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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作家，哪怕他的寫作再是無我，也與他本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他筆下的人物會不可避免打上個人的印記。如果人物與作家經歷相近或重合，讀者自然會問，他是否寫的自己？但實際的情況是，即使他聲稱寫自傳，也難保他寫的就是百分之百真實的自我，更何況是小說？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正因為小說是虛構，反倒是為作家自我書寫和傾訴提供了便利，但小說自身的邏輯，還有小說對生活進行重新組合的內在要求，也會使得作家很少會把自我經驗原封不動搬進去。
誠然，法國作家福樓拜說過那句被寫作者奉為圭臬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們都知道一個簡單的事實：包法利夫人不可能是福樓拜。福樓拜說這句話，只是強調了對人物在情感上的強烈認同。
法國作家福樓拜（左）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被歷代寫作者奉為圭臬
從這個意義上講，作家付秀瑩即使在長篇新作《他鄉》里的女主人公翟小梨身上融入了一些真實的個人經驗，或者說翟小梨的生活歷程與她個人的生活經歷有重合，正如她前一部長篇小說《陌上》多少有她本人鄉村生活經驗的投射，她也大可不必為自己是不是翟小梨做辯解。但于思南文學之家舉行的新書交流會以「我不是翟小梨」為題，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饒有意味的由頭。
而「我不是翟小梨」命題的提出也在一定意義上表明，塑造文學人物正重新成為作家寫作的中心意旨。新晉茅獎作家李洱於去年底出版《應物兄》後引起廣泛討論，李洱本人是不是應物兄，或者應物兄在多大程度上是李洱本人，也是其中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事實上，十來年前，文學界曾反思性格鮮明、讓人記憶深刻的人物形象為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缺席？李洱也曾在《南方文壇》2005年第2期上以《人物內外》為題撰文斷言，書寫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背景下小人物的悲哀是敘事作品自十九世紀以來發生的重大變革，不論敘事藝術有怎樣的變化，作家都不會對寫人物失去興趣。但人的狀況正變得越來越難以概括，難以闡明，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堅持傳統的敘述方式，堅持刻畫完整的典型人物已經失去了原先的意義。既然小說敘事的變革從來都是對社會變化的回應，對人物形象的刻畫同樣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此說來，應物兄的適時登場，可謂對他直言的這種變化的一個回應。
倘是對照應物兄，付秀瑩寫她筆下的翟小梨，依然是遵循刻畫完整的典型人物的思路，考驗她能否寫好寫活這個人物的關鍵，更在於她是否勾畫出了她的靈魂。作家東西曾在2005年第2期《南方文壇》上發表的《要人物，親愛的》一文中表示，我們的文學缺的不是人物，而是缺那些解剖我們生活和心靈的標本。如果作家寫完一部小說，講完一個故事，其中的人物因為太符號、太扁平、太蒼白，最終也沒能立起來，只留下一個平庸的姓名，而不足以讓讀者不斷勘探和挖掘，這樣的人物塑造，於作家而言充其量也只是畫了一幅素描。正因為此，東西強調，作家要真正寫出幾個好的人物，拼的是眼功、腦功加坐功，拼的是時間和毅力，需要細心體會，感同身受，而我們寫作就是跟蹤我們的心靈。
姑且不說付秀瑩寫翟小梨這個人物是否體現了東西所說的功力，但從她的創作談中，我們得以知道她至少做出了這樣的努力。她坦言，寫完《他鄉》，她覺得自己也經歷了很多，不僅經歷了翟小梨內心的苦難、坎坷，她好像也完成了自己的成長。「這個成長雖然不能說完成，最起碼是完成了一個階段。翟小梨每走一步都會非常猶豫、彷徨，她不斷自我肯定、否定，並不斷追問、逼視自己，我也會在寫作過程當中不斷反省自身，有的時候寫著寫著就熱汗淋漓。有的時候，我會手軟想放過自己，放過翟小梨，覺得不要再逼問她，不要強攻她的內心，因為我自己也會受不了這樣的逼問與強攻。但這種煎熬，或者我寫作過程當中經歷的艱難或承受的壓力，也是我成長的助力，它促使我去真正理解生活，理解跟翟小梨一樣的人。這個人物很可能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內心經歷的過往。這可能是這部書的寫作給我帶來的更大的收穫。」
