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畫書界奧斯卡」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在新中國七十載風雨兼程的奮進路上，文藝工作者汲取著建設、改革的偉大力量，「為人民」的創作始終是時代的主旋律、最強音。
這兩天，我們先後推出六位活躍在文學現場的中青年作家的創作心得，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寫作的切入點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有著相似的姿態——把寫作的根深深扎入生活現場，用心用情書寫屬於人民大眾的故事，向著人類的精神高地攀登。
丁燕：
我是介入型作家，想留存下一個時代的記憶
文 / 本報記者 何晶
作家看起來貌似可以寫很多題材，但事實上，只有那些與他個人經歷血肉相連的題材，他才能真正寫好。如果我不是在農村長大，我可能很難進入到農民工題材的創作中。
——丁燕
作家看起來貌似可以寫很多題材，但事實上，只有那些與他個人經歷血肉相連的題材，他才能真正寫好。
距離2011年丁燕在東莞樟木頭鎮一家音像帶盒廠找到第一份啤工工作，隱藏「詩人」身份體驗生活，已經過去了八年。這些年來，她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紀實文學上。因為於她而言，這是深入介入生活、紮根生活的有效方式，「每當我設想自己將要進入採訪現場時，都會異常興奮，充滿期待。」
丁燕說，小說家是通過不斷地試錯讓文字向前推進，而紀實文學作家則會依仗一定數量的現有材料來展開工作。事實上，她正是在生活的第一現場，搜集、記錄下人們生活著的時代留存和行進脈絡。多年過去，她依然記得當初採訪工廠女孩走在工廠路上的感受，「當我走在那條別人看來破破爛爛的道路時，心跳砰砰，感覺目光所及的一切都具有深意，都值得去仔細盯視。」這是一個紀實作家對時代和生活的熱忱。
訪談
記者：自第一部非虛構作品《工廠女孩》開始，你就紮根於生活的第一現場，長期的田野調查、跟蹤採訪，甚至是切實地體驗工廠女孩、男孩們的生活。距離那時已經過去了6年，這些年來，你深扎生活創作有沒有新的歷程？
丁燕：我是2010年8月從新疆遷居到廣東的。在新疆時，我的創作主要是以詩歌為主。但是面對廣東的高速公路、廂式貨車和穿著工衣的人流，我感覺到詩歌表達的有限性。當我轉入紀實文學的創作時，一開始也是按照傳統的方式，找了一些女工在辦公室進行採訪，但寫出來的稿子令自己非常不滿意。於是，那個想法是自然而然浮現的——「與其採訪別人，不如自己去干一干」。事實證明，這個看起來非常笨拙的辦法，其實是最有效的辦法。到工廠去打工，我並不認為這個行為是「臥底」，而且，我一直很反感媒體將這個行為稱為「臥底」。「臥底」帶著強烈的目的性，而且有一種從上到下的俯視感，更有一種從里向內的偷窺感。對一個以現實生活為素材進行創作的作家來說，進入到被採訪對象的世界，和他們同吃同住，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其實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當我騎上自行車，拿著身份證去找工作時，就和我要推開草原上一座氈房的門一樣自然而然。在《工廠女孩》出版後的這六年，我將幾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紀實文學這個文體的研究和創作上——這是《工廠女孩》帶來的最大改變。
《工廠女孩》《工廠男孩》封面書影
