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非常多烏克蘭女孩在中國留學、工作。她們從事的職業除了被談論很多的「淘寶模特」，還有雜技演員、自媒體博主、國際學校項目經理、商人等等等等。她們和全世界的女性一樣豐富、多元，也面臨相似的困境、挑戰。她們就生活在我們身邊。
文 | 翟錦 盧妍
編輯 | 魚鷹
運營 | 栗子
俄烏戰爭已持續24天，誰也不知道，戰火何時才能熄滅。
在戰爭爆發之初，網際網路上燃起了另一場硝煙：有人毫無邊界地開玩笑，調侃和物化烏克蘭女性，叫嚷著「收留烏克蘭美女」；更多人為此感到憤怒，批判這些不良言論背後匱乏的人情、人性、同理心。
我們發現網絡上很多人對「烏克蘭女孩」存在著標籤化的刻板印象。美女如雲、「歐洲子宮」、代孕產業鏈，這些關鍵詞被新聞頻繁地與「烏克蘭女性」關聯。另一方面，人們對普通烏克蘭女性的真實生活卻知之甚少，存在巨大的認知偏差。
一個意外的現象是，在這場戰爭里，在中國的短視頻平台上，湧現出不少烏克蘭女博主。這些年輕烏克蘭女孩，講著流利的中文，溫和、理性、清晰地向大家講解烏克蘭政治，也勸告人們：「戰爭不是什麼可以拿出來開玩笑的（事）」。
我們也因此留意到，有非常多烏克蘭女孩在中國留學、工作。她們從事的職業除了被談論很多的「淘寶模特」，還有雜技演員、自媒體博主、國際學校項目經理、商人等等等等。她們和全世界的女性一樣豐富、多元，也面臨相似的困境、挑戰。她們就生活在我們身邊。
每日人物找到並採訪了4位正生活、工作在中國各地的烏克蘭女孩，還有1位曾在中國留學，現在回到了烏克蘭，在為戰爭難民提供志願服務。她們中有前體操運動員，也有畢業於清華的研究生，有人因為愛情留下，也有人在努力攢錢幫助遠方的家人。她們講述了自己在中國的經歷，也講述了身處戰爭中的親人、朋友的遭遇。這些切近的故事，能幫助我們更真實地觸碰一個個人，了解一個國家，也更明白——戰爭對於平民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
這些女孩與我們的共性遠遠大過差異。她們和我們，也是命運共同體。
以下是她們的講述：
喬麗婭，32歲
自媒體從業者，現工作居住於上海
我1989年在俄羅斯出生，那時蘇聯還沒解體。我爸爸和媽媽都是軍人，他們在俄羅斯部隊工作，在俄羅斯最北邊的城市，特別冷。爸媽在我3歲時離婚，爸爸留在了俄羅斯，媽媽退役回到了烏克蘭。6歲時，媽媽把我帶去烏克蘭的外公外婆家，我們一起在第聶伯生活，那是烏克蘭第四大城市，軍人城市，被稱為航天科技城。
戰爭爆發那天，我媽正在去哈爾科夫的路上，她要去那辦手續，買了凌晨三點半的大巴票。我一直給她打電話，但聯繫不上，大概一個多小時後我才聯繫上她。她告訴我，大巴車是開到半路收到的戰爭消息，坦克已經進了哈爾科夫，車只能調頭返回。
那天我很緊張，精神快要崩潰了，擔心得直哭。
那幾天我每天看新聞到凌晨四五點，也不工作，特別無助，想幫也幫不了，心裡過不去，我是安全的，但我的家人時刻面對危險。第聶伯比其他城市情況好一點，但弟弟最近也給我發了照片，有幾個地方被炸了，這些都是隨時有可能發生的、控制不了的變化。今天暫時不危險，不代表明天後天不危險。
每一次通電話都很難，我會想這可能是最後一通電話。我們不會像電影里那樣說「我愛你」，相互說的都是很平常的話。我們儘量不去聊戰爭，因為很難受，很害怕，我們想讓自己更勇敢地去面對這件事。我會囑咐他們囤食物、買蠟燭，會跟外婆外公聊他們以前的經歷，聊他們曾在蘇聯時代經歷的生活。弟弟跟我講他最近看了什麼電影、文章，學了多少漢字。媽媽比我堅強，她覺得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就要面對，要生活下去，戰爭總有一天會結束的。
