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是把人類最早在地球上活動的遺蹟說成是「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等等，因為那裡出現了人在自然界的創造。後來文化的高度成熟，也一直伴隨著人在創造中的發展和選擇。因此，說大一點，文化是人類留給自然界的一切痕跡；說小一點，則是不同人群對於各種痕跡的選擇方式。
這種選擇方式因不斷延伸而積累成歷史，文化也就成了歷史對後人的一種設計。這種設計，主要體現為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兩個方面。相比之下，精神價值更值得研究。
歷史對我們的設計，並不是留在歷史學家的著作中，而是留在我們自己的記憶里。
我們當然有權利突破歷史對我們的設計，但首先應該了解這種設計。了解這種設計，其實也就是激活我們的記憶，認識我們自己。只不過，歷史太長，設計太多，記憶太亂，我們必須首先找到其中的大框架、主巷道，否則就會迷失在歷史的原始森林中。
因此，「中華文化的記憶」，其實也就是「中華文化中應該被選擇的重大記憶」。
奄奄一息的武士聽到了童年的歌聲
要說中華文化的重大記憶
十九世紀後期，中華文化遇到了毀滅性的災難。先是兩次鴉片戰爭，再是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焚燒圓明園，後來又遇到了中日甲午戰爭，軍事上的一連串可怕失敗帶來了文化上的絕亡心理，中華文化在當時不僅對遠來的列強毫無招架之力，而且對聲息相通的近鄰也完全束手無策。後來，連八國聯軍都占領了首都，所有的侵略者都抱有明顯的瓜分中國領土的企圖，而且眼看就要實現。
領土像一個盤子，文化像是裝在盤子裡的水，盤子被瓜分成了碎片，水還盛得住嗎？盛不住，只能成為一種流亡者文化，但中華文化的本性與猶太文化和吉卜賽文化完全不同，是以五湖四海、三山五嶽為依託的農耕文化，一旦流亡，就失去了魂魄。
眼看著高山將崩、大廈將傾。蹊蹺的是，恰恰就在十九世紀最後一年的深秋，一個叫王懿榮的金石學家從中藥「龍骨」中發現了甲骨文，而他，又正巧是「京都團練大臣」，承擔著聯絡義和團、保衛首都北京的責任。在他發現甲骨文後才幾個月，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清廷西逃，他這個首都防衛長官不願成為侵略者的俘虜，又不甘擅離職守，就壯烈自殺。先是吞金，再是喝毒，都沒有立即死亡，便採取第三種自殺方式———投井。他幾乎是把官員的自殺方式、市民的自殺方式和農夫的自殺方式輪了一遍，義無反顧地走向死亡。我曾評價，這位金石學家是中華民族真正的「金石」，這位「龍骨」的發現者是中華文化真正的「龍骨」。
最注意的是，為什麼恰恰讓這位首都淪陷時的防衛長官發現了甲骨文？用藝術的語言說，這是祖先在冥冥中要讓後代在滅亡前激活一項重大的文化記憶。甲骨文，向我們展示出一個具體、完整的商代，而商代又是那麼偉大。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終於有大量文字可以印證的起點，連孔子、司馬遷也由於沒有見到過甲骨文而對商代不太了解，而這居然被臨近毀滅災難的現代中國人感知了。幾乎在發現甲骨文的同時，又發現了敦煌藏經洞，展現出來的是一個更偉大的唐代。請大家想一想，在八國聯軍的槍炮、鐵蹄下，一個活生生的起點———商代和一個活生生的高峰———唐代，同時出現在國破家亡的中國人面前，意味著什麼！
比喻：一位武士在備受欺凌之後終於奄奄一息地倒下了，但就在此時，他突然聽到了美麗而響亮的童年的歌聲。他渾身一抖，踉踉蹌蹌地站起身來。
這就是說，激活一種重大的文化記憶，足以挽救整體生命。文化的滅亡，從失去記憶開始。只要喚醒一種記憶，也就是喚醒了一種文化。但是，這種記憶必須是重大的，而不是瑣屑的。就文化記憶而言，清代的考據學派相當發達，考據出來的歷史文化非常細密，卻無法產生一種巨大的驚醒之力和拔擢之力。
那麼，我們也就把甲骨文所刻畫的商代作為中華文化第一個重大的記憶吧。商以前的夏，或者更早的時代，還要等待今後的考古發現。
人類有一種頂級哲學是用中文寫的
在甲骨文所刻畫的商代之後，中華文化的第二個重大記憶應該放在哪裡呢？毫無疑問，放在老子、孔子和他們引領的「諸子百家」時代。
他們為中華文化進行了精神奠基，所達到的高度讓人嘆為觀止。後代再傑出的思想家，往往也只是他們的追隨者或別離者而已。