記者：這些年的深扎生活，感受是否有了不同？畢竟對於作家而言，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人們的變化，要求他們敏銳洞察。
丁燕：作家看起來貌似可以寫很多題材，但事實上，只有那些與他個人經歷血肉相連的題材，他才能真正寫好。如果我不是在農村長大，我可能很難進入到農民工題材的創作中。當然，在進入工廠做了實地考察後，我還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研究相關的歷史和政策，之後才開始創作《工廠女孩》的。我發現，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好像有一種神秘的關係。在創作《工廠女孩》時，我尚處於一種作家的自髮狀態，只是預感自己能掌控這個題材。但是在《工廠女孩》出版後，我發現也許應該有另一本書與它匹配。於是，便有了《工廠男孩》的創作構想。2016年，當《工廠男孩》出版後，我還是感覺意猶未盡，因為這次採訪積累的大量素材還沒有用盡，故而，我又創作了長篇小說《工廠愛情》。我覺得有時候並不是作家有意識地去選擇哪種文體，而是當他進入生活後，他所面對的那些素材決定了他所選擇的文體。「工廠三部曲」的創作從2011年至2019年，這三本書同時成為中國從農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轉型時的小小註腳。這個系列作品並非一開始就設計好，而是一步步累積而成的。
記者：這是一種貼近人的生活的寫作，你期待自己能夠給予時代做下一個怎樣的文字留存？對生活著的人們、生活、時代、歷史做出自己的一種闡釋？
丁燕：我覺得有些中國作家經常會走向兩種極端：一種是標榜絕對的自我，有意忽視時代，另一種是打著宏大寫作的旗幟，滿嘴空話套話。這兩種做法都是我所摒棄的。在我的文章中，我也會寫到我，但我絕不是因為自戀，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所以才要寫自己。相反，我認為我的經歷和大多數遷徙者的經歷都很相似，當我把它表達出來時，我不僅是寫個人的經歷，更是留存下一個時代的共同記憶。我覺得在創作中，作家要解決好「小我」和「大我」之間的關係。
記者：不難看出，你仍然有巨大的熱情深入生活的第一現場，這是自身寫作的一種內在需求嗎？
丁燕：我覺得作家是分為很多類型的。有一些是書齋型的，有一些是介入型的。這和作家的性格、氣質、曾接受的教育等都有關係，也不能強求。對於書齋型作家來講，當他進入到生活現場時，也許會感覺非常恐懼。但我是屬於介入型作家。每當我設想自己將要進入採訪現場時，都會異常興奮，充滿期待。記得那時候為了採訪工廠女孩，我就住在東莞樟木頭鎮樟洋社區的工廠路上。當我走在那條別人看來破破爛爛的道路時，心跳砰砰，感覺目光所及的一切都具有深意，都值得去仔細盯視。事實上，小說和紀實文學的創作難度是一樣大的，但是，小說家是通過不斷地試錯讓文字向前推進，而紀實文學作家則會依仗一定數量的現有材料展開工作。它們之間的區別是十分明顯的。在未來的創作中，我依舊會以紀實文學的創作為主。
丁燕重返音像帶盒廠
記者：你接下來的創作，是書寫中國農民運動領袖彭湃母親的一生。這應該和你特別長於探索女性的生活狀態和幽微心理相關。
丁燕：在中國歷史上，也許像李清照這樣的才女比比皆是，可惜因為各種原因，她們並沒有留下自己的作品和姓名。女性地位的高下，完全可以生動地反映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我自然對女性群體的生存狀態有著更深切的關懷。