弟弟很擔心他的人生。他之前在湖北上本科，疫情前回烏克蘭，後來兩年沒能再回去讀書。沒等到疫情好轉，戰爭就爆發了，他那麼年輕，碰到這兩件對人生打擊巨大的事情，他對未來很迷茫，會問我：「我這輩子是不是就這麼廢掉了？」我很不好受。
我的家人不準備離開第聶伯。弟弟21歲，不能離境，媽媽55歲，退伍軍人，好像也不能離開，而且他們去哪裡都是難民，很擔心會碰到不好的事情。我們也擔心，東烏克蘭人去西烏克蘭，會不太好過。這些都是烏克蘭存在很久的內部問題，我們烏克蘭人對自己的認知很複雜，東邊和西邊的很多人信仰都不同，一個是東正教，一個是天主教。
我在中國待了11年，疫情之前每年春節回烏克蘭。在武漢讀研究生時，我上過很多節目，去過《非誠勿擾》，央視的《歌聲嘹亮》，還有貴州衛視的美食節目，我很喜歡媒體的工作，有很多新鮮、有意思的事情。後來畢業了，我做的也是和傳媒相關的事，2018年我開始拍好玩的視頻，不知不覺號就火了，我開了自己的工作室。
喬麗婭。圖 /受訪者提供
俄烏開戰後，我收到了很多糟糕的評論、私信，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我忍不住錄了一個視頻，讓大家不要亂開玩笑。那個視頻熱度挺大，得到了很多人認同，但也收到很多說我蹭流量的信息，挺難受的。後來我就不說話了。
經濟問題，也會帶來一系列其他問題，比如失業，很多無業游民酗酒、搶劫。我們好像已經習慣灰暗的、看不到未來的生活。我上大學時，回家要經過一條路，人少，很多貨車經過，很暗，我媽給我買了辣眼睛的噴霧，怕我碰到可怕的男性，讓我9點之前必須回家。我弟弟就碰到過，晚上被兩個喝多的男人圍住，找他麻煩。
這也是我研究生畢業後沒回烏克蘭的原因，因為生活很難有保障。我認識的很多烏克蘭人，都跑到了歐洲、俄羅斯、中國。
但外面關於烏克蘭女性有很多不好的說法，我上學時特別困擾。當時有個新聞是烏克蘭姑娘在酒吧陪酒，那段時間只要我說自己是烏克蘭人，別人就會問：你是不是在酒吧工作？直到現在，每一年都有人給我私信，問我多少錢代孕。很多俄文公眾號也有各種代孕廣告。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釋這些，只能想，是因為國家太窮了吧，所以有些女生沒辦法。
在外界的這種刻板印象下，不管我怎麼努力，做自媒體中文說得有多好，只要說我是烏克蘭人，好像這些努力都被抵消了。
我認識的烏克蘭女性，都很努力，她們有工具箱，會修修補補，能獨立解決家裡的各種問題。我在第聶伯上大學時，想買化妝品，穿好看的衣服，就自己做家教，一個半小時，能掙人民幣10元、20元，一晚上給三四個學生補課。2011年我來中國讀書，也做各種兼職攢生活費，還有每年來回烏克蘭的路費。我媽媽50歲時，她工作的銀行再次關門，找工作很難，她很焦慮，但她還是找到了。
烏克蘭有句話叫「萬一黑天來了」，是指你很可能遇到意外，比如被裁員，所以你要留一筆錢，應付各種「黑天」的情況。我媽媽就有存錢的習慣，應對她沒工作、找工作的那段空白。只是沒想到這一次「黑天」是戰爭。
希望戰爭能早日結束，我還能回家，如果還有家的話。「希望」這個東西，我們不能失去它。
圖 /喬麗婭微博
娜娜，26歲
雜技演員，現工作居住於河南
我家在哈爾科夫州的楚古耶夫鎮，離俄羅斯邊境只有1公里。因為戰爭，邊境已經沒有軍人駐守，所有人都可以隨意穿梭。
