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樹人先生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里寫道：「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後，許多士紳富豪和老百姓沒有置身事外，而是勇敢地站出來，以各種方式為國效力。甚至有遠在國外的僑胞，不遠萬里回到中國，報效國家。
比如本文的主人公何禮貴。
一
何禮貴是廣東人，從小就在國外長大，擅長製造大型船舶，從事造船行業，有豐富的戰船製造經驗，是一名造船專家。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後，何禮貴出於滿腔報國熱情，放棄了在國外的優厚待遇，回到祖國的懷抱，希望能夠發揮自己的造船技術，為國家製造新式戰船，抵抗外敵入侵。
那時候，英軍的「堅船利炮」，已經給中國軍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部分有識之士採取各種方式，建造新式戰船。廣州富商潘仕成耗資1.9萬兩銀子捐建了一艘長約44米的新式戰船，能容納300多人。廣東批驗所大使吳長慶耗資7000兩銀子，建造了一艘長約221米的水輪船。廣州抗英運動領導者之一的富商許祥光耗資1萬多兩銀子，製造了兩艘長33艘的車輪戰船。廣州知府易長華耗資8000兩銀子，捐造了一艘長約43米的戰船。 廣東水師提督吳建勛仿造了一艘長約46米，能安裝49門大炮，容納300餘人的戰船……
一方面，中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造船計劃；另一方面，中國又極度缺乏建造新式戰船的專門人才。按照我們的設想，當何禮貴回到中國時，一定會受到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府的熱烈歡迎吧？
二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何禮貴回到中國後，不但沒有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熱烈歡迎，還被當作姦細關了起來。
1842年，在軍機大臣穆彰阿等人的安排下，道光皇帝下了一道上諭：「廣東匠役何禮貴曾為外洋造船，能造火輪及各式戰船，飭赴湖北，擇何項戰船利於長江駕駛，即就海船之式，量為變通。」
於是，何禮貴就被安排去了湖北，為湖廣總督裕泰出謀劃策，改進長江水師戰船。
然而，這只是表面上的文章。其實，對於何禮貴此行，軍機處另有安排。
三
1842年12月6日，軍機處給湖廣總督裕泰送了一道公函，裡面說道：「至何禮貴昔為夷人造船之人，此時既為我用，不便以罪人羈禁。惟令其安心服役，密為看管，勿令與外人交接，或至乘間脫逃，是為至要。」
這是什麼意思呢？原來，朝廷認為何禮貴曾經幫助外國人製造過輪船，對他非常不信任，擔心他回國來刺探情報。由於不便於以罪人的身份將他監禁起來，就只能將他關在內地服役，嚴密地看管起來，不允許他和外界接觸，或者偷偷跑掉。
何禮貴滿腔報國熱情，竟然遭到如此對待，如何不令人齒冷？
接下來，軍機處一直不斷致函湖廣總督裕泰，了解何禮貴的狀況。1643年7月18日，軍機處致函說：「其何禮貴仍留楚省，交地方官妥為管束，毋任滋生事端。」1643年閏7月18日，軍機處再次致函說：「廣東匠役何禮貴，著仍留楚省，妥為管束，毋許脫逃。」
軍機處吩咐將何禮貴留在湖北省，嚴加看管，防止他逃走。這說明何禮貴的工作、生活狀態，與犯人沒有什麼兩樣。
四
何禮貴的遭遇，並非偶然，而是當時歷史背景下的一種必然。清朝歷來重視「夷夏之防」，痛恨在國外經商、務工的中國商人和勞工。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後，欽差大臣林則徐奏報道光皇帝時，明確指出當前最壞的人，並非英國人，而是與英國人有往來關係的商人、水手、苦力。揚威將軍奕經則形容廣東、廣西等地「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為奸匪」，提出「防民甚於防寇」的觀點。鎮江守將海齡甚至派八旗士兵滿城捉拿路人，誣陷他們為「漢奸」「付邑宰監拷掠，不容置辯。」
隨著戰事的展開，道光皇帝和軍機大臣們，不得不考慮防範「漢奸」混入清軍內部的問題，擔心「扮作商民難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藝人等形狀，潛蹤分起，溷跡入城，作為內應」，屆時恐怕京城都有不保的危險。
正是在這種「草木皆兵」的心理狀況下，何禮貴會被當作「姦細」關起來。對於何禮貴的下落，有關資料沒有記載，不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考慮到當時的背景，何禮貴恐怕很難有一個讓人高興的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