我即將去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深入採訪，以彭湃母親為原型創作一部虛構類作品。雖然我已做了一些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但還需要長期蹲點，切實體會。因為我要和寫作對象之間，建立起一種心靈的溝通——我要真正地理解這個人物，才能寫活她。我覺得寫一部描述重大社會事件的作品，恰恰不能夠用社會的眼光去關注這個事，反而應該寫出其中的日常，以及屬於個人的發現。
中國工業史在我生命里留下漫長的行走痕跡
文 / 齊橙（網絡文學作家）
改革開放40年的工業史，是小說創作的豐富源泉，隨便截取一個片段，或者抽出其中的一縷，加入對應的人物以及適當的場景，就可以構成一部小說的架構。
——齊橙
寫第一部工業小說《工業霸主》的時候，我已經年滿40歲。小說完本之後，我對朋友調侃說，這部作品用掉了我40年積累下來的全部素材。
創作工業題材小說，對於我個人而言應當算是水到渠成，大多數的素材都是在以往的工作和科研實踐中積累下來的，並未刻意地追求「體驗生活」。工業小說的創作，涉及到三方面的知識：工業技術、工廠經驗、工業史。多數讀者往往只注意到我作品中涉及到的工業技術和工廠經驗，但其實就我本人而言，更擅長或者說更熟悉的，反而是在工業史的方面。
我已經完成的三部工業題材小說《工業霸主》《材料帝國》《大國重工》，反映的都是上世紀80年代至今工業領域的故事。所有這些故事，都是與特定的時代背景相結合的，與其說這三部作品是工業小說，不如說它們只是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史的藝術化呈現。有心的讀者如果願意去梳理每本小說的故事脈絡，可以發現它們其實只是一部工業編年史，從中可以讀到企業放權、承包制、國企脫困、入世、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典型的時代構造出典型的環境，典型環境下有著典型的人物，這便形成了一部工業小說。
《工業霸主》封面書影
我小時候生活在一家省屬中型企業，這家企業與同時代的許多國企一樣，經歷過計劃經濟年代裡的旱澇保收、上世紀80年代的「政策性虧損」及承包制改革，到90年代，由於不適應市場經濟下的競爭環境，它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衰敗，最終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這家企業的興衰史，具有很強的典型意義，在我創作的小說中，屢屢能夠看到這段歷史的痕跡。
上世紀80年代末，我進入大學，所學的是一個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專業——國民經濟計劃學。給我們上課的許多老師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上課時隨口講一個故事，便是計劃經濟年代裡行業管理的真實寫照。這樣的段子，寫在小說里便能有鮮活的感覺。
讀研究生以及隨後在高校任教的工作，都是與國民經濟和企業管理相關的。作為一名高校教師，日常工作除了教學之外，便是看文獻、做課題、參加各種項目評審會和政策研討會等。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接觸到各行各業的冷門知識，了解各種政策的來龍去脈，還能夠與不同層級的政府官員、企業幹部和普通職員進行深入的接觸，體會他們的思維方式、行為特徵和語言特色，這些都是小說創作的良好素材。
例如，上世紀90年代國企面臨嚴重虧損的時候，我曾受某中央部委的委託，前往東北老工業基地調研下崗再就業問題，在當地官員的陪同下，走訪了下崗工人所在的社區，獲得了大量的一手資料。我在幾部作品中都寫到了老工業基地振興的內容，其中的許多細節便來自於那一段的經歷，甚至有許多對話都是模仿當年接觸過的當事人的口吻編寫出來的，帶著非常鮮明的個性特徵。
