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既往，一部驚悚片搶在科學家之前表達了那個想法，措辭更加恰當、更加觸動人心。
在1983年經典電影《錄像帶謀殺案》中，歐布利韋恩博士這個令人無法忘懷的角色告訴我們：「電視螢幕是思維的眼睛。因此，電視螢幕是大腦物質結構的一部分。」到目前為止，媒介理論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全是麥克盧漢和鮑德里亞這些學者的徒子徒孫。真正令人感興趣的是接下來將發生什麼。
那部電影的男主角發現，他的身體而不是他的思維開始發生奇怪的事情。他的肚子上張開了一張大嘴，邊緣是恐怖的、顫動的嘴唇褶皺，以武器為食。他的手上長出金屬螺絲釘，鑽進他的手腕，把槍固定在腫脹變形、滲著血水的手裡。他被告知去殺戮，於是他就去殺戮。他的思維並沒有被入侵，而是存在於自身之外，而今，思維中包含了數之不盡的錄像帶。不知怎麼的，這隱約就是我們。這個醜陋可怕的身體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
對哲學家、生物學家和認知科學家而言，這個噩夢般的場景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研究新領域，它被稱為具身認知或者延展認知。大體上來說這是指，被我們認為是大腦過程的東西可以發生在大腦之外的地方。
某些情況下，這並非一種特別激進的觀點。
例如，章魚擁有非常奇特的思維，有時發生在大腦里，有時超出大腦的範圍，擴展到滿是吸盤的觸手。神經元遍布章魚全身，觸手中的神經元比大腦中的神經元還要多。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許每隻觸手就是一個獨立思考的生物，它們在危急時刻歸化成一個超意識。
具身認知告訴我們，人類比我們自己認為的更像章魚。我們的思維不像是笛卡爾所設想的那種虛無縹緲、只存在於概念里的「我」。我們始終在用我們的身體去思考，始終與我們的身體密不可分。
身體決定了大腦的運作方式，這超過了大腦對身體的控制程度。我們走路的時候——無論是愉快的午後漫步，還是氣沖沖地快步離去，抑或是半夜溜進陌生人的家，我們的意圖似乎是從某個遙遠的地方傳入我們的思維——大腦也許控制著每隻腳的落點，但這種決定總是受限於腿的形狀。我們不能像擁有三個腿關節的動物那樣悄然尾隨，也不能像千足蟲那樣匍匐爬行，或者像長頸鹿那樣高視闊步。
大腦處理行走任務的方式已經被身體的物質結構所決定。因此，難道不應該把身體視為我們決策器官的一部分嗎？正如把靈魂概念掃進歷史垃圾堆的生物學還原論者所說，思維不等於大腦。它不是在大腦邏輯處理單元上運行的軟體。從各個方面來看，它更大、更豐富、更全面。它有關節，有肌肉。純凈的理性思維也會流汗，也會大便。這個身體，這一堆終將腐朽的血肉，是真正的你。
這就是具身認知。而延展認知則更加怪異。
很多年前，當我站在高高的樓頂上、倫敦地鐵的站台上或是泰晤士河邊時，我會有一種跳下去的奇怪衝動。並非因為我活得痛苦不堪，也並非因為那個時刻我特別想死。那種感覺就像一種渴望，一種強迫症，一種對死亡的深深眷戀。我會想像自己跳下去的情景，那是如此地愚蠢和致命，不為別的，只為沉溺於毫無意義的毀滅。我會品味被日常生活包圍的感覺——站台上的通勤者，觀賞泰晤士河的遊客——同時覺得自己就站在虛無的邊緣。你可能也有過同樣的衝動。但對我來說，僅此而已。
如今，有時我仍會感覺到那股冰冷的、令人眩暈的呼吸吹拂著我的脖頸，但我想投進虛無空間的，不是我的身體，而是我的手機。現在，難道手機不是大腦物質結構的一部分嗎？
1998年，《錄像帶謀殺案》上映15年後，同為哲學家和認知科學家的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衛·查爾默斯（David J. Chalmers）終於在其里程碑式的論文《延展思維》中，弄懂了這部影片。他們認為，思維沒有理由困守於身體，它被皮膚包裹，隨著嘴巴開合。
近期的研究為他們的觀點提供了佐證：研究顯示，蜘蛛可以利用蛛網來處理和存儲信息，本質上來說，就是把思維過程「外包」給物質結構。克拉克和查爾默斯問道，為什麼要把思維重組視為「行為的一部分」，而不是「思想的一部分」？
我們在紙上記東西（比如列出購物清單）的時候，難道不是在頭腦之外的地方記憶嗎？最重要的是，語言本身難道不是存在於個人思維之外的東西嗎？我們無法發明自己的私人語言。正如維根斯坦在其《哲學研究》中所寫，我們可以發明自己用來描述事物的文字，但前提是文字的替代品已經存在。我們不可能使無法交流的語言具有意義。語言如霧裡看花，是一種象徵性的、主體間的以太，但同時又構成了我們思想的物質性和我們認知的結構性。語言難道不是替我們思考嗎？
