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致加繆的悼詞：在可怕的日子中點亮語詞的燭光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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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薩特和加繆，兩人的友誼和爭論一直為人們所關切。1960年，加繆死於一場車禍，薩特為他寫的悼詞，幾乎可以視作一篇簡略回顧加繆作品風格和寫作歷程的文章。今天的夜讀，作家宋烈毅為您解讀。

薩特致加繆的悼詞：一個人的呢喃或絮語

宋烈毅|文

刊於2015年3月《文學報》

阿爾貝·加繆死於一場倒霉的車禍，並且我們也知道他出事的那一年僅47歲，距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迄今為止地球上的人類最為關注的文學獎項才3年。

對於一場車禍，人們通常以同情和憐憫的口吻去談及和議論，而對於發生在阿爾貝·加繆身上的這場車禍，他的研究者們通常將它和他的文學作品的「荒謬」性主題糾結到了一起，並且獲得了一種普遍意義的認可。關於阿爾貝·加繆的非正常死亡，最權威的莫過於薩特替他寫的悼詞，對他的這個生前的戰友兼對手的不幸遇難作了如是解說：「非人道的事一經出現，便成為人道的一部分。一個中斷了的生命——即使是這樣一個年輕人的生命——既是一張摔碎的唱片，又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對於所有愛過他的人來說，他的死包含有一種難以忍受的荒謬性。」很顯然，作者的死被一種解讀其作品的慣常態度來處置。我認為這是一種習慣性的「移情」，即，將對於作者的作品的感受轉移到他的死亡事件上來，這是我們最為通常的做法，一種思維的定式。作為老友和強勁的對手（政治立場上的和寫作風格上，以及思想等等），薩特的悼詞幾乎可以視作一篇簡略回顧阿爾貝·加繆作品風格和寫作歷程的文章，儘管它是如此的簡短，並且儘量使用了一種追悼的口吻。

郭天容/繪

研讀這些寫給亡靈的文字，我所發現的是種種的尷尬、語塞、含混、悖論和沉默，它們似乎是對阿爾貝·加繆作品風格的一種戲擬——或者也不是戲擬，它們體現的是死者對於在者的強烈感染力。這真是一篇有意思的悼詞！

在這篇主角鮮明的悼詞中，薩特以「我」自稱，而稱阿爾貝·加繆為「他」，一個過去的「他」，故此，我們依舊感覺到他們之間距離的存在，死亡也不能拉近的「我」和「他」。我們由此知道，悼念，往往並不能等同於與死者的和解，「悼念」在薩特那裡是一種關係的坦誠說明：「他和我之間發生過爭執：爭執，這並沒有什麼——即使我們再也不見面——而這恰恰是我們在這個狹小世界裡互不忘卻、共同生活的另一種方式。」從死者的死俯視到「世界」的「狹小」，終至於使薩特將「我」和「他」概括成了「我們」，是概括，而不是融合。因此，悼詞也可看作一種笑忘錄。

從調子來看，薩特為阿爾貝·加繆所寫的悼詞幾無感傷的成分，我想，這對於同樣「冷眼看世界和人生」的阿爾貝·加繆是合適的，如果亡靈有知，我想他也是同意的。在這篇似乎試圖彌合往日的傷口、齟齬和裂痕的悼詞中，質疑和肯定是並存的，在者並沒有因為死者那「駭人聽聞」的死而中斷其一貫的質疑作風，在悼詞中，這樣的質疑依舊不依不饒地考問著我們，包括死者的亡靈：「他以他那執拗狹隘而又純粹、嚴峻而又放蕩的人道主義，同當代大量的醜行劣跡進行一場沒有把握的戰鬥。」「這位荒謬的笛卡兒主義者拒絕離開道德說教的安全地帶，踏上沒有把握的實踐的道路。」同時，我們可以從這些焦灼的言辭中，體會到死者給予在者的深刻印象，一種性格特徵上，戰鬥氣息上，「執拗狹隘而又純粹、嚴峻而又放蕩」說的是死者的作品嗎？抑或是他的人生軌跡？照我看來，這篇悼詞可以看作是生者和死者的最後一次對話和較量，雖然它是極其不對稱的，沒有死者的應答。

薩特

作為一個徹底的存在主義者，薩特的這篇悼詞保持了他倔強的二元對立的思辨作風，他無視神靈學說的恫嚇，亦不懼所謂的報應——那由對死者的「不恭」而招致亡靈的報應。實際上，在這篇探討死與荒謬、人道與非人道的悼詞中，亡靈的影子被驅逐，僅有活生生的死者與在者的對話和期待，死者只有一個，而在者卻是一群，他們是我們和薩特。死終不能像死那樣改變一個難以馴服的人變得溫情脈脈，惺惺相惜或自我憐惜。死，在悼詞中僅作為一個新聞事件那樣無動於衷地「發布」：「我把致使加繆喪生的這場車禍稱作駭人聽聞的事件……。」

從悼詞的開頭看來，薩特應該動筆於這個「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但我們並不能從文字中感受到他的「驚駭」，我們所看到的是由一場突然發生的車禍所引發的沉思，其間仿佛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似乎一切均已變得生疏而平靜下來。對於死者的評價，我認為，總體看來薩特的筆調是得體的，但或多或少也可以覺察到一絲不以為然和揶揄的成分存在，這種難堪來自作者身份的焦慮和壓力，一部分評價很可能是代表公眾的：「無論加繆可能幹些什麼或作出何種抉擇，他始終是我們文化領域裡的一支主要力量，始終以他自己的方式體現著法國和本世紀的歷史。」而另一部分評價則暗含了個人的某種保留性的想法：「他頂著歷史的潮流，作為醒世作家的古老家族在當今的繼承者，出現在我們這個世紀，須知正是這些醒世作家的作品構成了也許是法國文學中最富有獨特性的部分。」