《大國重工》《材料帝國》封面書影
改革開放40年的工業史，是小說創作的豐富源泉，隨便截取一個片段，或者抽出其中的一縷，加入對應的人物以及適當的場景，就可以構成一部小說的架構。
1983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抓緊研製重大技術裝備的決定》，成立國務院重大技術裝備領導小組，對包括千萬噸級露天礦成套設備、大型火電站成套設備、大型化肥成套設備等一系列重大技術專項進行統籌管理。在隨後的30多年時間裡，中國的裝備製造業從引進技術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創新，走過了幾個階段，由當年遠遠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發展到今天躋身世界前列，甚至某些領域達到了國際領先。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工業人付出了艱辛的代價，也經歷過各種曲折、徘徊。一部重大技術裝備的發展史，充滿了矛盾衝突，也洋溢著澎湃熱血。2013年由原國務院重大辦牽頭編寫出版的《中國重大技術裝備史話》洋洋數千頁，隨手一翻便是一幕幕令人唏噓的往事。
曾獲得若干文學獎項並即將獲得改編走上螢屏的小說《大國重工》，便是基於這段歷史創作出來的，這或許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中國重大技術裝備研發歷史的長篇文學作品。
兼具學者和作家的兩重身份，我在小說創作時不會滿足於對事件和人物本身的描述，而是試圖用理論的視角去剖析故事背後更深層次的意義。《工業霸主》中關於中國能不能模仿「亞洲四小龍」，完全走「大進大出」發展道路的討論，並不僅僅是一個小說情節，更是對中國產業發展模式的理論探討，要看懂這一段，需要讀者略有一些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材料帝國》里關於地條鋼泛濫現象的分析，用到了曾獲得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檸檬市場」理論。這種「把小說當論文寫」的創作方式，也算是一種個人的創作風格，在這種風格的背後，是多年學術訓練的積澱，這或許也是一種「體驗生活」的方式吧。
腳踩大地書寫時代
文 / 杜文娟
多年前，作家陳忠實曾對杜文娟說，作為陝西作家，希望你寫出在中國文壇有影響的作品。在杜文娟的理解中，這不僅是對於中原作家在書寫上的寄望，更是將立足現實與現場的寫作精神傳播向更遠地方的期許。這句話，她一直銘記於心底，也在寫作中踐行始終——從2008年的汶川震後現場，到歷經滄桑變革的雪域高原，杜文娟一直在奔走、採訪、寫作，以小說和紀實文學將見聞和經歷的一切鐫刻於筆端。在她身上，流淌著廣袤大地和奔涌時代所賜予的源源不斷的動力。
一個人嘹亮終生，都繞不開童年記憶。
我出生的時候，曾經在陝南農村老家生活過十年，即便是後來到了小小的縣城，租住的土坯房無門板無窗戶，石板瓦片房子冬天飄雪夏天漏雨，缺衣少穿依然是常事，12歲以前沒有見過襪子，腳後跟的凍瘡成家以後才癒合。最刻骨銘心的是，在我18歲到西安讀書以前，沒有見過地平線上的太陽，更不知道什麼叫廣闊無垠，見到的所有太陽、月亮、星星，都在群山之間，山巒之巔。
太陽原來是有大有小的，地平線上的日出日落遠比山裡的太陽瑰麗輝煌。從此，我喜歡上了遠方，在我正式成為寫作者以前，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
