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部記錄中國股市20年歷史進程的財經文學作品。全書以時間為主線，以通俗、寫實的筆法勾勒出中國股市由初創到基本成熟的全景圖。書中記錄了成功者的喜悅，失敗者的悲戚；先行者的艱辛苦楚，後來者的銳意變革；草根平民締造的財富神話，資本梟雄演繹的起落沉浮。歷史的長河仍然川流不息，歷史的腳步必將化作一個個永恆的瞬間。
本書是一部記錄中國股市20年歷史進程的財經文學作品。全書以時間為主線，以通俗、寫實的筆法勾勒出中國股市由初創到基本成熟的全景圖。書中記錄了成功者的喜悅，失敗者的悲戚；先行者的艱辛苦楚，後來者的銳意變革；草根平民締造的財富神話，資本梟雄演繹的起落沉浮。歷史的長河仍然川流不息，歷史的腳步必將化作一個個永恆的瞬間。
回眸20年的歷程．本書真實再現了中國股票市場經歷的風風雨雨的考驗。這是一部中國版的《偉大的博弈》，對於我們全面了解中國股市歷史和現實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正文共：10444 字 7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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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安營業部：中國的「梧桐樹」
1989年的夏天，禹國剛做夢也不會想到，深圳市政府會在選擇這個時候籌備深圳證券交易所，而且自己被任命為負責人之一。六年前在日本學習證券知識的那一幕再次呈現在他的腦海里。
那還是1983年，中國決定選派兩名青年到日本學習證券知識。當時在愛華電子公司工作的禹國剛平時閱讀了大量金融類書籍，一看到通知馬上就產生了躍躍欲試的念頭。在正式考試中，題目全部是用日文出的，禹國剛的日語派上了用場，在短短的時間裡全部答完。主持考試的幾名領導當即拍板：去日本學習的人就是他了。
就這樣，禹國剛和蔡靖華脫穎而出。當時，禹國剛就職於深圳愛華電子公司。這一事件立刻在日本掀起了軒然大波。各方對於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年輕人充滿了好奇和猜想。面對聞訊而來的《朝日新聞》記者的採訪，禹國剛唯有沉著應對。
《朝日新聞》記者問：「你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又不用股票這個東西，派你們兩個來幹什麼」
禹國剛心想，這個問題很尖銳，這個弦外之音是什麼呢，你既然不用，那麼是不是在這白浪費金錢，浪費時間；如果你用，社會主義國家開資本市場意味著什麼。
禹國剛用日文回答：「我們中國有句俗語『學習不會是白學了的』。」
這個記者後面再沒有往下再問。但禹國剛還是除了身冷汗，如果記者再窮追猛打，真不好回答。禹國剛心想，如果回答說有用，有什麼用，那時候國家根本沒把這個事情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自己敢說有用？不敢說。
圖：日本媒體《朝日新聞》刊登在日本留學證券時的禹國剛照片
在禹國剛內心深處，的確不敢有過多奢望。學有所用對當時的禹國剛來說還是個遙遠的夢想。果然，回國之後，一位領導對禹國剛說：「證券，我們現在還用不上。你從哪裡來，就回到哪裡去吧。」就這樣，禹國剛又回到了愛華電子公司。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環境在悄然發生改變。1984年底，禹國剛以一篇《股票投資的魅力在於股票交易》的論文，引來有關領導的慧眼識才，任命他為中行深圳分行調研處副處長。禹國剛時年41歲。
在這一年7月，上海市頒布了一個地方性法規——《關於發行股票的暫行規定》。該法規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制訂。當時，飛樂音響打算向社會公開發行部分股票。時任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營業部總經理的黃貴顯開始打報告，申請代理發行，等待上面審批。
在當時上海的金融界，黃貴顯絕對是個人物。
老人的童年很苦，父母早逝，他跟著姐姐長大，基本上靠救濟讀書。1946年，時年18歲的黃貴顯經姐夫介紹進入屬外商銀行的廣東銀行上海分行當學徒。他十分珍惜這個機會，勤奮好學，半年之後就從練習生得到提升，開始負責記帳和管庫，不久又當上櫃組負責人。解放後，黃貴顯成了人民銀行的專職信貸員。上世紀80年代初，為拓寬資金渠道，工商銀行上海分行成立了信託投資公司，黃貴顯擔任靜安分公司經理。
