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臨習殘片
敦六乙出土西漢《倉頡篇》「鄰里時者/子來學者吾」單句習字簡
唐人摹王羲之《瞻近帖》《龍保帖》殘片
唐摹王羲之《旃罽胡桃帖》殘片
兩漢魏晉時期「今妍」書法的形成，及新書體(楷書、今草和行書)的演化，可追溯至東漢。但真正意義上將新書體臻於妙境、具備審美典範，是由東漢末年的張芝(？-約192年)、三國時期的鐘繇(151年-230年)和東晉王羲之(303年-361年)完成，由王獻之(344年-386年)等人推進的。後世稱這一書學譜係為鐘王傳統。
鐘王譜系的典範地位得以塑造和確立，南朝四世的作品搜求、臨寫與評述獻力尤多。但對鐘王傳統的表述因人而異。寬泛時，除了張芝、鍾繇、王羲之、王獻之，也包括擅長某種書體的一些書家，嚴格時，核心書家只有「四賢」，有時甚至不包括王獻之，但總體而言，鍾繇、二王是鐘王傳統的核心。同時，對王羲之書學貢獻和地位的肯定，往往使這一譜系簡約為王羲之一人，這是南朝末期到初唐書論的潛在趨勢。歐陽詢(557年-641年)《用筆論》以對話形式表明了初唐時期人們對這一譜系的認識，並指出學書的目的，是「過鍾、張之門，入羲、獻之室，重光前哲，垂裕後昆」，既有對王羲之的特寫，也繼承了前代的譜系認識。
由於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對王羲之書法的熱愛與倡導，鐘王傳統在唐代得到進一步凝練，王羲之在這一譜系中的地位被再次凸顯，而張芝、鍾繇、王獻之三人，一定程度上在唐代書學表述中淡化。
儘管鐘王傳統是一個歷史塑造、因時而變的概念，但自唐初至清代中葉，以王羲之為標誌，上可承鍾繇、張芝，下可啟獻之、智永等的書法譜系，已成為人們對書法歷史和傳統應有的觀念和常識，且通過童蒙教材、書法臨摹、摹本複製、書論轉抄等形式得以定型和流傳。
唐宋時期敦煌遺書中臨習鐘王書法的文獻
唐初，地處絲路要塞的敦煌，已有數百年的文化積澱，不僅儒釋典籍抄誦需求持續不斷，而且有地域書法的土壤，誕生過張芝、索靖(239年-303年)等敦煌氏族出身的名家；同時，取法僧侶、流動商旅、任職官吏、蒙童學郎等，又成為摹本的生產者或技藝的傳播者。隨著政治統一、疆土拓展，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書法的南北地域差別逐漸消弭，鐘王書法作品的摹本獲得流通便利。因此，唐代敦煌遺書中，留有不少取法鐘王的文獻。有：
1、《蘭亭序》摹寫殘片，至少15件，其中可確定紀年的有5件。
2、五件鐘王法帖的臨摹，如唐人摹王羲之《瞻近帖》《龍保帖》殘片，唐摹王羲之《旃罽胡桃帖》後4行殘片，唐摹王羲之《積雪凝寒帖》尾、《服食帖》殘片等。
3、鐘王書法的間接臨本與銘刻。敦煌遺書中學習鐘王衣缽傳人的材料很多，如臨習隋代智永的殘紙，一些大王、初唐諸家書法風格的碑刻，將之看做鐘王書法的間接臨本，這些固非王羲之書法真本和直接摹本，但大略可歸入鐘王傳統的脈絡，藉此亦可窺探這一古典譜系在敦煌的延續和發展情形。此外，在今新疆東部故北庭都護府遺址，出土了一些唐碑的殘片，其中數件與王羲之行書也十分接近。
4、王羲之類書論轉抄殘紙。敦煌遺書中有關王羲之書論的文獻多零碎，篇目為王羲之《筆勢論》和王羲之自論書兩種。
以《蘭亭序》的摹寫為中心的童蒙學書模式
在唐宋敦煌遺書中，鐘王傳統首先以蒙學形式出現，但又通過書法普及載體(口訣、類書及訓練方式)，而與文化取向、書學理論、技藝傳統相勾連。
1、地方文物與學書環境。西漢到唐初，尤其是張芝和索靖的出現，使敦煌一度成為北方書法的重鎮之一。而對唐代的敦煌地方政府、知識分子而言，這些前代名人及文物遺蹟，不僅是他們著力宣揚的地方文化傳統，也是書法傳承創新的重要資源。對書法文化的熱愛和倡導，是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它促成文人、學童對書法摹本的重視與收藏，促成人們對文化知識和藝術技巧的不懈追求，才有各種蒙學類書的不斷抄誦，才會出現《宣示表》摹寫、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等詩文抄錄共存的現象，並有「十五年間洪學書」的感嘆。