2月24日，北京時間中午11點左右，烏克蘭還是凌晨4點，我接到了媽媽的電話，她告訴我戰爭爆發了。我給她寄了些錢。15分鐘後，媽媽告訴我她們正在逃命，電話里除了她的聲音，還有一些爆炸聲。我非常擔心，甚至有些難以置信——昨天不是還好好的嗎？
我想問更多，但是電話聲音斷斷續續，媽媽慌張地掛掉了電話，我隨即撥回去，沒人接，再打，還是沒人接，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兩小時後，她終於給我發了簡訊，告訴我軍隊來了，她們正在往安全的地方轉移。看到安全這個詞，我鬆了一口氣。
現在，我的家鄉滿目瘡痍，很多人的房子被炸毀，被迫選擇離開。我的伯父和叔叔是俄羅斯人，為了互相照應，家人們選擇了去俄羅斯避難，我們只想生活在安全之中。
3月5日，媽媽已經平安到達俄羅斯新奧斯科爾，住在當地政府安排的老房子裡，但是只能免費住三個月，在那之後，他們需要付房租。因為走得匆忙，他們只從家裡帶了廚具、冬天穿的衣服和一些生活必需品，還有我過去在體操比賽中獲得的獎牌。媽媽在視頻中向我展示被幾層衣服包裹的獎牌時，我又想哭又想笑。
這段時間，我們的通話內容無時無刻不圍繞戰爭。電話那頭，媽媽經常會說著說著哭起來，晚上也經常失眠。在俄羅斯，媽媽沒有朋友，我們對戰爭也一無所知。我只恨自己不在他們身邊。我們偶爾也會小心翼翼地談論未來，比如，如何在俄羅斯開始新的生活，我們需要多少錢買一個新房子，怎樣才能找到新的工作。
我有一個17歲的妹妹，還有兩個弟弟，一個5歲，一個8歲。妹妹告訴我，前幾天她親眼目睹一個炸彈從空中墜落，她很害怕，不敢出門。弟弟們因為年幼，沒有對戰爭的感知，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妹妹很想回烏克蘭，她想念那裡的一切。「你要學會適應，我們的家鄉已經毀了，你永遠不知道它多久才能恢復如初。」我寬慰她，也是寬慰我自己。
戰爭開始後，物價飛漲。從前，一盒雞蛋摺合10元人民幣，現在最少25元。媽媽、繼父和妹妹都失去了工作，沒有了生活來源。他們已經在準備申請工作的文件。恐懼籠罩著我的家庭。我想給他們買一台電視，這或許可以讓他們感覺好一點，但是媽媽拒絕了，她說：娜娜，你永遠都不知道哪些地方會更需要錢。
從小到大，我家的經濟條件一直很拮据。小時候我體弱多病，4歲時家人送我去練體操，我每天都要訓練5小時以上，一周休息一天，很辛苦。我在很多比賽中獲獎，但總伴隨著憂慮——所有的參賽費用、服裝費用都要自費，沒有獎項你就無法站到更大的舞台，我的體操夢想似乎陷入了燒錢的循環。
娜娜小時候參加體操比賽。圖 /受訪者本人
一切都離不開錢。小時候，父母經常會因為錢爭吵，用一些糟糕的詞語互相攻擊，甚至打架。在我6歲那年，他們離婚了，父親再沒管過我。上一次聯繫他，還是十年前，聽說他當時借了很多錢，逃到了其他城市，很多人去爺爺奶奶家裡討債。
我媽媽是個很強大的女人。為了擔負我訓練的費用，她沒日沒夜地工作。剛開始，她在超市當銷售員，後來她又去了一家更大的超市工作，打拚了幾年後，她成為了一家商店的老闆，所有人都很尊敬她，因為她是一個聰明且善良的人。她有時候甚至工作到凌晨，年幼的我曾向她抱怨為什麼不能在家陪我，她告訴我：因為你需要吃飯、穿衣服、付房租。外公外婆身體也不是很好，他們的腿和背常年疼痛，媽媽還需要給他們買藥。後來，媽媽改嫁，又生了一個妹妹和兩個弟弟，家裡的經濟條件更加窘迫。