黃貴顯真正見識過茅盾筆下的舊上海證券市場。而當時為了做好飛樂音響和延中實業的發行，黃貴顯還請了幾位舊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老經紀人當顧問，這可都是當年在上海金融圈裡翻雲覆雨的人物。
圖：原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營業部總經理黃貴顯（攝於2008年）
當時對於股票這東西姓「社」姓「資」頗有爭議，「大家都去買股票，銀行存款外流怎麼辦？這麼高的利息對國家有什麼好處？」為保證飛樂音響能順利發行，黃貴顯立下軍令狀：「第一，絕對不復辟舊社會的證券市場；第二，絕不把外國的模式如數照搬；第三，不讓國家損失，不搞投機倒把。做得好請領導推廣；做不好，由我承擔責任。」同年11月，飛樂音響公開發行股票50萬元，由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託投資公司代理發行。
次年1月，第二隻股票延中實業公開發行。
延中股份的發行，引發了上海市民通宵排隊爭購的火爆場面。但熱鬧過後，投資者卻發現這些股票不能流通。一些股民因為急於用錢，卻無法將手中股票變現。
當時有人認識黃貴顯，沖他怒喊道：「有女總要出嫁，有兒總要結婚。這樣不嫁不婚的，難道只好等著老死嗎？」
這話讓黃貴顯感到很受刺激，他感到自己有責任讓股票流通起來。於是，他向人民銀行打報告要求放開股票交易。一次、兩次，報告石沉大海。
直到1986年8月，當時擔任上海市市長的江澤民召開會議，聽取關於股份制的彙報，靜安分公司副總經理胡瑞荃到會做了《股票的生命在於流動》的發言，反映了市民「有女要出嫁，有兒要結婚」的呼聲。這次會議後，人民銀行很快就批轉了靜安分公司的報告，並批准靜安分公司更名為證券業務部
1986年9月，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營業部開設交易櫃檯，標誌著新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部成立。在黃貴顯的努力下，新中國開始出現了股票的店頭交易。
1986年11月，時任美國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的約翰·范爾林訪華，並向鄧小平先生贈送了一枚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證章。
認真地聽取了范爾林介紹的美國股票市場的情況後，鄧小平說：「我們中國和美國不一樣， 你們現在非常富有，我們現在還在發展階段。我們現在要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我們搞的社會主義並不是說都是公有制，我們也可以有市場經濟的成分、民營經濟的成分，我們應該虛心地向你們學習，在股票、證券方面你們都是專家，你們比我們懂得多，我們中國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場。」
鄧小平提到，中國也發行了股票。范爾林當即提出，能否獲贈一張新中國的股票。這讓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陳慕華感到有些焦急。雖然當時一些企業開始了股份制改革，但稱得上真正意義的股份制企業寥寥無幾。人民銀行從各地緊急調來股票樣張，包括1984年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帶有固定期限、且還本付息的「股票」、1983年深圳寶安聯合投資公司發行的股金證等。但這些所謂的「股票」大都屬於早期發行的不規範的票據，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股票，而當時公開向社會發行的股票只有飛樂音響和延中實業。最終，陳慕華選擇了飛樂音響。
圖：鄧小平向范爾林贈送飛樂音響股票
然而，令眾人沒有想到的是，范爾林在看到飛樂音響的股票後，提出了一個特殊的要求，將股票正式過戶到他本人的名下。范爾林提出這樣的要求當然另有深意，他可以名正言順的看看，還沒有證券交易所的中國，如何進行股票交易。有關部門經過研究，同意范爾林在靜安營業部進行過戶。
黃貴顯回憶說，范爾林為這張面值50元的股票過戶是「花了大價錢」的。原來，在上海期間，美國的隨行人員提出要警車開道， 上海方面有些為難，因為按規定國家首腦才能用警車。後來上海警方提出讓范爾林私人花2000元租借警車。20多年後，飛樂音響這一「原始股」，通過多年的送配，已經變成了3000多股，市值最高時超過10萬元，遠遠超過范爾林當年為它「花費」的租車費了。
