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駐中國的外科醫生表示，頭顱移植手術「即將到來」。
最近，一個消息被炒得沸沸揚揚：義大利的塞爾吉奧·卡納維羅（Sergio Canavero）和中國的任曉平計劃將一個活人的頭顱移植到一個捐獻者的遺體上去。兩位外科醫生以挑戰古板醫學權威的形象示人，但被很多同行視為魯莽的反叛者。兩人表示，有意向的頭顱捐獻者將是某位退行性疾病患者，其身體不斷退化的同時，思維依然活躍。
而那個「身體」的來源，則有可能是死於嚴重頭部創傷、但身體安然無恙的遺體捐獻者。兩位研究人員稱，相關技術手段已在多隻小鼠、一條狗、一隻猴子以及一具人類遺體上實驗過並不斷完善。最初，他們曾預言2017年秋天時，會有這樣一例手術，但現在的說法改成了「即將到來」。
卡納維羅預期將在中國展開這一手術，因為美國或歐洲的相關機構都不會放行。「西方的生物倫理學家們可以歇歇了。」他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說。而另一方面，他表示，中國想為這類尖端工作提供條件，以此實現復興。
消息一出，質疑聲紛至沓來。這一不可思議的說法和激進的手術提議不值得「媒體報道，只配得到蔑視和譴責。」去年12月，紐約大學醫學院醫學倫理系主任亞瑟·L.卡普蘭（Arthur L. Caplan）在《芝加哥論壇報》上這樣寫道。
批評人士指出的問題有：初步研究與動物研究均不充分；技術手段及實驗結果未公開發表；倫理問題有待探討；以及，討論氛圍被卡納維羅鬧得跟馬戲團一般。此外，由於手術將在中國進行，遺體來源問題也引發了重重顧慮。
有生物倫理學家稱，對於這個話題，我們忽略就好，免得被捲入這場鬧劇。在《美國生物倫理學-神經科學雜誌》最近的一份特刊中，一名作者就主張停止這一討論，多去探討「能夠影響人們生活的事，不要為可怖的幻想添油加墨。」
但我認為，生物倫理學家不應該忽略頭顱移植話題。也許這一次，卡納維羅和任曉平實現不了活體頭顱移植，但毋庸置疑，他們不會是最後的嘗試者，因此，我們很有必要去思考這樣一種嘗試究竟會引發怎樣的倫理影響。
無可否認，異體的頭身接駁會引發一連串引人深思的問題，這涉及個人身份、關於自我的法律和社會學定義，以及科學和醫學的底線。
按照卡納維羅和任曉平的描述，異體頭身移植是移植髮展史上順理成章的下一步。的確，這段歷史尤為輝煌：時至今日，病人在接受心、肺、肝、腎等器官移植後，都能存活好幾年。
2017年，最早的活體腎移植迎來50周年紀念。父親將腎臟移植給女兒之後，50年過去了，父女倆都還健在。最近，手、胳膊、腿和臉部移植的成功案例不絕於耳。2014年，我們見證了首例成功的男性生殖器移植。同年，一名女子以移植子宮誕下活體嬰兒，創造歷史。
臉部或生殖器移植雖說困難（失敗的例子依然常見），但頭身移植的複雜性完全是另一個量級。
科學層面的根本性顧慮
卡納維羅和任曉平曾發表過將小鼠頭部移植到大鼠身體的實驗結果。失敗率非常之高：在一項研究中，在60隻大鼠組成的初始樣本中，只有14隻似乎活過了36小時。兩人還宣稱，他們分別在一條狗和一隻猴子身上，將切斷的脊髓重新融合，成功測試了這一技術手段。但他們並沒有發布充分且可靠的實驗證據，有關結果的數據也不完整。
兩人曾在媒體報道中稱，那條狗和那隻猴子的動作均有恢復。但對此，他們沒有發表經同行評審的論文，也沒有指出，兩隻動物是否恢復自我意識，以及它們是否仍有感知能力。網上流傳一張圖片，猴子的頸部有一圈縫合傷口，慘不忍睹，但那不是可靠證據。
科學不是這樣推進的。之所以有同行評審和動物研究，就是為了保護病人，充分驗證所報告的結果，保證安全。兩位外科醫生將該項目命名為「頭吻合嘗試」（Head anastomosis venture），縮寫為「HEAVEN」（英語中意為「天堂」），但他們遠未提供充分的證據來證明頭顱移植的安全性與有效性。
頭顱移植術的關鍵障礙，是脊髓連接的重新建立。關於脊柱斷裂和粉碎的災難性後果，我們都有所耳聞。在頭顱移植術中，脊髓是醫生有意切斷的。令人驚訝的是，卡納維羅和他的同事們宣稱，他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重建脊髓功能，只不過，這一說法依然未得到證實。他們稱，這種技術手段分為兩步：首先，用非常鋒利的刀切斷脊髓，將損傷降至最低；然後，使用化學螯合劑，加速神經的融合。
但就連卡納維羅自己都承認，在重新接駁脊髓時，只有10-15%的神經恢復了功能。卡納維羅堅持表示，他的實驗動物恢復了一定的動作能力。但即便此話不假，脊髓還負責傳導感覺、本體感覺（相對於周遭環境的自體知覺）、疼痛等。他並未發布相關證據來表明這些感知能力得到了恢復。
移植後的「混合人」到底算誰？
有人說，頭顱移植術的成功幾率太低太低，嘗試無異於謀殺。但就算這樣做可行，就算我們把一個頭和一個身體接合起來，最後那人還活了，這也只是一個開始——圍繞手術本身，還有手術創造出來的混合生命，所有的倫理問題都將奔涌而出。