敦煌當地還具備了相對繁榮的書法物質環境。以毛筆生產為例，「令狐眼全造筆一管牒」「上司院筆匠張定奴」造筆的文獻，表明敦煌當地有文房四寶的生產，而《樊崇聖納筆歷》則表明了毛筆的採購和銷售情況等。還有敦煌當地教育機構也較為齊備，唐代、五代時期，敦煌教育還有寺學、家學，為書法的普及提供了制度基礎。
2、從《蘭亭序》的摹寫看童蒙學書的摹本和方法。書法傳統的延續，一是通過原本、摹本的收藏和流傳，二是通過已有書法技藝的代際傳承。前者是「物」，具體可見、有本可依；後者是「人」，雖依賴於前者，但又有一定的獨立性，是無形的載體。由於敦煌地處西部，當地學書者很難擁有經典法書的原本，甚至上佳的摹本，因此，書法的教育和傳承，更多依賴的是技藝的授受，依靠的是「人」及其書寫技藝，《蘭亭序》的摹寫尤可為例。
《蘭亭序》的最早拓本在南朝末期出現。據唐劉餗《隋唐嘉話》，唐朝臣民大規模臨寫《蘭亭序》，是621年太宗獲得真本，636年拓十本賜近臣以後的事。其間，或能流落民間的《蘭亭序》副本，主要有幾個來源：
一是太宗命弘文館拓書人馮承素、趙模、韓道政、諸葛貞、湯普徹等雙鉤填廓時，湯普徹「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二是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摹本，以三位書家在世時間論，這些摹本當與弘文館拓本同期出現，最晚亦在永徽年間(650年-655年)，或是依據他們摹本的再摹本；最早的定武蘭亭拓本——歐陽詢拓臨，唐內府摹刻，拓賜近臣，不晚於他逝世的641年，或是拓本的臨摹本。
這三個序列，都是二次或三次副本，集中拓寫於太宗在位期間。但由於《蘭亭序》聲名顯赫，即使依據刻石的三級副本也是分賜近臣，能流傳到民間的本子，必是依據二、三次副本，經過數人傳寫之後的形態。因此，15件臨寫殘片，顯示為對帖字句臨寫、對帖整段臨寫、文字性默寫三種摹寫形式。顯然，唐代敦煌遺書中的《蘭亭序》，字句反覆練習和文字性默寫是主要模式。要言之，能夠掌握筆畫、結體，甚至默誦文章內容，是童蒙學書的目的，它既是學書基礎性的要求，也是拓本匱乏情境下教學的必然途徑。同時，也是這種不大忠實於原本的摹寫，使書法技藝在文化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域和人群中得以傳承。我們知道，宋代以後，20世紀以前，即使印刷術廣泛使用，書法碑帖也一直是少數權貴和家族的資源，大部分無法接觸碑帖原本或拓本的人，就以此踏上初學之路。
鐘王傳統與蒙學類書
《蘭亭序》等臨摹殘紙，往往是與童蒙小學典籍、文學作品共生的。其間，南朝和唐人有關鐘王書法，乃至書學的知識，往往通過歌訣、類書而得以定型和授受。
如《雕玉集》有「工書」一欄，將文字創造、書體演變、書家代表等撰為專條；唐人所撰《讀史編年詩》，擇唐以前歷史人物故事，按年歲賦詩；歸義軍時期的類書文獻，中有「科斗之書」「隸書」的常識；《雜抄一卷》(又名《珠玉抄》《益智文》《隨身寶》)，將文史知識列為問答等。這些均涵括一定的書法歷史、書體演變等知識，帶有勸學、激勵的文化導向，由文人加工，用於蒙學誦讀。儘管有簡單化或平面化之嫌，但卻在文化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自秦漢起，書法就是童蒙教育的一個部分，有實用和審美的雙重需求，因此，它與《倉頡篇》《千字文》《爾雅》等小學類書，與《詩經》《周易》《尚書》《論語》《文選》《史記》等經史著作，與佛教典籍和實用文儀，以及當時人們的詩文作品，往往共同出現。與書法家的創作和書學研究不同，這些文獻更多的是書法傳統的消化和普及，是在文化基底上，藉助抄本生產、技巧訓練、知識傳誦，對鐘王傳統的體認與續寫，儘管未見高妙的創作力，但其最終目的，依舊是詩書傳道、文化一統。
因此，敦煌遺書所見的鐘王臨習(乃至全部敦煌漢文文獻的書寫)，以其豐富的時代和人文氣息，與宗教、文化傳承互生互進，與詩文、經史和方術相得益彰，而擁有廣闊的生存土壤，獲得巨大的發展動力。換言之，書法，雖然是童蒙類書的一個小節，卻使書法具備文化藝術的內在邏輯，傳道與進技天然合一，這對我們應對當前書法教育技巧與文化的分裂，也有一定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