付秀瑩（左二）在《他鄉》新作分享會上
由此看來，即使付秀瑩聲明「我不是翟小梨」，她也不能說自己跟她沒有關係。即使她說，世界上有千千萬萬個翟小梨，她們可能經驗是相通的，心路歷程是共通的，翟小梨走過的歪歪扭扭的腳印也可能是她們走過的，她或許得首先承認，她也是這「千千萬萬個翟小梨」中的一個。相比而言，作家任曉雯書寫於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浮生二十一章》里的21個人物時，也或許有過追蹤人物心靈的深刻體驗，但多半沒有讀者會追問她其中的一個人物是不是她自己。一則這部小說集是她在《南方周末》上開的一個名為「浮生」的專欄的結集，專欄要求每篇小說篇幅不能超過2000字，這就使得她只能截取一些側面或者一個點來反映人物的一生，如此最後呈現的只能是一個人物的肖像或素描。而作家本人除非是寫創作簡歷，一般不會用如此有限的篇幅來概述自己的經歷。二則，這般類似短故事的短篇小說，用任曉雯自己的話說，就是拿針扎一下，這個點扎得很準的話，效果就達到了。「比較而言，長篇我感覺就得有一個內核的東西，或者你要把更多元素吸納進來，讓這些元素之間彼此碰撞。一部好的長篇其實越含混，碰撞的元素越多越好。因為寫長篇小說就像是創造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每個布景都要活靈活現。」而寫長篇小說考驗作家多方面的傾心投入，也顯然更容易帶入他本人的切身經驗。
當然，寫好短篇小說或短故事，同樣需要作家有生動的在場感。任曉雯筆下的21個人物，雖然各自的命運和所處的社會階層不同，但他們都是從上海弄堂里走出來的小市民。「我出生於1978年，那時大家都在一個平等線上。我對這些人很熟悉。他們在我腦子裡非常鮮活，我寫的時候，以這些印象為基礎再做些變形就可以了。」而任曉雯寫這些人物，正如她此前寫長篇《好人宋沒用》，都包含了為無名者立傳的良苦用心。「中國有寫史傳統，帝王將相的名字，他們的生平都被記下來，但無名者卻被掩埋掉了，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但歷史在意的東西和文學在意的東西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在於，在真正的作家眼裡，每個人生命都有獨一無二的價值。我希望能關注每一個在時間長河當中默默流逝的生命，我覺得施於他們以和歷史名人同等的關注也很重要。」
任曉雯（左二）在《浮生二十一章》新書分享會上
不僅如此，誠如評論家張定浩所說，歷史學家考慮到要給後世留下榜樣和示範，會比較多記錄和塑造名人賢達追求向上的一生，作家會有更多樣的選擇。體現在任曉雯這部小說集裡，每個人物的一生最好的時光在他的童年、少年，在他談戀愛之前，那是他充滿希望的時光。以張定浩的理解，這正是大部分普通人的一生，而這樣的一生在過去是被史傳作者忽略的，這恰恰呈現出任曉雯特別文學的一面。「她希望文學能安慰人，安慰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人意識到別人也沒什麼不同，他就會釋懷一點。」
事實未必盡然如此。對於大多數處於平常狀態的讀者，他們即使不那麼希望小說里的人物歷經磨難，最後飛黃騰達，也至少希望他能苦盡甘來，有一個相對圓滿的結局。也正是為了給讀者帶去安慰，有一些作家盡力賦予小說終曲以暖色調，哪怕是改變他們原先的設想。譬如，英國作家狄更斯的晚期作品《遠大前程》寫到最後，原想給主人公匹普安排一個不那麼盡如人意的結局，卻還是聽朋友勸改成了匹普和艾絲黛拉久別重逢。即使讀者明知兩位主人公已青春不在，任再多的歲月沖刷都無法抹去殘酷生活給他們刻下的傷痕，但他們畢竟重逢了，於我們來說，也未嘗不是一種安慰。
在《他鄉》里，付秀瑩最終讓翟小梨回到了丈夫身邊，回到她原來特別憎恨的生活。以付秀瑩的理解，她讓翟小梨以這樣的結局收場，只是給出了一種生活的可能性，翟小梨可能是這樣的，也可能是與過去徹底決裂。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女人經歷了苦難，卻依然熱愛生活，她依然在紅塵滾滾當中享受日常的快樂。「人世當中有那麼多的泥濘、陷阱，偶爾也有鮮花，偶爾她內心裡會升起一些美好的想像。當我重新閱讀時，我試圖回溯她的心路歷程，我想她會怎樣回過身來，我甚至會聽到她在艱難轉身過程中發出『咯吱響』的聲音。」
新媒體編輯：李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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