這並非完全是一個新想法。柏拉圖在其《斐德羅篇》中，對書寫表現出遲疑甚至害怕的態度，因為它是一種人工記憶，一種記憶力減退。（2000年後的弗洛伊德顛倒了這個比喻：無意識思維就像兒童玩具「魔力書寫板」。）柏拉圖認為，書寫是一種藥物，用來「治療」遺忘，但如果服用過量，就會變成毒藥：一個人本身將不再記得事情，記住事情的是文字，這是一種邪惡的自治。如今，智慧型手機也遭到了同樣的批評。這一點，古今並未有多大改變。
但最重要的是，一種類似於延展認知的理論出現在了黑格爾及其弟子（尤其是馬克思）的著作中。在傳統的辯證中，封閉的、自包含的笛卡爾意識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置身於世界和歷史中，才會有意識。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用通俗的語言描述了非異化勞動的過程。「勞動的目標是人類生活的對象化：對人類來說……在他們創造的世界裡自我思考。」
不具備所有權或稀缺性的勞動是一種遊戲：你把外部世界變成其他東西，更適合你的需求和存在的東西。在被解放的未來，物質世界是我們自身意識的外化，這是真正的人類家園，因為它就是我們自己。但它現在還不是；我們首先必須推翻資本主義。20世紀時，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談到了這個話題：「主體和客體的分離」是存在的——我不是我周圍的世界，實際上大多數時候，周圍的世界令我感到害怕，對我異常冷漠——但這是「強制性歷史過程的結果」。以前並不總是這樣，以後也不必一直如此。按照延展認知理論，這種分離已經結束，主體和客體現在統一了。
但還不完全。延展認知有望推翻這樣一個觀點：思維只存在於大腦的褶皺中。事實並不總是如此。認知被延展、被外包，從顱內黏質滲透進物質世界。但和章魚的觸手一樣，它也可以縮回來。還有更奇特、更危險的可能性。以購物清單為例。在克拉克和查爾默斯看來，這是大腦過程（信息儲存和檢索）被卸載到一張紙上。但這是誰做的？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有限公司》一書中對同樣的客體作出了大為不同的解釋。他寫道：「當『我』列出購物清單的時候，我知道，如果它暗示我不在場，如果它已經和我分離，以便在我『在場』行為的範圍之外發揮作用，如果它可以在另一個我不在場的時刻使用，那麼它將只是一份清單。」就算你當前沒有在看，清單仍然將發揮其認知作用。就算你死了，它仍然將發揮作用。如果我們能接受購物清單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思維，那麼人類大腦中的思維機器是否真的那麼重要？客體的思維能力無關乎大腦的哪個部位。戰爭紀念碑替我們記住了死者的名單。同樣，一張小紙片記住了牛奶，哪怕很久之後雜草叢生，全世界已經滿不在乎，它仍然記得。
在小說《莫洛伊》中，作者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用了一大段文字來描寫主人公莫洛伊在海邊的一個棲身之所，試圖構想出一套系統，以便在他的各個衣袋和嘴巴之間轉移吸吮石，讓他不會吮吸同一塊石頭兩次。他想出了絕妙的方法，那是確定世界秩序的新方法：石頭每四個一組，在衣服上有序的托勒密宇宙中轉移；石頭以後現代主義的無序性逐一轉移。究竟是莫洛伊在思考，還是那個包含了口袋和石頭的動態體系在思考？這段文字引起了哲學家們的關注，他們往往將之視為對邏輯體系的戲仿，或是一種理性之外的形式。在《反俄狄浦斯》一書中，哲學家德勒茲和心理學家瓜塔里看到了一種新的推理模型：精神分裂的、無實體的和發散性的。莫洛伊的石頭輪換體系是一部「完整的機器」，「嘴巴也扮演了一個角色，充當吮吸石頭的機器」。
我們習慣於把活性機器看作數字機器。一說起死物會思考的可能性，我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電腦。我們或許太短視了。我們認為所有屬於大腦和電腦的過程，也許滿世界都是。如同腿決定了行走方式一樣，當風吹動海灘上的沙粒時，沙粒形成的圖案蘊藏了未知信息；網際網路與語言世界的瘋狂連接在草地上嗡嗡作響。思考機器會思考，它有它的過程和功能。惰性客體的世界可能也會思考，只不過是以緩慢而奇特的方式，我們只能借用片刻，然後它們會再次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