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篇出於都
——周敦頤《愛蓮說》在於都問世實考
《愛蓮說》：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愛蓮說》為我國古代散文之精品。全文119字，結構嚴謹，言簡意賅，托物言志。文章以濃墨重彩描繪了蓮的氣度、蓮的風節，寄予了作者對理想人格的肯定和追求，以蓮自喻，更愛廉，藉助冰清玉潔的蓮花，進一步表達了愛廉思想。其作者周敦頤（1017-1073年），從小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他撰寫的《太極圖說》、《通書》，雖然僅有數千字，但卻成為宋明理學的奠基之作。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求聞達，他的這種高潔的人品，誠如北宋文學大家黃庭堅所譽：「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而他的傳世散文佳作《愛蓮說》恰恰正是他灑落胸懷所透射出的精神折光。
《愛蓮說》所詮釋的高潔灑落的君子人格，近千年來一直對國人產生著十分重要的影響。而《愛蓮說》的創作地點，一直是個爭論的議題。特別是近些年來，凡周敦頤任過職的地方都搶《愛蓮說》，都說成了《愛蓮說》的創作地。
其有一最為眾人追捧的說法是：「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當時，在虔州通判署內有一蓮池，周敦頤面對五月夏日蓮花盛開，即景生情，創作了《愛蓮說》，後帶到於都游山時再刻石的。」乍聽起來似乎有點道理，但只要「查其史、朔其源」，就不難發現其穿鑿附會之嫌，經不起推敲。首先，看看當時在虔州通判署內是否有「蓮池」。而史料中記載周敦頤1063年前所到之居處，沒有開池種蓮的事情，就是周敦頤在廬山築「濂溪書堂」，致仕歸居，也只有「濂溪」之名，沒有「愛蓮」之稱。再之通判署在虔州衙門府內，周敦頤作為副職，是否可能決定府內的建築的布局，何況周敦頤生活簡樸，不可能為一己之愛而建「蓮池」。如果原先就有「蓮池」，那麼，當時人們都喜歡「蓮花」了，周敦頤見蓮生情寫成《愛蓮說》，這與散文中所蘊含的意境「同予者何人」是不相符的。從《愛蓮說》文中，我們知道當時人們在庭園中喜種「牡丹」、「菊花」。而「蓮」大都是種植在田間地頭或水塘里的，主要是食用。後來人們為了紀念周敦頤，才建了許多如「愛蓮亭」、「愛蓮池」等。南昌大學鄭曉江教授也認為「大概就是後人紀念周子撰《愛蓮說》所建」（見《光風霽月周敦頤》）。其次，看看《愛蓮說》在虔州通判署內創作的可能性。第一，如果在虔州通判署內當時沒有蓮池，那麼即景生情，寫就《愛蓮說》就不能成立。第二，如果說《愛蓮說》是在虔州通判署內創作的，必定會引起同僚們的注意，當時虔州知府趙清獻（（1008—1084年），北宋浙江衢州人）與周敦頤共事期間，過從甚密，親如兄弟，二人常同游山水，互贈唱和詩（趙清獻一生與周敦頤結下了不解之緣，曾兩次共事，兩人成了莫逆之交。）
如果周敦頤在虔州通判署內創作《愛蓮說》，趙清獻應有與《愛蓮說》有關的唱和詩，然而沒有一首詩中提及 「蓮」。特別是趙清獻聞周敦頤致仕後，撰《題周茂叔濂溪書堂》詩，詩句中僅提及「濂溪」，仍舊未見「蓮」。因此，可以理解為《愛蓮說》不是在虔州通判署內創作的。人們都知道一篇散文佳作，特別是像《愛蓮說》這麼精短的抒情散文的創作，離不開作者創作當時所處的環境和本人的心境。
綜上，我們說周敦頤的《愛蓮說》是在於都創作並發表的。
實考之一：錢拓、沈希顏、王鴻三人與周敦頤之友交實證《愛蓮說》在於都創作
據《周濂溪集》載：「（嘉祐）八年癸卯，先生時年四十七，在虔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四明沈希顏，游羅岩。正月七日刻石」。「沈公者，令邑也，因建濂溪閣於善山，頂有高山仰止亭」。「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極，以恩遷虞部員外郎，仍通判虔州，追贈父桂嶺君爵郎中，五月作愛蓮說」。「沈希顏書，錢拓上石，即十五日事也。」 雩都縣誌載：「宋周子倅虔州，行至雩都，嘉祐癸卯（1063年）正月七日，邀餘杭錢建侯、四明沈希顏、雩都王鴻游羅田岩，賦詩刻石。」也就是說，與周敦頤一起相處游羅田岩並將《愛蓮說》上石的，至少有三人，即錢拓、沈希顏、王鴻。「羅田岩」及這三個人是周敦頤創作《愛蓮說》的關鍵因素。