小時候，體操是我的一切，我曾夢想當一名體操教練。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我放棄了訓練，16歲時我開始去馬戲團兼職當演員賺錢，每場演出我大概只能賺20元人民幣，雖然不多，但對那時的我來說無比珍貴，因為我不用再向媽媽要錢交學費了。
在烏克蘭，女性工作低齡化的現象很常見，你可以在超市、餐廳看見她們的身影，最小的大概15歲。我妹妹和我一樣，16歲就開始工作。
2017年，我大學畢業，在馬戲團的朋友問我想不想去中國發展。在這之前，我只去過德國，對中國一無所知。但是，國外薪水更高，還可以旅遊，為什麼不呢？我沒想太多，與中國的某家俱樂部簽署了合同，公司承諾一個月8000元工資並提供住宿。要知道，在烏克蘭，女性工資最多也就3000元一個月。我很激動。就這樣，我和兩個女生、一個男生一起來到了中國。
我們簽約時是說去廈門工作，所以帶的基本都是夏天穿的短袖短裙，然而公司臨時把我們換到了西寧。我們穿著單薄的衣服在機場瑟瑟發抖，被四周異樣的眼光包圍。我們沒有退路，因為公司只提供了來的機票。初來乍到的困難無處不在：不會中文、截然不同的飲食習慣······
慢慢適應後，我覺得中國的一切太棒了。這裡有很多我們那兒沒有的食物，比如奶茶和火鍋，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最重要的是，這裡很安全。在烏克蘭，很多女性十點之後不敢出門，因為有很多瘋狂的男人，他們會跟蹤你，對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有時我工作到很晚，走在路上膽戰心驚，對身後的聲音異常敏感，不停告訴自己：走快點，走快點。在中國，我不用擔心這些。
在烏克蘭，為了更好的生活，很多年輕人會選擇出國，因為國外的工資更高，去得比較多的就是德國、俄羅斯和中國。女性往往會做護工、種地或者像我一樣成為雜技演員。
前幾天，我丈夫告訴我一些有關烏克蘭女性代孕的事情，我非常震驚，在此之前，我從沒想過烏克蘭代孕現象如此嚴重。就在兩年前，我也收到過一個男人發的簡訊，問我願不願意代孕，我馬上就拉黑了他。我覺得這很瘋狂，也無法理解，大多數人可能是因為走投無路需要錢，但是還有其他途徑賺錢不是嗎？在我印象中，烏克蘭女性很強大，也許是種種不太好的社會狀況造成了這一切，我說不清。
至少我是幸運的。我喜歡做雜技表演時展開雙臂飛在空中的感覺，那是我人生中為數不多成為焦點的瞬間。現在，我在河南洛陽一家俱樂部工作，做雜技表演，一個月工資13000元，我會給家裡寄5000元。我們每天需要重複五六遍同樣的表演，經常工作到深夜、凌晨，每個月只有一天假期。由於需要做一些高難度動作，而且幾乎沒有任何防護，我受過不少傷，手臂、脖子經常會酸痛。但這些無法澆滅我對這份工作的熱愛。
我也知道，不論我多麼熱愛這份工作，雜技表演只會青睞更年輕的人，早晚有一天，我必須像告別曾經的夢想一樣告別舞台，尋找其他出路。但是目前，我還不想思考那麼多，把每一場表演做到完美才是最重要的。
我已經三年沒有回烏克蘭了。戰爭結束後，我想在烏克蘭買一座房子，不用很大，這樣我們可以經常回家，看看我的家人。
娜娜。圖 / 受訪者本人
Nastia，31歲
在美容院工作，現工作居住於廈門
每天早上，我一睜開眼睛，就會條件反射似的打開手機看新聞，留意戰爭的最新消息，不斷刷新的每一條新聞都牽動著我的神經。因為中國和烏克蘭的時區不一樣，我醒來時，家人們還在睡覺，我一方面很擔心她們，一方面又害怕打擾她們休息。我只好守著手機，計算時間，等她們醒後第一時間撥通電話，了解她們的情況——「你們還好嗎？」「你們在哪，有沒有不舒服？」「食物夠不夠？」……我變成了一個提問機器。每隔一小時，我們都會通過微信視頻，只有看到她們的臉，我才能暫時從害怕的情緒中抽離。我尚且如此，她們只會更恐懼。