圖：飛樂音響股票
整個靜安營業部面積不大，櫃檯外更是只有十幾平方米。當時的中國工作人員顯得有些尷尬。范爾林笑道：「紐約證券交易所最早只是在一顆梧桐樹下進行交易的。」
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歷史可以上溯到1792年。那年5月17日，24個在街頭買賣股票的經紀人聚集在華爾街68號前的一棵梧桐樹下，開始討論起有價證券交易的條件和規則。討論的結果就是舉世聞名的《梧桐樹協議》。於是，這24位在協議上籤了字的經紀人組成了一個獨立的、享有交易特權的有價證券交易聯盟。這就是後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雛形，1792年5月17日這一天也因此而成為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誕生日。華爾街68號前的那顆梧桐樹於1865年6月21日在閃電和雷鳴中被狂風夾著暴雨所擊倒，然而金融華爾街這一現代金融市場中心的大樹卻已經根深葉茂，不斷發展和壯大。
對於中國資本市場來說，靜安營業部可以被稱為「中國的梧桐樹」。
深交所：在艱難中創業
1986年以後，股份制改革開始吹響了衝鋒號。全國各種類型的股份制企業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起來。深圳市在1986年10月出台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將賽格集團公司、建設集團公司、物資總公司等 6家市屬大型國營企業作為股份制改革試點單位，市政府向這6家企業派出董事長，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灝主張用股份製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和方向，也極力主張引進現代企業公司制度來改造企業經營管理。剛搞股份制改革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搞證券股票市場。在建立股份制公司的一兩年後，隨著股份制公司的發展，需要籌集大量的資金，融資需求日漸突出，才逐漸提出建立資本市場的問題。
1988年7月，李灝率團去英國、法國、義大利三國考察，證券市場是其中考察的一項。在英國倫敦，香港新鴻基證券公司組織了一個投資座談會，李灝代表市政府致辭，歡迎英國金融界來深圳投資。英國一家基金公司經理說，我們不能直接投資你們的工廠企業，只能買你們的股票。他提出的問題對當時的考察團來說很新鮮。當時，深圳發展銀行等幾家公司的股票還是櫃檯交易，也有一定的交易量，但僅在櫃檯交易是不行的。回到香港，李灝就開始考慮深圳證券市場體系建設問題。深圳要利用政策優勢，建立資本市場，通過資本市場，讓企業籌集到更多的發展資金。而證券交易所對於一個完整的資本市場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圖：原深圳市委書記李灝
直到1989年，深圳市政府決定籌建深圳證券交易所。禹國剛被任命為籌備組負責人之一。在搭檔的選擇上，禹國剛想到了王健。
我國金融專業教育恢復於上世紀80年代，而王健於1984年畢業於南開大學金融學系，師從我國著名金融學家王繼祖教授，屬於本土較早畢業的一批金融學科班碩士。王健畢業後來到深圳，起初在人民銀行工作，後來跳槽去了中國銀行深圳分行。
當時，深圳市擬將深圳特區的六家城市信用社整合成深圳發展銀行，在中國銀行工作的王健報名參加公開招考，並取得第一名，此後被任命為深圳發展銀行首任副行長，並主持具體工作。深圳發展銀行一成立，就公開發行股票。後來，萬科、金田、安達、原野等也陸續改組為上市公司，發行了股票，在證券部的櫃檯交易。兩年後，深圳發展銀行步入正軌，而王健急流勇退，選擇離開。
習慣了創業的王健從深圳發展銀行離開後，有意加盟招商銀行。當時招商銀行也想借鑑深圳發展銀行的股份制經驗，很有誠意邀請王健任職。
禹國剛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刻找到深圳市當時主管金融的副市長張鴻義，希望請王健出山，挂帥深交所籌備組。但一開始王健並不想去創辦交易所。禹國剛幾次上門勸說，王健依舊猶豫不定。後來，張鴻義乾脆說，「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就這樣，王健被逼上任了。
