隻盛著潘趣酒的碗，「貪婪就是這碗酒里的酸味劑，揮霍則會使碗中的酒變甜。而大眾的無知、愚蠢和輕信，則是這碗酒中的水，漂浮其上、索然無味。智慧、榮譽、堅毅乃至人類的其他高尚品德，則被從人性的糟粕中人為分離出來，成為光榮的火焰，並被提煉升華，凝結為一種高尚的烈性要素，而應當被喻為白蘭地……若不熟悉這碗有益健康的混合飲料，若分別啜飲其中的幾種成分，必定會以為它們絕不可能混合成任何可以下咽的飲料……然而，經驗卻告訴我們：合理地混合我所說的這些成分，卻能夠製做出一種無比美妙的飲料，會得到口味高雅人士的喜愛和讚賞。」（見本書第一卷對《抱怨的蜂巢》的評論）可見，說他的言論提倡了惡德，乃是膚淺者的片面認識。

《蜜蜂的寓言》第二卷1729年倫敦版的標題頁上，有一段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的話：「時間摧毀了人們毫無根據的妄念，確證了基於現實的判斷。」［原文：OpinionumenimCommentadeletdies;NaturaJudiciaconfirmat.引自《論神性》(DeNaturaDeorum)］《蜜蜂的寓言》出版後的三百年時間，證明了唯有基於現實的判斷（NaturaJudicia）才能變革現實，使人類社會走向文明。而所謂「基於現實」，就是我們常說的「實事求是」。

康德視為「絕對命令」（CategoricalImperatives）的「行為準則」（maxims）固然高尚，但它忽視了人性的現實，所以只能是曼德維爾所說的「白蘭地」。曼德維爾認為：「大多數作者都在教導讀者應當做怎樣的人，卻幾乎很少想到去告訴讀者他們實際上是什麼樣的人」，而他所說的人，就是「處於自然狀態、並不具備真正神性的人」（《抱怨的蜂巢》評論序言）。這個判斷雖說會使常人赧然，使英雄氣短，卻完全「基於現實」。

但是，承認不良人性的現實，絕不等於無所作為、放棄改造不良人性，而這也是「基於現實的判斷」。商業社會追求擴大商品市場，使利潤最大化；為了達此目的，首先就必須製造需求。除了人們對生活必需品的剛性需求，製造需求大多都要藉助於刺激和撩撥人們的物慾和虛榮心（或曰奢侈的惡德），利用人們貪生怕死的心理，並將它們合理化、絕對化。在這個意義上，說物慾和怕死乃市場繁榮之母，亦不為過。但是，真理離謬誤只有一步之遙，過分姑息和濫用惡德不但具有馬基雅維里的「不擇手段」的影子，而且很可能演變為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甚至演變成對德國哲學家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和阿多諾（Theodor Adonor，1903—1969）所說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即強調手段的合適性和有效性、不顧目的正當與否的理性）的極度崇拜。

曼德維爾及《蜜蜂的寓言》

曼德維爾精通英語，竟使英國人以為他不是外國人。

伯納德·曼德維爾於1670年11月15日生於荷蘭的鹿特丹，是18世紀初英國最有影響、最具爭議的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和諷刺作家。他在荷蘭行醫，主治神經科疾病和胃病。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後，他去了英國，其初衷是「去學習英語」，後來發現英國很適合他的志向和事業，遂定居於斯。

曼德維爾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很有名，在荷蘭卻並不如此，因為其代表作《蜜蜂的寓言》是以英文寫成出版的。

近些年來，曼德維爾的英文著作被譯成了荷蘭文，荷蘭人才將他視為大思想家，與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Erasmus，1466—1536）、「國際法之父」格勞秀斯（HugoGrotius，1583—1645）、大哲學家斯賓諾莎（BenedictusSpinoza，1632—1677）齊名。

長詩《抱怨的蜂巢，或騙子變做老實人》發表於1705年，共433行，是《蜜蜂的寓言》的契機，或曰思想酵母。此詩乃一寓言，說蜂巢雖然充滿了惡德，卻十分繁榮興旺（「每個部分雖被惡德充滿，整個蜂國卻是一個樂園」），而蜂群一旦變得誠實，便不再互相欺騙和競爭，蜂國因此而經濟蕭條，衰微破敗，衛國作戰後倖存的蜜蜂為防止驕奢淫逸，飛進了一個樹洞。曼德維爾若就此打住，此詩倒也不會惹出多大麻煩，但他在此詩的「寓意」中說：偉大誠實的蜂國只是傻瓜的空想，「純粹的美德無法將各國變得繁榮昌盛」，「只要經過了正義的修剪約束，惡德亦可帶來益處；一個國家必定不可缺少惡德，如同饑渴定會使人去吃去喝。」這一思想遂成為圍繞《蜜蜂的寓言》展開論戰的導火索。