很難想像，戰爭居然會發生在21世紀的文明世界。半個月前，我們還在擔心病毒，現如今，烏克蘭人已無暇顧及疫情，所有人都在炮火中緊張求生。我看見一條新聞，我家附近的一家兒童醫院被炸毀，當時有個孕婦正在生孩子……我真的很難過。
我母親、繼父和12歲的妹妹三年前搬去了波蘭，因為繼父在那裡找到了一份司機的工作。現在只有我奶奶和表妹還留在烏克蘭。
奶奶已經72歲了，每次通話，她為了不讓我擔心，總是強忍淚水，我多想抱抱她。六個月前，我爺爺車禍去世，兩次悲劇，我都不在她身邊。身處異國，除了儘可能多的了解她們的現狀，寄點錢給她們，我還能做什麼呢？
我是在爺爺奶奶的庇護下長大的，在我1歲時，我父母就離婚了，我和爸爸一起生活。8歲那年，爸爸因為心臟病去世，我對他的記憶非常模糊。我高中畢業後，媽媽再婚，生下了妹妹，我和媽媽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少。我對家的所有記憶是殘缺的，爺爺奶奶扮演著父母的角色。奶奶為了更好地照顧我，放棄了工作，小時候她總會帶我去公園散步，去餐廳吃好吃的，爺爺經常會輔導我的功課。為了不辜負他們的期望，我努力學習，在大學獲得好幾次獎學金。我的爺爺，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他一生都在軍隊服役，在不同的國家幫助他人。我們現在住的房子是政府給軍人家屬安排的公寓，過去爺爺總給我們講房子的歷史，告訴我們房子是用特殊的材料建造的，牢固得很，我們怎麼也沒想到，它會以這樣的方式派上用場。
我們住在烏克蘭西部的羅夫諾，那裡戰爭形勢暫時不嚴峻，鄰居都選擇留在家裡，每天祈禱戰爭早日結束。奶奶和表妹試圖逃往防空洞避難，但是那裡離我們家非常遠，她們就躲在廁所里，外面有爆炸聲就捂耳朵。即使房子是「很堅固的」，但我們對「安全」的感受永遠都是暫時的，沒人知道下一秒炸彈和子彈會落在哪裡。就在前幾天，我的一個27歲的鄰居，在戰爭中犧牲了，他的家人沉浸在無盡的悲痛中。每個人都想活下去，但每個人都有可能喪命。
戰爭讓烏克蘭本就慘澹的經濟雪上加霜，失業率一直很高。
國外的工資一般比烏克蘭要高兩倍，很多年輕人為了更高的薪水會出國工作，主要去波蘭、中國等國家，但是大部分人工作幾年後便會回國買房，因為烏克蘭的房子更便宜。我算是一個例外。
我已經四年沒回國了。七年前，烏克蘭尚處在冬季，氣溫每天都在零下20度左右，我被一張廈門的風景圖吸引，大海、陽光、綠樹，我對這座城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作為一個熱愛旅遊的人，我和兩位朋友一拍即合，買了通往廈門的機票。就這樣，乘坐20個鐘頭的飛機，我們踏上了這座未知但溫暖的城市，這裡實在是太美了，我們立刻愛上了它。也是在這裡，我與我丈夫一見鍾情。他在一家酒吧向我要了微信，他的英文不是很好，我們剛認識時，他都是通過翻譯軟體與我交流，「 I love you」是他最常對我說的話。我們的愛情很簡單，六個月後，他用蹩腳的英文問我：「 Do you wanna marry me？」我回答：「Yes！」
一切都在我和家人的意料之外，當初我來的時候只是為了旅遊，簽證都是旅遊簽。我家人擔心我在異國難以照顧好自己，但是我認為我已經足夠成熟，可以為自己負責。現在我和丈夫一起在廈門工作，我經營一家美容院。來中國之前，我在烏克蘭一家音樂公司擔任經理。