毋庸諱言，「醒世作家古老家族在當今的繼承者」一說並不能使人信服，對於一個傑出作家的評價僅限於「繼承者」（並且還是「古老家族在當今的繼承者」）是吝嗇的，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在者和死者之間由於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所引起的紛爭。1964年10月，當薩特得知自己被提名為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時，他立刻起草了一份聲明拒絕接受此項榮譽，包括25萬克朗的獎金，這篇題為《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的聲明經作者授權由法新社全文播發，並登載在當時的《世界報》上，文章中談到的拒絕該獎無論是其個人理由（「一向謝絕來自官方的榮譽」）還是客觀理由（「不能接受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高級文化機構授予的任何榮譽」），甚至還談到了非常矛盾的「錢的問題」，都不能阻止當時的人們對於薩特拒絕諾貝爾獎這一真正「駭人聽聞」的舉動的猜疑，其中的一種議論便是有一個「死者」已經先於薩特在7年前獲得了此項巨大的榮譽，因此遭致後者的拒絕和「惱火」，這個「死者」便是當年以他那「已經遠遠地超越了虛無主義」、「確認人類處境之荒誕」和「被一種真正的道德感激勵著，全身心地致力於探討人生最基本的問題」的人道主義寫作征服了諾貝爾獎評委的阿爾貝·加繆。如果說，頒獎的先後順序成為一個問題，那麼這個問題的基礎是什麼？是獎項的鑑別和重視度嗎？如果不是，那麼這個獎如同博彩那樣消極而無意義。

加繆

我們還是回到那篇迄今為止最令這個倨傲而古老的文學獎項感到沮喪和尷尬的聲明里來吧，在這篇理智彬彬的聲明中，薩特以一種平靜而淡然的口吻談到了頒獎的先後問題：「很遺憾，帕斯捷爾納克先於肖洛霍夫獲得了這一文學獎，而唯一的一部蘇聯獲獎作品只是在國外才得以發行，而在它本國卻是一本禁書。」雖然這些文字不能作為薩特在乎「另一個」法國作家（並且還是和他關係非比尋常的同時代作家）先於他獲獎的理由，但肯定的是，這個獎一定是有缺陷的、狹隘的，現在看來，我們已經完全沒有必要再重蹈那些質疑者的覆轍，我們要看到的是薩特對於「官方榮譽」的通透覺察和警醒：「……所以就現在的情況而言，諾貝爾獎在客觀上表現為給予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的一種榮譽。」直到現在，他的關於這項「官方榮譽」的洞察和批評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這篇在者寫給死者的簡短悼詞中，我們看到諸多在者給予死者的冠名，一些尚不能確定的定語：「醒世作家的繼承者」，「荒謬的笛卡兒主義者」，「我們最傑出的人物」，「痊癒的病人」，「一個年輕人的生命」等等，它們具有文學的意味，而不是生平的總體判定，因此這是一篇第三人稱的文學性的悼詞。在悼詞中，這個「他」逐漸成為一個背影，既模糊又清晰，而在者所寫的悼詞則成為一種呢喃和絮語。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肯定有一種與此相反的「悼詞」，一個套用了眾多的社交辭令、官方話語、僵詞、雅語、正典的悼詞，甚至可以在安德斯·奧林斯特——這個時任瑞典學院常務秘書在1957年10月為「死者」而宣讀的授獎詞的基礎上稍加篡改的悼詞。我們看到在這篇生者替死者所寫的悼詞中，恰恰缺失了將死者神性化、偶像化的因素，我們看到死者和生者是對等的，正因為是對等的，這種呢喃和絮語才得以實現。在悼詞中，死者最重要的作品，如《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話》等均未被作者提及，在我看來不是出於「嫉妒」或「不屑」，而是這種「呢喃」的瑣碎性和日常性選擇的結果，就像一個真正的哭喪者的數落那樣，而我們所面對的這個平靜的「數落者」是有所節制的，他把他的要點放在了死者的思想歷程上，死者的短篇小說《墮落》 就是以這樣尋常的姿態出現在悼詞中的：「人們可以同意或反對他的思想，他在自己的作品——尤其是那部最優美也最不為人所理解的《墮落》——中所透露的思想，但人們在生活中總要體驗這種思想。」

《局外人》&《鼠疫》&《墮落》

作為一個在無盡的交鋒、對抗和衝突中一路走來的寫作者和思想者，生者一定注意到了悼詞的力量，那可以喚醒人們重新打量和認識死者的作品和思想的力量，因此他絕不會放過這樣一個重要的機會，哪怕它正處於尚未消散的車禍的陰霾之中，在可怕的日子中點亮語詞的燭光。在這篇極為簡略的悼詞中，我們只看到兩個身影的存在，哪怕時間已經過去了很多年，生者亦轉身成了死者，我們感受到的不是生死茫茫，而是人世間最可信、最真實、最溫暖的互為映照和關懷，我們也相信死者會突然在某個時辰歸來，正如某一天我在蘇珊·桑塔格的書中翻到的一頁，那上面關於阿爾貝·加繆的形象的描寫是一幀定格在光輝歲月里的遺像：

「他那些照片令人難以忘懷，顯出一種隨意的美。他嘴裡老是叼著一支煙，無論身上穿的是戰壕雨衣，套在領口敞開的襯衣外面的毛衣，或是日常服裝。怎麼看這幾乎都是一張理想的臉：孩子氣，英俊但又不特別英俊，瘦，粗糙，表情既認真又溫和。誰都想認識這個人。」

新媒體編輯 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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