錢拓，字建侯，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任雩都知縣，其時已卸任。
沈希顏，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任雩都知縣。《雩都縣誌• 名宦傳》載：沈希顏，字幾聖，四明人，嘉祐中任。質性謙和，廉直公恕，興學勸農，平訟寬賦，三年百廢俱興，吏民畏懷。
王鴻（1023—1075年），于都縣人，生卒不詳。字翼道，王羲之第二十四世孫，博學善草書，北宋書法家和理學家。王鴻家譜中記載：（王鴻）因作 「眾賢和則萬物和賦」，以韻不諧，被黜。怏然而歸，擇地於邑治之南，於化里桃枝坑，築室隱焉，目其山曰「峿」，刻《峿山記》，命岩曰「需」，號釣魚台曰「釣岩」。（1062年王鴻始在需岩隱居）「自是七年壬寅歸邑南四十里，闢田隱居，躬耕自樂。」（《王氏族譜》）
王鴻隱居需岩時，對性命之學頗有心得，做人推崇廉潔，積極出世，宣揚為善，熱衷於傳道授業。他強調修養。他的所作所為得到當時為政者的欣賞。周敦頤與王鴻談論的時候非常相投，「周茂叔倅郡時，相與談先天之學，大相契合。其歸山也作詩贈之，鴻答謝雲，『臨別溪頭承誨囑，此心當為聖賢求』」 。「先生（王鴻）始與周元公談性命之學，元公為之斂衽」 。特別是與沈希顏交往，沈希顏喜歡王鴻，為王鴻隱居處需岩題詞就可見不一般。「邑宰張宗諤致之弗得，構亭於城西望之，名曰，『望需』」（《王氏族譜》），可見對王鴻的尊重。
周敦頤在與這三個人一起遊玩時，因為志趣相投，心情十分愉悅。周敦頤在嘉祐八年正月游羅田岩時留下七絕一首《游羅田岩》：聞有山岩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為此，王鴻倡議建一座講學場所，這是因為他對周敦頤非常傾心，自己又是喜歡教授後人。所以，邀請周敦頤來講學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為此建一個講學場所，以備周敦頤他日來雩都講學。而沈希顏作為縣令，雖然與周敦頤是上下級關係，但是，他很崇拜周敦頤的思想及人品。因此，當王鴻倡議建講學場所時，沈希顏自然回應，同意立即出資興建。而場所命名則遵周敦頤的意見，周敦頤曾遊覽廬山為廬山的山水所吸引，在其自賦詩中道：「廬山我愛久，買田山中陰。」因築室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故居濂溪以名之。所以，為其取名為「濂溪」閣。「沈公者，令邑也，因建濂溪閣於善山，頂有高山仰止亭」（《周敦頤年譜》）。蔡仁厚先生的《重建羅田岩濂溪閣序》中說，「羅田岩濂溪祠的建置，依度正所撰《周敦頤年譜》，系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周濂溪訪游羅田岩時，由縣令沈希顏所首創。而據明代鄉賢黃洛村重修濂溪閣記所云，則乃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縣令周頌所始建。兩說相異，宜從前者。」蔡仁厚先生就「濂溪閣」還說明：「正因為周子是一代真儒，沈希顏是難得之賢吏，王鴻是當時之高士。羅田岩因人而顯，機緣和合，遂有濂溪閣之肇建。」而周敦頤的《游羅田岩》詩為羅田岩最早的石刻。王鴻早有刻石的經歷（在需岩）。他們只要在一起交往，所談論的話題就是他們所共同追求的東西，自然就會碰撞出許多思想的火花來。
實考之二：有志載於都 「瑞蓮池」實證為周敦頤創作《愛蓮說》之「池蓮」
