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遇到困難就想到用刺激政策，除此之外，還有沒有更合理且管用的辦法？
觀察和解決問題的思路要有一個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過去十年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到去年為止，增速還在6%以上；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平台後，今後十年，仍有可能保持5%-6%或5%左右的增速。這樣的增速明顯高於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
前段時間討論中國經濟增速，一種觀點主張通過大力度刺激政策「保六」。如果中國遠高於發達經濟體的增速靠的是刺激政策，那麼發達經濟體這些年空前寬鬆的宏觀政策至少也應該將其增速提到6%以上。
我曾經用一個例子說明宏觀政策的作用，假定宏觀經濟如同一個水深2米的泳池，水面會出現波動，宏觀政策可以使這種波動減小，但水深由2米變成1.5米或1米，或者反過來，由1米升到1.5米或2米，宏觀政策是無能為力的，這要靠結構性潛能。
中國經濟遠高於發達經濟體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結構性潛能。這種結構性潛能，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後發優勢，通俗地說，是作為一個後發經濟體，在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城市化進程等方面的發展潛能。
在中國高速增長期的相當長時期內，高增長靠的是高投資，而高投資主要由基建、房地產、出口等驅動。經濟由高速轉到中速，這些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
轉入中速增長期後，需要有新的結構性潛能替代，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增長動能轉換。
發達經濟體增長對宏觀刺激政策有更多依賴，因為它們的結構性潛能已經很少了，增長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動，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車老了，換個新的，等等，靠邊際更新維持經濟增長。
所以，現階段的中國經濟，不論是短期內應對疫情衝擊穩增長，還是未來一個時期保持中速增長，著眼點、立足點都應轉到結構性潛能。我們還有結構性潛能可用，還沒有到山窮水盡、不得不主要依賴刺激政策的地步。
任何時候都會有宏觀經濟政策，但在促進增長意義上，這類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對次要的，且應與結構性潛能相配合。
（作者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本文摘編於2020年4月27日北京日報《建設都市圈：穩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
來源 北京日報客戶端|作者 劉世錦
編輯：袁昕
流程編輯 劉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