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很強烈的倡議，要求把教師節改成孔子的誕辰日。對此，我是堅決反對的，理由是，現代的學術與教育內容與孔子的思想，與儒家思想在根本上是截然相反的。如果不對現代學術和教育系統做一個徹底的變革，直接把孔子的誕辰設成教師節，讓孔子為現代的學術和教育代言，那將是對孔子的大不敬，是孔子之恥。
「義利之辨」是儒家的軸心。「義利」關係是「心物關係」，也是「體用關係」。
儒家以「義」為心、為體，以「利」為物、為用。主張在「義」前提下去求「利」，《周易繫辭》說：「利者，義之和也」。主張以義為人之主體，以利為人之工具。重義輕利、舍利取義，堅決反對「唯利主義」、「唯用主義」、「唯物主義」。
《論語》記錄了很多孔子對義利的討論。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處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孟子對義利之辯則有更進一步地解釋。最著名者當如《魚我所欲也》篇。「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為什麼說「義利關係」也是「心物關係」？義是心，利是物？因為義不是外在的教條、規定，而是內在與人心的基本屬性，是人心的內在屬性。遵守義，並非服從遵從外在的規定，而是遵循自己的內心。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義內」。
利則相反，是屬於人心之外的東西，人心之外的東西就是物。脫離本心、違背本心而逐利，就是盲從、迷信外在的東西，就是逐物。
「義利之辯」的實質，實在強調人的絕對的獨立和自由。人的本質在心，人的絕對獨立和自由，就是心的絕對獨立和自由。心的絕對獨立和自由，就是讓心不受制於物。
我將這種獨立和自由稱之為「心性獨立」、「心性自由」。 唯有「心性獨立」才是人的真獨立，唯有「心性自由」，才是人的真自由。這就是孔子說的「從心而欲」，《中庸》說的「率性」，完全去順應自己的心性。
從這個意義說，儒家學說就是教人去實現真獨立和真自由的學問。
但是，中國現代的學術和教育，是一種與儒家在根本上相反的學術和教育。這種學術和教育系統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從日本引入的，是「脫中入西」 的，「脫儒入西」的，即在徹底否定孔子，甚至惡毒辱罵孔子的基礎上，而引入西方的學術和教育。
最先否定辱罵儒家和孔子的，是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學者。明治維新的基本原則是「脫亞入歐」，實際就是「脫中入歐」、「脫儒入歐」。他們認為，日本此前1000多年來所學習的來自中國的儒家文化，是阻礙日本學習西方的絆腳石。
甲午戰爭慘敗給日本之後，中國開始掀起一股強烈的日本崇拜，大批年輕人湧入日本去留學。但是等他們他們是什麼樣的日本文化呢？正是是「脫儒入歐」文化，在否定和辱罵儒家的基礎上，進行全盤西化。
當這些年輕中國留學生學成歸國後，便將這種「脫儒入歐」文化搬運到中國，不過換了一個馬甲叫「新文化」。
於是，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們，開始一邊否定和辱罵孔子，一邊著手全盤引入西方的學術和教育系統。陳獨秀的《新青年》，一邊高喊打倒孔家店，一邊全力歡迎「德先生」、「賽先生」。事實上，教育系統引入的更早。辛亥之後，南京臨時政府一經成立，其教育總長蔡元培就宣布廢止讀經。
為什麼說新引入的西方之學術和教育是和儒家在根本上相反的，是與孔子背道而馳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西方的學術和文化中，是，沒有獨立的義的概念，當然也就沒有獨立的心的概念，沒有獨立的體的概念。
概而言之，西方學術是無義、無心、無體的，而只有利、只有物、只有用。西學是無義之學、無心之學、無體之學，而是唯利主義的、唯物主義的、唯用主義的。
這就導致，在西方學術中，作為主體的人是缺位的，默認人只能是一個服從者，服從於客觀世界、服從於客觀規律，服從於科學真理、服從於民主制度、服從於法律。
西學的核心是科學。「科學」是日本人的翻譯，抓住了其分科的特徵。所謂的分科，就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領域，都可以獨立出來，然後研究其中所存在的科學規律，然後讓人去服從。理論上說，科學的種類有無數個。
現代的科學，實際上非常類似於多神教。多神教其實也可以翻譯成「科神教」，因為它也是按社會生活中不同領域來分類分科的，每一類、每一科都由一位神來負責。然後人要想在這個領域做的好，就需要去崇拜這個神。象科學一樣，理論上，多神教的神也有無數個。
在西方立場看，有宗教到科學，是一種根本性的進步，科學與宗教存在本質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是在中國的立場看，科學與宗教並無本質區別，因為都是無義、無心、無體的。總之都沒有意識到人的絕對的主體性，沒有意識到人的絕對獨立和絕對自由。
現代西方也將獨立和自由，但是，他們的獨立自由，不是心性層面的，不是基於心性的，而是基於物的，或者權力，或者財富。是一種權力自由、財務自由。這樣自由就是有條件的，而非無條件的，就是依附於物的。這些物恰恰對自由構成限制。權力自由一定依附於一個權力認定機構，財務自由一定依附財富的獲得和擁有。沒有這樣一個機構，沒有財富，人將是不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