雩都羅田岩。據清同治《贛州府志》記載:「陳永嘉（558-565年）中，有僧廬其上」，此時，羅田岩也已經有佛教活動了。而佛教中的菩薩大多是身坐蓮台，佛教中蓮花被用來象徵清凈無染。雩都史書記載，「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始置縣，以北有雩山，取名雩都縣，治所東溪的南面（今貢江鎮古田）」（《于都縣志》）。此治所地稱作「古田坪」,距此往西二百步，有一大池塘，塘中種有蓮，又稱「瑞蓮池」。贛州府志載，「又有瑞蓮者，生雩都瑞蓮池，有三萼二十四葉之異，相傳為雩山倒影所致，移植他處則如常種」。雩都之蓮很特別，雩都種蓮很悠久。而又據雩都舊志圖載，在羅田岩堪下有一池塘，有泉水滲出，自然蓄水為堪下稻田灌溉，塘中種有蓮。清代李元鼎作七言律詩《羅岩謁周元公祠》中就提到了該「池蓮」，詩曰：講道當年盛此邦，春秋猶自走旌幢。池蓮為愛泉遺井，庭草不除月滿窗。河洛傳心來庾嶺，濂溪書閣重姚江。千秋識得先生意，柏列岩頭野水淙。在《羅田岩志》記載的名人詩句中還有許多提到了該「池蓮」。周敦頤當年游羅田岩所見既為此「池蓮」。
周敦頤雖一生為官，然公事之餘，徜徉於佳山勝水之間，參禪問道於佛寺道觀之中，以其天資超邁而自得於心，終就有所發揮。所以，嘉祐癸卯五月，周敦頤游羅田岩，在參禪問道於佛寺道觀的過程中，由於王鴻的身世經歷並與之交談、由於與沈希顏的志趣相投（清廉為政）、由於在羅田岩是佛教之地以及有蓮池這樣的現實環境，所有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突然觸發了周敦頤多年思考的東西，點亮了他心中的那盞燈，思緒如泉涌而出，於是，119個字的《愛蓮說》一氣呵成。《愛蓮說》一出，沈希顏、王鴻、錢拓高興之至，愛不釋手，反覆吟詠後，覺得此文值得做為教諭學子的文章。把《愛蓮說》碑刻好後，作為濂溪閣的鎮閣之物了。而碑刻則是「五月作《愛蓮說》，沈希顏書，錢拓上石，即十五日事也。」（《周敦頤年譜》）應該說，《愛蓮說》它主要還是源於作者本人的人生感悟和境界追求，這些就是當時的特定的創作情景和歷史語境。
實考之三：鄧顯鶴（《周子全書》「附記」）實證《愛蓮說》碑刻雩都善山濂溪閣
據鄧顯鶴「附記」（《周子全書》卷三《愛蓮說》文後）雲，「嘉祐八年（1063年），周敦頤作《愛蓮說》，沈希顏書，王摶篆額，錢拓上石。」梁紹輝先生在《周敦頤評傳》中考證：「我們說《愛蓮說》當為周敦頤所作，其發表形式是碑刻。《愛蓮說》碑當建於今江西雩都善山濂溪閣，時年嘉祐八年（1063）五月十五日。」度正撰《周敦頤年譜》中的資料是在朱熹「屬令」下，「遍求周子之姻族，與夫當時從游於其門者之子孫」而收集成的。其中有不少是碑刻、手帖、簡札等原始性資料。因此他對《愛蓮說》的寫作情況是十分清楚的。 「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七日，周敦頤游羅田岩，並賦詩刻石。」剛過春節既往於都，可見，他與錢拓、沈希顏、王鴻的關係不一般，而當時從虔州到雩都坐船隻要一天時間。周敦頤五月重遊羅田岩，此時已正是蓮花盛開之時，周敦頤即景生情寫就精短的抒情散文《愛蓮說》。度正《周敦頤年譜》所載，「五月十五日：作《愛蓮說》，沈希顏書，錢拓上石，刻於雩都羅田岩。」五月十五日是碑上落注的時間，因所作與所刻地方既為雩都羅田岩，所以度正撰《周敦頤年譜》中，在「作《愛蓮說》」文句之前不註明雩都羅田岩。而《愛蓮說》碑刻於「濂溪閣」後，當時由於種種原因，不為人們知曉。就連周敦頤自己也不曾想到《愛蓮說》會成為千古名篇。真正使《愛蓮說》成為千古名篇的人是大儒朱熹（1130-1200年），在宋淳熙六年（1179年），他從周敦頤曾孫直卿處獲得《愛蓮說》石碑的拓本後，將「後圃臨池之館」取名「愛蓮池」，並在旁邊刻上《愛蓮說》的全文。又立周子祠，刻周敦頤像和《太極圖》，還親撰一篇《愛蓮詩》。在朱熹的影響帶動下，許多地方紛紛效仿建造「濂溪閣」、「愛蓮池」，如當時的雩都縣令周頌（1240年）也重建「濂溪閣」。
據以上實考，可以推論，《愛蓮說》為周敦頤在雩都創作而成的。周敦頤為了表達自己對雩都沈希顏、王鴻、錢拓等人以及羅田岩現實環境觸發自己的靈感的感激之情，所以，非常樂意把《愛蓮說》碑刻在雩都的濂溪閣。周敦頤《愛蓮說》在於都創作碑刻發表後，傳世至今成為千古名篇。
（蕭紫雷、李賤元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