戰爭後，我也想做點什麼。我聯繫上了一位做了十幾年公益活動的朋友，一起通過社交網絡求助，為烏克蘭的志願者募集善款，目前我們已經募集到了兩萬元。這些錢有的來自我的烏克蘭朋友，有的來自我的俄羅斯朋友。很多烏克蘭人自發成立志願小組，幫助兒童、老人和孕婦，為他們提供食物、衣物和住所。我身邊還有很多女性朋友自願參與徵兵活動。很多在國外工作的烏克蘭人回到了家鄉，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我爺爺的朋友，70歲的退伍軍人，仍想上前線保家衛國。我永遠為烏克蘭人民的勇敢而感動。
Nastia。圖 / 受訪者本人
Lidiia ，29歲
國際學校項目經理， 現工作生活於北京
俄烏開戰後，很多烏克蘭人都變成了志願者。我是傳遞信息的志願者，我會將烏克蘭官方信息翻譯成中文，發表到不同的媒體。戰後，真假難辨的信息大量湧入，權威信息的傳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也聯繫了爸爸商業上的朋友，他們捐助了很多生活物資。我的父母雖然已經年過半百，但他們也開始學習做志願服務。
我的家鄉切爾卡瑟位於烏克蘭中部，戰爭的魔爪還未伸向此處，很多難民從烏克蘭東北部和東部逃往西部，切爾卡瑟是他們的必經之地。過去它扮演政治中心的角色，現在它成了難民們逃亡中途的落腳點。所有學校都停課，變成了臨時救助站，志願者們會貼心地給有孩子的家庭贈送玩具，讓他們在緊張的逃亡中獲得一絲安慰，哪怕只是暫時的。教室的桌椅也被床墊、瑜伽墊取而代之，難民們可以在這裡睡覺。
沒有一個烏克蘭人可以說自己是安全的。每個人都知道他們上空懸著無數個隨時可能降落的炸彈。空襲警報一響，人們就會從家裡蜂擁而出，逃往防空洞避難。
我生活在一個教育世家，從小我可能就是「別人家的孩子」。我的爺爺奶奶都是教師，爸爸在一所中學當了35年校長，媽媽也曾是中學地理老師，前幾年剛退休。父母對我一直很嚴格，從小到大，他們對我說過最多的話便是：「不要讓我們失望」，「你要盡全力做到最好」。
2018年，我考入了清華大學的蘇世民學院，攻讀國際管理專業的碩士學位，主要從事教育政策研究。2019年從清華畢業後，我在北京的一個國際學校擔任項目經理。主要是幫助學校制定教育策略，致力於可持續發展，比如我們會教學生未來如何開展可持續性的商業活動。這份工作很有趣，我認為它也會是未來的趨勢。
我曾經夢想成為一名教師，但是我父母深知教師行業的不易和低薪待遇，他們曾對我說：「Lidiia，除了教師，你可以選擇任何職業。」所以，我現在是教育研究者，不是教師。
教育與許多事物息息相關。比如，很多國家都存在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我認為女性想要獲得真正的尊重，關鍵還是要靠教育，只有獲得知識，才能更好地為爭取平等奮鬥。
在這次戰爭中，我身邊有一些女性朋友志願加入軍隊，上前線，我不是很清楚朋友們目前的狀況，我祈禱她們還活著。這並不是她們第一次這麼做。2014年，烏克蘭爆發了克里米亞危機和頓巴斯戰爭，許多女性踴躍報名參軍，但是當時國家對於女性軍人的保障措施並不完善，女性往往只能在軍隊中做後勤工作，比如廚師、翻譯等，與男性相比，她們的薪水和認可度要差得多。一年後，很多烏克蘭女性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到處發聲，證明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樣上前線保家衛國，最終她們為女軍人爭取到了平等。