當時籌備組的條件很差，連個像樣的辦公地方都沒有，禹國剛和王健就租了國貿大廈的幾間倉庫，當作籌建辦公室。
籌備工作前後有一年多時間，籌建組主要做了這樣一些工作。
第一，草擬了相關的法律法規文件，如《深圳市股票發行與交易暫行規定》、《深圳市證券交易所章程》、《有價證券上市規劃》、《證券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規則》，以及集中交易市場口頭唱報作業程序、集中市場上報作業程序、交易所營業細則40多個規章。
第二，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借鑑香港和國外的有關做法，證交所實行會員制，吸收本地和全國各地的券商（不吸收個人會員）為會員，確定105家證券公司作為交易所的會員單位。
第三，加快軟硬體建設。選購、安裝、調試反映交易行情的大螢幕顯示器、電腦及電訊網絡系統。交易所當時選了友誼城和市信託投資大廈，後來因信託大廈面積小了，又搬到深業大廈。同時進行骨幹、從業人員培訓，先後辦了兩期培訓班，對各證券商進入交易所從事集中交易的上市代表和結算人員進行培訓。
1990年春天，王健、禹國剛等人去北京到人民銀行總行彙報。當時人民銀行監管司司長是金建棟。禹國剛和金建棟之間一段精彩的對話至今仍在坊間流傳。
禹國剛開門見山道：「金司長，我們這個籌備都做得差不多了，你看什麼時候能開業。」
金建棟說：「老禹，深圳證券交易所，這個誰敢批給你啊，這個事沒人敢給你弄啊，我給你改個名字，叫深圳證券市場，你如果同意，現在我都可以給你批，你回去馬上可以運作。」
禹國剛和金建棟開了個玩笑，說：「福田有個菜市場、羅湖有個肉市場，我這邊叫深圳證券市場。我這到底是菜市場還是肉市場啊？叫深圳證券市場，跟菜市場還是肉市場有什麼區別。」
金建棟道：「老禹，你不懂，我給你改這個名字，我馬上就能批，回去馬上就能運作，你運作起來了，你可以更名啊。」
禹國剛想想，金建棟講的也確實有道理，他是站在北京的角度，怎麼也講個策略，所以也就接受了。
後來，「深圳證券市場」名字又被換成「深圳證券交易中心」，最後終於定為深圳證券交易所，名稱的幾經更迭折射出當年複雜的情形。
上交所：得天時地利與人和
在深交所籌備的同時，上海也在積極籌備證券交易所。
1989年12月2日，身兼上海市市長朱鎔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召開金融改革會議。那次會上，朱鎔基拍板確定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並由交通銀行董事長李祥瑞、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和上海體改辦主任賀鎬聖組成三人籌建小組。
時任央行副行長的劉鴻儒，被朱鎔基專門請到上海參加了那次會議。劉鴻儒把「聯辦」介紹給了朱鎔基：「北京有撥年輕人，就是搞證券交易所的。」朱鎔基說：「好啊，把他們請來，我給他們解決戶口。」
所謂「聯辦」，是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1988年4月，兩個留美學者王波明和高西慶帶著《關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從紐約華爾街回到了北京，為建立中國證券市場而奔走呼號。
據說，王波明曾這樣回顧那段日子：「人往往是被預期所驅使，開始想得難點好。我和高西慶約定，如果五年以後幹不成，我們就一個去修自行車，一個去賣包子。」
1988年9月8日，「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在北京萬壽賓館召開，王波明、高西慶受邀參會。那次會議囊括了中國經濟界最有實權的機構，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計委、體改委、人行、財政部、外經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還有數家中字號的信託投資公司。會議的發起者之一，是時任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的王岐山。在座的，還有諸多後來中國金融業的風雲人物，比如時任時任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劉鴻儒、外經貿部部長助理的周小川。這兩個人後來分別成為了證監會的首任和第四任主席。那次會議的最大成果，就是會後編寫的《關於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中國證券業結構的整體框架就此勾勒出來。