在《蜜蜂的寓言》中，曼德維爾更深入而全面地論述了驕傲：「驕傲之心與人的本性便如此密不可分（無論有些人如何巧妙地學習隱藏與掩飾驕傲），乃至沒有驕傲，構成人的復合物中便會缺少一種最主要的成分。」（《道德美德探源》）「我們最有益於社會的品質，莫過於驕傲。要使社會富裕繁榮，最不可或缺的品質還是驕傲。」（見本書第一卷對《抱怨的蜂巢》的評論）其中，「曼德維爾悖論」已十分昭然。

此書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遭到誤讀，被視為不道德之作，因為此書不但說私人的惡德能使社會繁榮，而且反對當時十分時興的慈善學校。此書的1723年版被米德爾塞克斯郡大陪審團判為社會公害，說它蔑視宗教、危害社會。一個化名「斐羅-布利塔努斯」的人在《倫敦雜誌》上撰文（即致C爵士的信），猛烈譴責此書。曼德維爾愈挫愈奮，於1729年發表了《蜜蜂的寓言》第二卷，以六篇精彩的對話，進一步闡發了他的思想，也做了自辯，構成了完整的「曼德維爾悖論」系列。

不過，曼德維爾也承認：「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這個提法「至少還應加上一個動詞，其意思方能完整」，「我使用這個標題的真正理由……意在喚起注意……這就是我的全部用意。我認為任何其他用意均屬愚蠢。」（見他1732年寫的《致狄翁信》，LettertoDion）而其完整的含義是：「私人的惡德若經過老練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可能被轉變為公眾的利益。」（見本書第一卷《社會本質之探究》）

「一個盛行諷刺的時代中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

《蜜蜂的寓言》引來的道德裁判，使人想到了馬基雅維里（NiccolòMachiavelli，1469—1527）、格拉西安（BalthasarGracián，1601－1658）、魏寧格（OttoWeininger，1880—1903）、尼采和弗洛伊德。他們驚世駭俗的著作都引來了猛烈的批判，都在人類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ThePrince，1532）使他身敗名裂，以致他的名字被用作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陰謀家的代稱；

格拉西安是西班牙修士，1647年因寫了三百條《世俗生活智慧》（Oráculomanualyartedeprudentia），得罪了教會，被革除教職，遭到軟禁，鬱鬱而終；

奧地利哲學天才魏寧格寫了《性與性格》（GeschlechtundCharakter，1903）之後，在維也納貝多芬故居開槍自殺，該書更遭到了口誅筆伐，被視為大毒草；

尼采和弗洛伊德也是因言得咎，惡名昭彰：尼采的超人思想被德國納粹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也被看作偽科學。

曼德維爾被譽為「一個盛行諷刺的時代中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其文章的諷刺風格堪與斯威夫特及蒲柏媲美。曼德維爾的散文是英語文學的精品，他不但是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醫生，亦是一位不可模仿的散文大師。本書第一卷中對長詩《抱怨的蜂巢》的22則評論，每一則都是美文，足以獨立成篇，有理且有趣，其風格勝於培根的論說文，因為培根散文素以枯燥簡古著稱。另外，本書第二卷的六篇對話，亦頗具柏拉圖對話錄之神韻。

（本文整理自《蜜蜂的寓言（第一卷）》·譯者序言，作者肖聿，段落、小標題有調整)

《蜜蜂的寓言》

[荷蘭] B.曼德維爾 著，肖聿 譯

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和經濟倫理的基本隱喻

本書是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理論先導

對西方倫理學和人性論假設有極大的衝擊

就算是莎士比亞來寫一本談論人類行為動機的著作，……那也極有可能不及在《蜜蜂的寓言》里所看到的如此有力的論證的一半。

——T. 麥考萊

• 法律與政府之於公民社會的政治團體，有如生命精神及生命本身之於有生命造物的自然群體。

• 使人變為社會性動物的，並不在於人的追求合作、善良天性、憐憫及友善，並不在於人追求造就令人愉悅外表的其他優點；相反，人的那些最卑劣、最可憎的品質，才恰恰是最不可或缺的造詣，使人適合於最龐大、最幸福與最繁榮的社會。

法律與政府之於公民社會的政治團體，有如生命精神及生命本身之於有生命造物的自然群體。

使人變為社會性動物的，並不在於人的追求合作、善良天性、憐憫及友善，並不在於人追求造就令人愉悅外表的其他優點；相反，人的那些最卑劣、最可憎的品質，才恰恰是最不可或缺的造詣，使人適合於最龐大、最幸福與最繁榮的社會。

每日一書

《馬氏文通》

每日一詞

《新華成語大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