無數次行走和思考中，逐漸感知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偉大魅力，感悟到腳步決定視野，視野決定高度，高度決定作品的深度和廣度，其實這也是腳力與筆力的正比關係。我在風雨兼程和煙火磨礪中逐漸褪去了與生俱來的自卑和怯弱，童年賦予我的品質則一直流淌在血液中，多年以後，方萬分感念——敏感、好奇、堅韌、獨立思考，是一個作家良好的素養。
呈現邊疆普通人的精神高度
2003年第一次前往西藏，是為了看風景，2010年我受中國作家協會派遣，前往堆龍德慶縣定點深入生活，縣上可以派車接送，但我經常乘坐公交車往返於縣城和拉薩之間，公交車是203和204路。每次上車，所有人都衝著我笑，其實也不是沖我一個人笑，而是大家相互微笑致意。無論男女老少，都會欠著身子讓一讓，我也樂此不疲，擠到他們中間，咧著大嘴打著手勢，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訕，顛簸中不乏熱心的翻譯，如果哪一句翻譯不恰當，就會引起鬨堂大笑。我深深地喜歡上了那片聖潔蒼穹之地，把自己融進去，跟他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傾聽他們的心聲，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我相信真誠和真實的力量。截止2019年，我先後十次前往西藏，四次抵達藏西阿里。觸動最深的是雪域高原上的萬物生靈，特別是土生土長的農牧民、老西藏、在藏幹部、邊防戰士、援藏幹部，生死問題是青藏高原眾生碰到的常態。
杜文娟在西藏
一次，我隨南疆軍區一支演出小分隊到某邊防哨所慰問演出，當時是八月底，冷風夾雜著冰雹，大家都在看演出，回頭間，看見一位哨兵正在執勤，便走過去向他問好。離開哨所的時候，與這位戰士告別，他向我敬了一個軍禮，然後對我說，阿姨，非常感謝你。
我吃了一驚，睜大眼睛望著他。
他說，阿姨，你是我半年來見到的第二個陌生人，是我當兵兩年見到的第一個女人。半年前一位首長來這裡視察工作，跟我說過話，今天你跟我說了這麼多話，所以，我要感謝你。
他說自己快十九歲了，來這裡當兵兩年，沒有見過城鎮，沒有逛過商店，沒有見過樹木。寂寞壓抑想家的時候，跑到蔬菜溫棚，看看綠色的黃瓜葉子，紅色的西紅柿，大哭一場，什麼煩惱都沒有了，下次難受的時候，再去溫棚。
扎西羅布是措勤縣工商局的年輕幹部，他說18歲考到內地讀書，路過拉薩的時候，見到路燈以為是天上的星星，看見水龍頭源源不斷流出水來，嚇得四處躲藏，抱住柳樹大呼小叫，這花可真大呀。在他廣袤的藏北羌塘家鄉，沒有高過腳踝的植物，不知道樹是什麼樣子，花開什麼顏色。
楊保團曾經在藏北一個縣擔任分管農業科技的副縣長，花費三年時間好不容易養活了齊腰高的兩株紅柳，這件事在縣城兩百多名幹部群眾中引起轟動，人們爭先恐後地來看稀奇，結果一株被羊啃食了，一株被尿「燒死」了。從來沒有見過樹木的當地人，善意地以為尿能使樹長高，便紛紛給樹澆尿。
塔爾欽小學的校長對我說，校園裡哪怕有一棵樹，一小片綠草，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就會提高。
初秋的一天，我到尼木縣吞巴村走訪藏香、藏紙、藏經雕版藝人，這裡也是藏文創始人吞彌·桑布扎的故鄉。我親眼看見人們把破舊的衣服褲子纏裹在粗細不一的小葉楊樹幹上，一株一株，一片一片，從雅魯藏布江河岸一直綿延到半坡上。就在這些小樹附近，在冰雪融化的潺潺流水繚繞中，巍然挺立著多株兩人環抱才能抱住的古老紅柳。
我被這種景致震驚了，在這些穿衣服的小樹和滄桑古樹之間站立了很久，全然不顧緊隨身後的野狗和獨自一人的恐懼。那種感覺瀰漫周身，浸進肌體，潤澤心靈。人們對綠的嚮往，對環境的珍重，對生命的呵護，對人自身的深情，需要多少代人的虔誠延續，多少冬去春來的用心和堅守，這不就是一種彌足珍貴的精神和文明嗎？