打個比方，醫生把你的頭移植到了我的身體上，得到一個人，那這個人算是誰呢？在西方世界，人們傾向於認為，一個人的精髓所在，就是他的思維、記憶和情感，而這些全都在腦子裡。既然混合體的頭是你的，這個人自然就是「你」。
但這個結論很有可能是欠成熟的，理由有不少。
首先，人腦時刻都在監測、響應並適應身體。一個全新的身體會帶來全新的輸入，讓大腦來一場徹底的重定位，久而久之，大腦的根本性質和連接通道（科學家稱之為「連接組」）也會被改變。
到時候，接到我身上的腦，就不會是原來你身上那個腦了。至於你、你感知到的自我、你的記憶、你跟這個世界的聯繫，這些東西將發生何種改變，我們並不清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種改變必然發生。
其次，身體對基本自我意識的影響有多大？對這個問題，科學家和哲學家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觀念。但身體的影響也許不可小覷。借用當下學界流行的一種說法：我們都是「具身存在」，意思是說，我們通過身體的輸入和反應來體驗世界，而不單單是通過頭部。
人體內最大的神經叢在腦部，其次就是在腹中（專業術語為「腸神經系統」）。腸神經系統常被稱為「第二大腦」，它規模龐大，可獨立於腦部運行；也就是說，它可以在沒有腦部輸入的情況下，自行「做決定」。事實上，就連它使用的神經遞質，都跟大腦是一樣的。
你也許聽說過血清素，它可能會起到調節情緒的作用。而人體中，大約95%的血清素都在腹部，而不在腦部。我們知道，腸神經系統對人的情緒狀態有著強大的影響力，但我們並不清楚，在決定我們的自我意識、感受與行為方面，它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而且，最近，人體微生物群系研究爆出重大發現：人體內的微生物數量比人體細胞總量還多。人的腹中生活著500多個種類的細菌，具體組成因人而異。
各項研究日益證明，微生物群系會影響我們的壓力水平、恐懼情緒，乃至精神病症狀等。目前，研究人員正在試驗相關療法，試圖通過改變腹部微生物群系，來治療抑鬱症。也就是說，我們也許能完全繞過腦部，來治療抑鬱症。
我們不知道這些微生物群系會對人類行為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然而在一項研究中，科學家找來兩組小鼠，一組靦腆，另一組敢於冒險。他們將一組小鼠腹中的微生物群系移除，然後將另一組小鼠的微生物移植過來。令人驚詫的是，受體小鼠表現出了供體小鼠的性格特徵。腹部微生物群系和腸神經系統的表現，倒是為英語中「Gut feeling」（Gut意為腹部，全詞意為直覺）的說法提供了科學依據。
我們也不了解在自我意識中，腸神經系統或微生物群繫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也許，頭身移植的結果是，最後那人的性格有五分像身體捐獻者，也有五分像頭部捐獻者。
另外，不要忘了，即便最後的混合人頂著你的頭，他的身體還是我的，有我的指紋、我的大部分疾病、我的舊傷，也許還有我的肢體語言，以及舉止動作。混合人生育的子女，繼承的將是我的基因，我的父母才是他們遺傳意義上的祖輩。
資源的合理分配問題
頭部移植還有其他堪憂的問題。美國面臨著嚴重的供體器官短缺。腎移植的平均等待期為五年，肝為11個月，胰腺為兩年。一個遺體可以捐獻腎臟兩個，心、肝、胰腺各一個，也許還有其他器官。為了那微乎其微的成功率，拿來只做一次頭部移植，這是不合倫理的。
卡納維羅估計，首次頭部移植術將耗資1億美元。如果把這些錢投到已知有效的治療與移植中，該能造福多少人？
哪一天，要是斷裂的脊髓真能重連，如此重大進展，最先要救助的，也肯定是那些因脊髓斷裂或損傷而致殘的人。
法律問題也有待解決。從法律意義上講，混合人究竟算誰？在法律上，它是「頭」的原主人，還是「身體」的原主人？換言之，這個人是你，還是我？身體占到整個人質量的80%以上，所以按質量算，主要是我，而且，其筆跡可能更像我。還有，從法律上講，其子女或配偶又應該是誰？
如果，這個手術讓人癱瘓或重度殘疾（似乎有可能），誰又該承擔醫藥費用和長期護理的責任？（應該由誰的保險公司負責賠償，是頭的，還是身體的？）
批評者稱，要說卡納維羅背後的動機，自我推銷甚於外科手術創新。頭部移植離我們還遠著呢。這些人或許是對的。
但從理論上講，頭部移植在未來某一天實現，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真有那麼一天，提前把事情考慮清楚，就顯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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