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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一中李川江（化名）同學的爸爸吧？您孩子上學期的學習成績您了解嗎……」今年剛放暑假時的一個電話讓家長李毅後來花16萬元報了「一對一」輔導。
「一接電話我以為是學校老師家訪，她清楚地說出了兒子名字、所在學校班級。」李毅說，於是他格外認真回答了對方的問題，後來才搞清楚對方是校外輔導培訓學校的諮詢老師，要給他推薦「一對一」輔導。
「一般情況下我接到推銷電話肯定掛掉，但這種方式確實有效，很能鎮得住家長。」李毅分析，對方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和自己深度交流的機會，「她能說出我孩子的成績在年級的大致排位，哪些知識點可能有問題。當時真有一種終於找對人了的感覺，所以就帶著孩子去機構現場諮詢。」
其實，通過買賣學生、家長信息實現「精準營銷」，已經成為不少「一對一」培訓機構獲取生源的主要手段之一。
那麼，學生、家長信息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
登錄某培訓機構網站，只要按照客服指導留下孩子基本信息和個人電話，不久之後，就開始接到不同培訓機構的推銷電話。這幾乎是所有學生家長的感受。一名推廣人員直言：「各個培訓機構的信息都是互通的，你只要在一家諮詢了，你的信息別的機構也就掌握了。」
「畢竟『一對一』價格很貴，廣撒網效果不會好。」一名與培訓機構有合作的老師坦言，近年來，很多從事「一對一」培訓的機構主要圍繞一所或幾所學校招生，他們會把機構設在學校附近，主動圍繞學校領導、老師做工作，很多學生、家長信息由此而來。同時，機構內部人員也參與到販賣學生、家長信息當中，造成學生個人信息外泄。
一位知名中學的副校長也表示，學生信息泄露的源頭還在於學校，一些班主任、教師經不住培訓機構的各種利誘，將本班甚至本校學生信息泄露給培訓機構，這種行為不但有違師德、校規，而且是違法行為。對於校外培訓機構間普遍存在的員工泄露學生個人信息行為，應加大依法查處力度。與此同時，家長等社會群體應加強維權意識，當收到推銷電話發現個人信息被竊取時，應注意錄音取證並及時報警，形成抵制竊取個人信息的整體社會環境。
事實上，買賣學生信息違反國家侵權法規的規定，侵害不特定公民的隱私權，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目前，執法部門已經加強了對買賣學生信息的處罰力度。
案例一
2017年，上海某教育機構從業人員劉某花費5000元從他處購買上海各區大量學生個人信息13萬餘條；2018年，其通過微信認識了同樣在北京從事教育培訓的周某，用自己掌握的上海學生信息與周某交換，換取了北京各區學生信息38萬餘條；2019年年初，其又將手中52萬餘條學生信息部分分別出售給兩人，共獲利1.6萬元。這些學生信息包含了學生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學籍號、所在學校、年級、戶籍地址、家庭住址、家長姓名、家長電話……
2019年，周某又通過網絡從曾經的同事、上海某教育培訓機構總經理李某處獲取上海學生信息3萬餘條。經查，李某2015年通過網絡花費200元向他人購買了上海市部分高中生信息13萬餘條，將其中一部分提供給了周某。
由上海市虹口區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一審開庭審理並當庭判決，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分別判處劉某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並處罰金2萬元；周某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並處罰金2萬元；李某有期徒刑2年6個月，緩刑2年6個月，並處罰金1萬元。同時，依法判令要求三人在國家級新聞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並要求劉某按照其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獲利賠償1.6萬元。
案例二
2015年11月至2017年10月間，校外教育培訓機構負責人臧某、陸某先後將非法獲取的中小學生姓名、所在班級、家長姓名、聯繫方式等個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給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員工柳某、黃某等人用於宣傳和招生。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間，柳某、黃某又將信息非法提供給他人。
今年3月5日，公安機關以臧某等4人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移送泰興市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江蘇省泰興市檢察院提起公訴及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法院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4人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至四年不等的刑罰，各並處罰金，同時判令4名被告在省級媒體上向社會公眾賠禮道歉，臧某、陸某支付公益訴訟賠償金6460元。
案例三
2014年年底，羅某通過個人郵箱向吳某非法提供學生個人信息10萬餘條，後吳某又通過向他人購買、與他人互換等途徑，非法獲取了大量南昌市中小學校在校學生的姓名、性別、所在學校和年（班）級、家長聯繫電話等資料。
之後，吳某通過向他人出售上述學生個人信息資料的方式牟利。馮某等12人在向吳某購買學生個人信息資料後，通過向學生家長打電話、發簡訊等方式拓展各自所在培訓教育機構的生源。法院查明，吳某共向他人出售學生個人信息18萬餘條，從中非法獲利人民幣5萬餘元。
一審法院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分別判處吳某有期徒刑兩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追繳吳某非法所得人民幣52380元；羅某有期徒刑十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馮某拘役三個月，緩刑四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余某等11人處罰金人民幣3萬元至1萬元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