談及女性，前段時間，中國社交媒體出現了有關收留「烏克蘭美女」的醜聞。我覺得很多人對烏克蘭女性存在刻板印象，我經常聽見他們說，烏克蘭女人都很漂亮，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親眼見過幾個烏克蘭女性。所以每當我聽到人們誇我「漂亮」，我並不會很開心。每個國家都有漂亮的女性，僅僅關注女性的容貌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在我看來，中、烏女性的共性大於差異。確實有一些烏克蘭女人嫁給了中國男人，同樣也有中國女人嫁給烏克蘭男人。在一個全球互聯的世界裡，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應該受到指責或評判。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許多烏克蘭女性的思想更加開放，不再將結婚看作人生的最終目標。男性在家照顧孩子，女性追求事業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無論是商業活動，還是政治外交，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女性面孔，她們越來越積極地參與社會事務，我看中國也是如此，一切都在向好發展。信息傳播是有偏差的，所以不同國家之間難以避免地會存在誤解，但我相信這也是我們此次對話的意義所在。
Lidiia。圖 / 受訪者本人
葉芸，25歲
曾在中國留學，現居住於烏克蘭利沃夫
我在烏克蘭西部的城市利沃夫，靠近波蘭，俄軍還沒有轟炸到這裡，對一些人來說，這裡是安全的，但總在你以為安全的時候，危險就突然來了。今天（採訪時是3月13日）早上六七點，俄軍轟炸了我們周邊城市的基地，距離我們只有35km，35人死亡，134人受傷，包括士兵和平民。
戰爭爆發那天，我爸爸想把我媽媽、我和六歲的妹妹送到波蘭邊境，他自己不能離開（由於烏克蘭進入戰時狀態，18至60歲男性公民被禁止離開烏克蘭）。但後來我們沒走，只要可以在烏克蘭熬過去，我們就不想離開。
我們都很緊張，防空警報一天響三四次，我做夢都會感覺到危險，夢到我對周圍的人群喊：這裡不安全！
我媽媽的老家在烏克蘭南方赫爾松的小鎮，那裡被轟炸，公寓毀了，很多人受傷。我們和在烏克蘭北方切爾尼希夫的親戚失聯了五天，剛剛聯繫上，他們順利逃了出來，開車來利沃夫。
爸媽看新聞會很焦慮，甚至不夠理性，他們發我的新聞，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看來源，判斷是不是假新聞。我感覺這次不僅是軍事戰爭，也是一場信息戰，後者對我們普通人影響很大，會讓我們陷入絕望，不相信我們自己的軍隊。
城市大部分的商業都停擺了，我們失去了日常的生活。大學停課，工作也停了，我就在各個志願組織幫忙。利沃夫有很多從烏克蘭東部、南部過來的難民。我們給小朋友和大人分發衣服，給軍人做手套、頭巾，去火車站給難民分發午餐。戰爭帶給我很多焦慮、無奈、害怕和悲傷，做志願者是我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我想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