巨大的困惑日益強烈，既然人們千百年來費盡周折適應和改善生存環境，為什麼不遷徙到更適合人居的地方。有福之人不落無福之地，難道他們是無福之人？
喜馬拉雅山脈腹地有一所小學，全校師生不到20人，有一位公辦教師，一位民辦教師，公辦教師也是校長，實際年齡30多歲，看起來則像50歲左右。所有師生住校，一年購買一次糧食，每個月從縣城購買一次蔬菜，一學期見不到一個外鄉人。整個冬天洗不了一次澡，夏天老師領學生到河溝洗澡，有時候到邊防連隊和邊防派出所洗幾次熱水澡。校長對我說，現在一年還能洗幾次澡，老一輩人沒有洗澡的條件和習慣，為了減少虱子叮咬，在腋窩和襠部各放一團羊毛，吸引虱子，再多的虱子都不會太難受。
杜文娟長篇小說《走向喜馬拉雅》封面書影，花城出版社
望著蒼茫的雪山，我則想，這些孩子是否和他們的祖輩一樣，一匹馬，一桿槍，一個老婆，一群羊，在邊境上放牧一生，孤寂一生。正因為他們同邊防戰士一樣，無論大雪紛飛還是赤日炎炎，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放牧就是巡邏，種地就是站崗，一生一世駐守邊疆，才換來了內地的繁榮富庶，和平與安寧。
那一瞬間，我茅塞頓開，邊疆不僅是名詞，更是動詞，保家衛國不只是口號，而是真真切切的常年相守。一位老西藏對我說，西藏的軍事位置非常重要。我更加理解了習總書記指出的，「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
我把這些經歷和認知寫進了長篇紀實文學《阿里 阿里》。原本想寫成小說，但龐雜的素材無法用小說表現，便嘗試著用紀實手法呈現，忠實再現了阿里人跌宕起伏的生命韻律和驚心動魄的歷史傳說。
杜文娟長篇紀實文學作品《阿里 阿里》封面書影
訪書寫高原精神的締造者和傳承者談
隨著在青藏高原行走年歲的增加，愈加覺得應該為這片高寒之地寫出更有分量的作品，以此來對應廣博深厚的雪域聖地。寫什麼和怎樣寫是每個寫作者必須面臨的考驗，為此我輾轉糾結，惆悵滿懷。
日常生活中，我驚奇地發現，許多人不知道西藏在何方，更不知道西藏短短几十年間發生的跨越上千年的巨大變化，對中央政府幾十年來的援藏舉措甚為陌生。我不是藏族人，一生一世也融入不了藏文化，但我有一雙外來者的眼光，一顆關照遠方的心，發出自己的聲音，是我的責任與擔當。
的確，我不應該沉默，要以自己的方式和情感向更多人詮釋一個領域，一種姿態，一個人的萬千思緒。以什麼樣的形式來表現和回望半個多世紀，即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多年以來，內地人在青藏高原的生活情感，以及與藏文化藏民族的交融與碰撞，一直是我思量和叩問的主題。
當我翻過一座又一座雪山，爬過一條又一條溝壑，終於俯瞰到喜馬拉雅山脈褶皺深處的一個縣城時，有人指著荒蕪中的小城對我說，這個地方原本沒有樹木，有位縣長從新疆帶回了白楊樹苗子，幾十年過去了，縣城終於有了幾十株白楊，風過時嘩啦啦響，那聲音真醉人噢，這是方圓幾百公里內唯一的樹木，許多人騎馬步行幾天，專為看一眼樹木的風采。
我問縣長在哪裡。對方說，退休後回上海了，聽說回去以後也不適應內地生活。他年輕時支援邊疆來到西藏，為了修通從縣城到阿里地區獅泉河鎮的公路，帶上鍋碗一走就是數天，翻山越嶺勘察路基。一個春節，大家發現他不見了，四處尋找，原來他在丈量一個溝坎。老縣長也不容易，從參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同事朋友全在西藏，也照顧不了妻兒老小，上對不起父母下對不起孩子，夫妻長期分居，得不到家庭溫暖，回到上海多孤單呀。