更令人驚奇的是，老子、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全人類進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時代，最偉大的哲人幾乎同時出現在地球上，常常使我們覺得不可思議。
孔子只比釋迦牟尼小14歲；孔子去世後10年，蘇格拉底誕生；墨子比蘇格拉底小1歲，比德謨克利特大8歲；孟子比亞里士多德大6歲；莊子比亞里士多德小15歲；阿基米德比韓非子大7歲。波斯的精神鼻祖瑣羅亞斯德（也就是尼采所說的查拉圖斯特拉）的生卒年份有多種說法，據比較可靠的一種說法，他去世的那一年正好孔子出生。
這個年齡對照表說明，他們確實是一起來到世間的同代人，同樣是開天闢地的精神高峰。好像是約好了，要在那個時候一起呈現人類的共同成熟，甚至是同步成熟。
他們還有分工，各自顯出不同的重點。我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來緬懷那個時代：當時，希臘哲人在愛琴海邊上思考著人與物的關係，印度哲人在恆河邊上思考著人與神的關係，而中國哲人則在黃河邊上思考著人與人的關係。
這種不同的重點，也成為一種文化遺產而鑄就了幾種文明的後世特徵。例如中華文明到今天還是在人際關係上特別沉重和複雜，這就是歷史的一種累積性設計。
不管怎麼說，在人類文化進行共同精神奠基時，中華文化不僅沒有缺席，而且成了主角之一。
首先值得我們記憶的人，是老子。
老子的生平資料並不清楚，一般認為他比孔子大，擔任過周王室圖書館的館長，孔子曾從今天的山東曲阜到河南洛陽向他問過禮。後來他決定出關隱居，邊關守衛讓他留下一些文字作為出關的條件，他不得已就在邊關上寫了五千字，那就是他唯一的著作《道德經》。一開頭就是十二個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乍一看簡直不知所云。他的意思是：道，可以說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恆的道；名，可以說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恆的名。這中間包含著多少看透一切的哲理啊。他對一切講述都是那麼的不信任，於是自己也就不想留下什麼言論，如果不是邊關守衛的強求，這五千個字也不會留下。寫完，他騎著青牛，穿著黃袍，背著白口袋，消失在關外灰色的曠野中。司馬遷說：「不知其所終。」這個背影，實在讓人印象深刻。
就是這五千個字，在人類歷史上處於極高的精神地位。十幾年前美國《紐約時報》評選全人類古往今來十位最重要的作家，老子名列首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歷史上被翻譯成外文而流播最廣的著作，第一是《聖經》，第二是《老子》，也就是那五千字的《道德經》。據報道，當今國際間哲學素養最高的德國，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一本《老子》。可見，老子的影響在他的祖國還有待於大大提高。確實比較艱深，但再艱深也就是五千字嘛，認真看注釋，怎麼會讀不下來？我曾經對學生們說：對於世界上的很多學說，我們只有懂了才能記住；但是老子創造了一個例外，對於他，我們即使不懂，也要記住。
西方有人曾經說過，世界上的哲學都是用德文寫的。有了老子，我們可以說一句，處於峰巔上的那種哲學，是用中文寫的。所以，在鳳凰衛視的《秋雨時分》中，我對世界各地的華語觀眾說，老子的話雖然難懂，我也要領著大家讀幾段，讓大家體會一下用中文來表達哲理時的那種無可替代的節奏和音韻。
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來越顯出價值。例如他主張簡約，拒絕對自然、對社會的過度耗費；他主張不爭、不辯，不要把勝敗輸贏當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轉化，等等。原來，我們在當代社會的嚴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節約型社會」、「和諧社會」，在老子那裡已經有了精神根源。
與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條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覺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經混亂，君子就應該擔當起不斷講述、四處傳播的責任，不應該輕言放棄。他不會出關隱居，恰恰相反，而是創辦了一所「流浪大學」，周遊列國。初一看，他到處受阻，難以實現自己的主張，而實際上，他在帶領學生流浪的過程中，完成了一項系統的社會文化心理的考察，次次受阻，都是考察最需要的反面例證。他因流浪，從傑出走向偉大，成為中國歷史上一位永遠的導師。