1989年1月15日，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等9家「中字號」公司各出資50萬元，組建「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即「聯辦」，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的民間推動力量。
1990年1月，王波明、高西慶等人開始參與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工作。之後的兩三個月里，他們又跑到深圳參與深交所的籌備。不過，當時的王波明和高西慶作為留學生，其實在海外也難以全面接觸整個交易所的運作過程。所以交易所早期的制度、規則、交易模式等等，並沒有成熟的藍本，完全是摸索出來的。
1990年4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上海宣布開發浦東十項新政，其中包括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1990年6月2日，國務院正式批覆：考慮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證券交易量，以及開發浦東之後交易量增加的趨勢，同意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
由李祥瑞、龔浩成、賀鎬聖組成的三人籌備小組主要對上交所的成立提出意見和方案，具體事務則由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負責。當時人民銀行籌備小組人少，而大家又都不懂證券交易所是怎麼回事，他們寫報告提建議：爭取1991年一季度正式成立。朱鎔基在報告上批道：「這個時間太晚了，要在年內成立。」
此後，朱鎔基在1990年的五六月份訪問香港，新加坡和美國時，對外承諾上交所將在年底開業。
留給籌備組的時間只有半年多。這讓剛成立幾個月的籌備小組感到十分緊張。當時，很多人認為這是一次冒險。在這個時候，尉文淵自告奮勇提出願意去。
尉文淵15歲從軍，1970年開始在新疆開始長達5年的軍旅生活。這段艱苦的歲月磨練了尉文淵的性格。復員後，他的第一個工作是在電影院裡當服務員，檢票、掃地、搞衛生。上海人都不願意干，認為這個活又髒又累，但在尉文淵看來像天堂一樣。電影院的空間顯然太窄，這個20歲的復員兵很快脫穎而出。後來，尉文淵考上上海財經大學，畢業分配去了北京，在國家審計署工作。當他34歲調回上海時，追隨老師、時任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進了上海人民銀行。
當時的尉文淵是個剛到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工作時間還不足一年的年青幹部，有著強烈的建功立業的決心，所以雖然全無經驗，但以激情請戰，終被委以重任。在籌建的五個月里，面對千頭萬緒、紛繁複雜的工作，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因為除了時間倉促之外，那時的尉文淵其實根本不知道一個證券交易所應當是什麼樣子。二十年後，當尉文淵回憶起上交所的籌備時，甚至說腦子裡是一片空白，而他對於證券市場的基本概念來自禹國剛和王健寫的白皮書。
1990年6月29日，尉文淵正式接手籌備組，擔任籌備小組組長。
由於時間緊迫，尉文淵不可能進行非常詳細的規劃，只能碰到什麼解決什麼。
交易所當然要有交易的場地，首先是找地點。尉文淵馬不停蹄地到蘇州河邊的倉庫、北京東路外灘的鐵路售票廳等地選址，卻一無所獲。後來，聽說浦江飯店有一個很漂亮的大廳，尉文淵立刻前往，到了那裡，頓覺眼睛一亮。位於上海黃浦路15號的浦江飯店，這棟有著150多年歷史的歐式建築雖然已很破舊，但那氣勢還在。最終，它成了上海證券交易所最初的所在地。
圖：上交所首任總經理尉文淵