在西藏自治區駐內地一家干休所，我拜訪了一位九十多歲的老西藏。他面容慈祥，靠滑輪支架行走，聽力和口語都不錯，我把《阿里 阿里》雙手遞到他手裡，他摸著四個大字，嘴角抽動，眼睛亮了一下。我說，中央醫生，我來看您來了。他望著我，看了許久，臉上忽地騰起笑容。
那一刻，我有點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因為在不同場合聽過他的故事和傳說。他曾經在國民黨部隊服過役，新中國成立不久，隨一支中央醫療小分隊從北京到阿里，原本援藏時間為一年，為了工作需要，往後的幾十年都在西藏度過。由於長期在高海拔地區工作生活，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終身未娶，卻撫養了多名孤兒。
諸如此類的故事如同高原的星辰，璀璨繁密，雪蓮花一般鮮活堅強，牧草一樣普通堅韌。他們是這個時代的英雄，民族的脊樑，高原的精靈，高原精神的締造者和傳承者。
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我平視那片高地，歷時四年完成了38萬字的長篇小說《紅雪蓮》。
傳遞苦難中的人性光輝
「5·12」汶川大地震後第五天，我只身前往災區當了一名志願者，和志願者一道翻越風雪夾金山，將消毒粉押運到離成都800里外的馬爾康卓克基土司官寨附近的救災物資集散點；為映秀一對夫婦聯繫上久無消息的兒子；在帳篷學校給孩子上課。白天為災民送糧送藥，晚上寫稿，走遍了所有重災區，通過部隊海事通訊向外界發稿。在川29天，完成了5萬多字的《震區親歷記》，發表在《十月》《北京文學》等刊物上。廣元市第二人民醫院的120救護車將我從死亡線上救出來，脖子上的術後疤痕至今清晰可見。震後第一個春節和地震一周年之時，我先後兩次重返震區採風採訪。
2018年5月至6月，我第四次入川，走訪了都江堰、映秀、汶川、綿陽、北川等地，採訪了一批在地震中遭受重創的家庭。在梔子花飄香的都江堰，一位女作家真誠地對我說，你到北川以後不要隨便問東問西，北川是一個碰不得的地方。當年的北川中學高二學生，全國殘疾人游泳錦標賽百米蛙泳冠軍，「無腿蛙王」代國宏對我說，他用兩年時間恢復身體，用六年時間恢復心理。可見，地震給人們帶來的不僅是山河破碎家園坍塌，更重要的是心靈重建。
2008年6月，杜文娟（左一）在四川震區帳篷學校為學生上課。
採訪中發現，這只是現實生活中的一葉小舟，冬去春來，時光瀲灩，十年，在歷史長河中猶如一粒苔蘚，大難中煎熬過的身心受創的人們，生存狀況有喜有憂，眾多生命還在尋求希望。苦難中的堅韌與豁達，頑強中的不屈和善良，正是人世間最美的品質和普通中國人的精神核心。震後心理援助持續十年，甚至代際傳遞，人性惡與人性美花朵般綻放，作家便是花粉的採集者。在重大事件中不能缺席，寫一部正史給當代，就是我創作相關主題作品的目的和初心。從萌發念頭、書寫到完成，經歷了11個年頭。
文學是向善向好的事業
閱讀和實踐告訴我，寫重大歷史事件和苦難作品不能「輕」和「近」，尤其是非虛構作品，要長久思考慎重落筆，所有文學作品都離不開人，不但要掌握人物背後的風土人情，還要鑽研當地的人文精髓，植被地貌。要有一定的時空沉澱和歷史縱深，培育史詩般的情懷和文獻文學的信念，每一個文字都從心中流出，真實、真情、真摯，才能對得起歷史，對得起作家的責任與擔當。
我越來越感知到作家的黃金創作期是有限的，在最好的年華寫出有分量的作品，才不負青春和生命。優秀的作家是獨唱演員，無論是題材還是風格，都要有自己的獨到之處，這就考驗作家的腦力和眼力。巨獸向來凜冽而孤獨，既然是獨唱者，必然是孤獨的，作家是一個扎堆沒有力量的職業，許多人沒有被宏偉目標壓倒，卻倒在了浮躁的花叢中。珍惜沒有成名的安靜時光，把理想交給文學，不要傾訴你的孤單。