這些女性和孩子從被轟炸的家鄉來到利沃夫，終於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她們仍然沒辦法完全放鬆。我登記表格時，一個中年女性忘了她個人的基礎信息，她突然哭了，說自己這些天太緊張了。每天我都能在火車站看到很多人，排著隊去波蘭，那個隊伍好像永遠都看不到頭。
葉芸做志願者的火車站。圖 / 受訪者本人
女性在烏克蘭會遭遇很多歧視。我在中國留學時看過電視劇《都挺好》，兩個國家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比如男主外女主內，比如女孩會被要求選「更適合」女性的職業，到一定年紀會被催婚，我爸會因為我不做家務、我支持女權主義，說我沒男生喜歡。我們的職場上有很多對女性的生育歧視，同工不同酬，家庭暴力也很嚴重。
在我們過往的傳統里，女性被爸爸或者丈夫打了，不能告訴別人，不能報警，即使傷在臉上，她也很怕說出來，因為這是家裡的事情。疫情讓這個問題更加嚴重。我去年和前年都參與了反家暴的遊行，我們想讓政府簽訂《伊斯坦堡公約》（《歐洲委員會防止和反對針對婦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約》），希望可以把更多女性從身體暴力、經濟暴力和精神暴力中拯救出來。今年這個活動因為戰爭取消了。
我在中國留學時，只要我介紹我來自烏克蘭，就會有人說：那裡美女很多。剛開始我不知道怎麼反應，很尷尬，不舒服，但不知道怎麼反駁。後來當我越來越了解女性主義，我回想，那種不舒服是因為在那一刻，我和烏克蘭的女生都被當作了客體，被凝視，被物化。再後來碰到有人這麼說，我就很不耐煩，想要教育他們。
烏克蘭是一個歷史很複雜的國家。這場戰爭之前，我不關注政治。當然我會參與選舉投票，我在中國留學時還專門去了大使館投票。但我更想出國，我對政府有很多不滿意，腐敗、經濟問題等等。
我甚至感覺我不那麼了解烏克蘭。烏克蘭人如此不一樣，我以前不認識來自南方、北方的人，大家的教育、文化、歷史跟我們西部很不一樣，有一段時間我們是分開的。
小時候爸媽帶我去克里米亞玩，大家都說俄語，我們說烏克蘭語，我很不理解，我明明在國內，為什麼感覺自己是個外國人？我那時不知道這和歷史有關。我最近和一個哈爾科夫的人聊天，問他們怎麼看俄羅斯，她說，戰爭發生前，哈爾科夫30%是親俄派，比我想像中多很多。
戰爭發生後，這些不一樣仍然存在，但我更認同我烏克蘭人的身份了，我們烏克蘭人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種共同大於差異。不管說的是俄語還是烏克蘭語，大家都認為自己是烏克蘭人，烏克蘭不再被劃分為兩種派別。而且由於這次戰爭，開始主動說烏克蘭語的人越來越多。一個經歷過二戰的老太太把自己的衣服捐出來給我們志願者組織做防護網，一個老爺爺把攢了一輩子、數目不小的錢都捐給了軍隊。我看到了一個基輔的女生，在逃難的路上，還拉著好多隻殘疾的狗，一直都沒放棄。我的感受很複雜，那一刻，我為我們烏克蘭感到驕傲，我喜歡這個國家，我想要更了解它，我想做很多事情，更努力地去改變烏克蘭的現狀。
葉芸做志願者時，拍下了劇院窗上的紙鶴。圖 / 受訪者本人
（頭圖為Nastia和她家人的照片）
每人互動
你怎麼看目前的烏克蘭局勢？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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