有了交易的場地，就要選擇交易方式了。從禹國剛的白皮書中，尉文淵了解到，國際上證券交易主要有兩種模式：口頭競價和電子計算機交易系統。尉文淵認為，現代科技突飛猛進，應當採用電腦交易。尉文淵從向人民銀行借的500萬元籌備金中擠出100萬，決定搞計算機交易系統。他並沒有完全放棄口頭競價交易方式的準備，還請在美國華爾街工作過的「海歸」來幫助設計口頭競價的方式。搞了一段時間，比劃來比划去，找不到感覺。因此，儘管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交易規則中規定的是口頭競價和計算機交易兩種方式，其實「寶」全部押在電子交易上。可以講，這是一種極其大膽的、跨越式的發展，因為當時連最簡單、基礎的交易方法都沒有掌握，一下子就進入電子交易領域，誰也不敢保證此事能夠成功。
就這樣，深、滬證券交易所在籌備階段都將電子化交易系統提到重要位置。而中國證券市場能在短短的十幾年走過已開發國家上百年的路，電子交易系統的建立功不可沒。
《股市動態分析》——新中國第一家證券媒體
在深交所正式成立之前，政府的智庫和民間的研究機構已經開始對股票市場的理論研究。
王師勤，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博士，師從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1989年，正在撰寫博士論文的王師勤開始對股市發生興趣並著手開展研究。博士畢業後，王師勤毅然決然地去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工作。次年3月5日，深原野發行新股，廣告詞為「秋種一粒籽，秋收萬顆粟」。王師勤看到深圳股票市場已經初具雛形。同年5月中旬，王師勤向綜合開發研究院領導提出兩點建議：第一，辦一份股市分析專刊；第二，院裡撥出一些錢讓研究院在深圳股市上運作。不過，兩個建議都被否決。
1990年5月25日之後，只有五隻股票的深圳股票市場全面飈升。政府推出漲跌停板制度，而且不斷壓縮停板的區間，從10%到5%再到1%。為此，王師勤於當年6月主持撰寫了《引導股票投資熱潮，發展深圳基礎設施》的報告並提交給深圳市人民政府，率先提出企業股份制改造試點與國家產業政策傾斜重點相結合的政策建議，受到主管金融的張鴻義副市長的高度重視。綜合開發研究院領導也極為鼓舞，同意王師勤辦一本股市專刊的建議。
就這樣，在1990年7月，綜合開發研究院創辦了新中國第一本證券刊物——《股市動態分析》，創始人正是王師勤博士和李肇文教授。一開始，以旬刊的形式出版，後來，改為周刊並延續下去。客觀的說，《股市動態分析》是多種古典與現代證券分析理論和方法在中國大陸的介紹者與傳播者，如道氏理論、波浪理論、江恩理論、循環周期理論、圖表分析法等。在證券知識的普及與傳播、投資理念的灌輸與介紹等方面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為中國證券業的發展做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貢獻。中國早期的證券分析師的成長大多受益於《股市動態分析》。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莫過於黎東明。
黎東明，共和國的同齡人。1966年考入空軍第六航空學院。1984年，進入深圳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正式開始他的職業金融生涯。與當時到深圳的人不同的是，早在1984年，即便是中國金融專業人士對股市也相當陌生的時期，黎東明就開始認為中國會有出現股市，並且開始鑽研股市理論。1984年，黎東明到香港買股票方面的書籍，當時內地一本都找不到，大學也不開這門課。在黎東明看來，當時僅有的股票知識是從茅盾的《子夜》裡面講的那麼幾個小段。當時黎東明手頭錢不多，按他的說法，「在香港住最差的旅店、吃最差的飯啊，省下的錢都買書了，最後背了兩大袋書回來。」
在黎東明的倡導下，一些早期參與股市場外交易的民間人士在深圳市福田區園嶺新村一帶組建了新中國第一個「股市沙龍」。有人說，第一個股市沙龍的最成功之處，不在於這裡走出了多少百萬富翁、千萬富翁，而是在於誕生了新中國第一代股評家。除了黎東明外，阮華也是其中的代表。在股市沙龍，黎東明被《股市動態分析》的創始人王師勤和李肇文發現，開始在《股市動態分析》上發表文章。黎東明說，那個時候沒有電腦、也沒有傳真機，寫完了以後蹬著單車去送稿。後來，黎東明被邀請加入，成為《股市動態分析》的當家作者。而阮華先生也開始在《股市動態分析》設立專欄。
深滬搶先開鑼：No.1之爭成佳話
其實，深滬兩家證券交易所究竟誰是中國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始終存在著爭議。站在20年後的時點回眸當年的歷史，誰是No.1，誰是No.2，已經不再重要，而老一代創業者們的這番激烈競爭已然成為留給後人的一段佳話。