孔子的學說，古往今來被講得很多。我覺得，他最大的努力是從家庭倫理引申到社會倫理，試圖建立一個「尊尊」、「親親」的禮儀世界。尊重一切該尊重的人和事，親善一切親友並推及他人，他覺得，這樣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學說的目標定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陳寅恪先生說儒家的最大貢獻在「公私制度方面」，就是這個道理。
要達到這個目標，孔子提出了一個人格基礎，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個行為規則，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認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張有可能早已過時，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卻有永遠的價值，必須進入我們的文化記憶。
對於君子之道，孔子並沒有對君子下定義，卻劃出了一道道君子與小人的分界線，讓我們知道君子是什麼，以及作為對立面的小人是什麼。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我覺得劃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線，具有極高的學術意義和實踐意義，而且直到今天，我們還找不出另外的科學概念能替代這兩個命題。今天在中國文化界如果說有什麼令人擔憂的趨向，那就是君子話語常常被小人話語所淹沒。美國一位學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說出過一句至理名言：「所謂偉大的時代，也就是誰也不把小人放在眼裡的時代。」
對於中庸之道，過去常被我們誤解成「和稀泥」、「騎牆派」，其實它的本義是反對極端主義，尋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種「合適」和「恰當」。這在當代世界恐怖主義和單邊主義都很張揚的時候，特別能顯現意義。孔子認為，只有這種中庸，也就是合適和恰當，才能溝通一切人、關愛一切人，因此是「至德」。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特徵，我們不能失去對這兩「道」的記憶。
還有哪些重大記憶
例如，在諸子百家的時代之後，值得記憶的應該是帝國時代。歷時四百年的秦漢帝國，把諸子百家的真知灼見選擇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於隨風飄散了。按梁啟超先生的說法，中國人開始產生了真正的國家自覺，進入了「中國之中國」時代。此後的文化思維，也就有了九州方圓、社稷國家的底座。
與此同時要記憶的，是中國又快速地進入了「亞洲之中國」的時代。佛教的傳入，使中華文化遭遇到了來自於「九州方圓」之外的另一種精神瑰寶，中華文化謙虛了，又因融合而強大了。從「亞洲之中國」進入「世界之中國」的路途很長，要等到馬可·波羅和大量歐洲傳教士的來訪和鄭和的遠航。這中間，最值得記憶的一個年份是公元755年，始於這一年的安史之亂把唐代折成了兩半，也把中國歷史折成了兩半。那一年，李白和王維都是50歲，中華文化已攀上了燦爛的高峰，從此，一種尚武、強大、奮發的民族精神漸漸轉向平緩、享受、散漫。精神文化的力度，產生了明顯的差異。
在漫長的歷史中，中華文化也在個體人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記。榮格說，文化最終沉澱為人格，一點不錯。我想，最早為中華文化打下個體人格基礎的，應該是悲哀而高尚的屈原、司馬遷，騎上了戰馬的曹操、諸葛亮，以及那些放達而風流的魏晉名士吧。中華文化，因他們而有了不同的生命溫度。唐宋之後的文人大批湧現，那就來不及細說了。
我非常熱愛傳統的中華文化，但心中又十分明白，中華文化的未來生命，在於創新。
所述內容廣泛，難免有錯，請大家指正。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