有同行多次提醒我，為什麼放著身邊人不寫，非要跑到萬里之外挖掘自己不熟悉的素材。我也常常反省，一個人的經歷是有限的，了解更多人的生命體驗，會使作品厚重人物豐滿。作家的營養來源一方面從閱讀中借鑑，一方面從生活中汲取，兩者缺一不可。
作家的經歷都不會浪費，在能跑的時候儘量跑遠一點，能跳高的時候儘量跳高一點，當無心再跑的時候，心中的歌兒自然會吟唱出來。感謝所有走過的路，感謝所有受訪的人，感謝快樂和艱辛的經歷，感謝不能複製的追問和思考。
凌晨一點，冰雹雨雪突降，雷鳴閃電，羌塘無人區遼闊得毫無道理，狼的綠眼睛由遠及近，極力屏氣斂息，生怕雷電擊中汽車，引爆燃燒。
凌晨兩點，我在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併流的橫斷山區網吧寫稿子，拳頭、腰刀、香煙、唾沫星子在我頭頂飛來飛去，叫罵聲聲，寒光閃閃。
神山岡波仁齊遠眺 來源：攝圖網
凌晨三點，神山岡仁波齊腳下，雪粒打得手、臉、屁股生痛。冷風利劍一般，把四肢穿刺成透明體。為了不被凍壞，快速方便完畢，跟人爭搶避風的座位。一路上，緊緊抱住用哈達包裹住的筆記本電腦，防止再次被顛壞。
凌晨四點，堆龍德慶縣醫院院長帶著一位醫生，進到我的房門，給我吸氧服藥，將我從死亡線上拽到鮮亮的人世間。
半夜時分，我被凍醒，整個縣城停電，電熱毯形同虛設，只能蜷縮成「團長」。
同樣是半夜時分，我被餓醒，在借住的村委會找吃的，好不容易摸到一個麻袋，以為有蘿蔔土豆或者風乾的生羊肉，抓起的卻是氂牛糞。
青藏高原風景 來源：攝圖網
在路途遙遠的青藏高原，我學會了要飯，學會了與所有人和平共處，在熾烈的陽光和寒冷的日月里，總是形單影隻。剛剛洗過的頭髮，三分鐘就凍成一條條細冰棍，叮噹作響地敲打著肩膀和後背。耳環在晨風的搖擺中，滴著鮮血。接打一會電話，手就凍得麻木僵硬。
正因為有這樣的經歷和磨礪，我的性格逐漸變得堅強和豁達。有評論家說，當我們每天用尺子丈量著分厘得失，用怨懟向著世界討公平，卻不知道杜文娟筆下那些斷了前程，賠上性命，善良隱忍的主人公們，還在用生命堅守信仰。
在無數次採訪採風和行走中，甘苦自知，同時也有收穫，獲過幾個獎，作品被翻譯到國外，隨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中國書架」漂洋過海到多個國家，去往本人足力無法企及的地方。2018年4月，我受哈薩克文化部邀請訪問哈國，在哈中作家論壇上做了題為《我生機盎然的祖國》的演講。
十餘年來，我關注的不單只是青藏高原和汶川震區，還接觸過石油、煤炭、電力、鐵路、農牧業等，其中一位四肢只剩一條右胳膊的女士令我萬分動容。她躺在沙發上，滿臉平和溫婉，不停地打電話，為一位四十多歲四肢健全的男士找工作，而那位男士只是慕名而來的陌生人。這個畫面令我久久不能平靜，作家難道只是碼字工嗎？
我利用到機關、學校、書城講座的機會，極力宣傳受訪者的精神和人性之美。一次到西安一所中學講完課以後，校長當著八百名師生宣布，從今年開始，每年教師節前後組織全校師生為西藏募捐一次。有讀者主動聯繫到我，為西藏的農牧民送去溫暖。有的讀者和聽眾因此成為援藏幹部和支教工作者。受此啟發，我與西藏札達縣和改則縣民政局取得聯繫，接收來自內地的愛心傳遞。採訪汶川地震傷殘人員時，我也為需要幫助的人聯繫義肢更換，羌繡出售等事宜。
這些善舉只是表象和微弱的，塑造有溫度有普世情懷的人物形象才是主旨。文學是向善的事業，作家是自帶光芒的職業，這是我近年來深切體會到的。作家在呈現和創造文學作品之外，應該成為自覺的文化傳播者和慈善者。
這大概就是文學賜予我的美好吧，也是我以實際行動對習總書記提出的「四力」的詮釋和理解。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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