對於滬深交易所爭先開業的這段往事，王健回憶說，1990年，當時深交所籌備組準備推出電腦交易系統，最初定5月13日開業，後來成了泡影。開業不得不改成試業，又定為8月18日試業。但準備要開的時候，又放出一陣風來，就說不能開了。也不知道具體誰說的，可就是要阻止這個交易所開。
當時的王健不過三十多歲，多少有些年輕氣盛，脾氣也很火爆，「不同意的話，拿出不同意的文件給我！」可是，所謂的「有關方面」並沒有不同意的文件。直到當年11月20日，王健接到北京的電話，卻來自「聯辦」的王波明。據說，王波明略帶幾分嘲諷的口氣道：「老王啊，你想當第一，可人民銀行已經批了上海證券交易所。你要加把勁啊。」
王健覺得事情有些嚴重，不甘心認輸的他找到市委書記李灝，李灝當即拍板，「12月1日開業。」
雖然經歷了很多挫折，最終深圳市還是把握了試驗場優先試驗的機會。1990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終於開業了，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家運作的證券交易所。
圖：王健和禹國剛敲響深交所的開市鐘聲
可以想像，深交所從籌建到開業，從無到有，這條路上充滿艱辛和坎坷。
終於，在1990年12月1日，王健和禹國剛敲響了深交所的開市鍾，兩人滿面笑容，並和促成當天唯一的一單交易的紅馬甲合影留念。而就在這張紀念合影的背後，竟然有一段事關深交所尊嚴的故事。
此前，有人想阻止深交所開業，中行、市國投、特區證券等老三家證券部串通好了，要給新生的深交所難堪，讓深交所零成交。但這個事情被王健和禹國剛提前知道了。兩人不動聲色，也沒有和「老三家」理論，而是做了有色金屬證券部的工作，於是有了有色金屬證券部的這一筆報單，深交所的歷史上避免了開業首日零成交的尷尬。
究竟「老三家」為什麼阻擾深交所的開業，不管是王健、禹國剛還是「老三家」的當事人都沒有告訴我們答案。也許，這將是中國證券市場歷史上永遠的一個謎。
尉文淵在上海同樣不輕鬆。相比深交所的孤膽英雄式的悲壯，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上交所更多的是一種盡職盡責的使命感。
交易大廳的裝修布置、交易規則的制定、會員和席位的明確、交易員的培訓、交易清算的程序、上市公司的準備等等，都在同步進行。具體到交易大廳的色調、交易櫃檯的位置、顯示屏的安裝等，尉文淵都是事必躬親，千頭萬緒，忙亂不堪。
按照原定的日程，上交所應該在12月14日左右開業。12月3日，朱鎔基來視察，交易大廳門外基建工地一片狼藉。下了車，朱鎔基臉色鐵青。但當他走進大廳時，臉色舒緩了下來，他看到大廳里已經布置就緒。他問尉文淵有什麼困難需要解決的。尉文淵說裝飾包廂的圓拱形玻璃配不到。朱鎔基立刻說：你找耀華皮爾金頓，就說是我朱鎔基說的，叫他們馬上定做。後來朱鎔基又對他說：你敢不敢大膽管理？尉文淵說，敢！
朱鎔基視察過後，地方部門對交易所籌建工作的配合力度更大。開業前一天晚上，區里的市政、綠化、環衛等部門的施工隊伍齊集現場，統一指揮，分批魚貫進場施工。一夜之間，浦江飯店門外的馬路和環境煥然一新，就像變魔術一樣。
由於要等香港行政司鄧蓮如女士率領的代表團參加開業儀式，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開業推遲到12月19日。
19日一早，尉文淵起床後發現，腳腫得根本穿不上鞋，只好向人借了一隻大號鞋。他穿著一隻大一隻小的皮鞋，由人背著來到現場，一瘸一拐地在現場做最後的布置，然後倚著牆迎接貴賓。
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點正式開始交易，由上交所的理事長李祥瑞授權尉文淵鳴鑼開市。11點整，興奮的來賓們還在議論著參觀著，未能全部進入儀式現場，而顯示屏已經開始顯示交易數據。情急之下，尉文淵敲響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第一聲開市鑼聲。
午宴上，尉文淵沒吃幾口飯。送走來賓後，他就一頭倒在了床上。此時他高燒已達40度左右，當晚被送進醫院。他在醫院呆了一個月，才被允許出院。有人問他開市第一天的感覺。他說：沒有感覺。第一天是怎麼交易、怎麼收市的我都不知道。
就這樣，在1990年的最後一個月份，新中國的兩家證券交易所幾乎以賽跑的方式成立了。回眸歷史，或許在當時組建證券交易所的條件並不成熟。然而，正是在這樣一批創業者的全力推進下，才為中國證券市場掀開新的一頁。這種「拓荒牛」的精神將被永遠記入中國證券市場的史冊中。
-ＥＮ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