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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於 嘉 謝 宇
整理 | 魏尚儀
責編 | 靳永愛
人口轉變是什麼？
人口轉變，是西方學者基於對已開發國家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變化的觀察，通過經驗概括提出的重要概念。經典人口轉變是指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變化的過程。
根據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生育率在自然下降到更替水平（2.1個）時會變得穩定，出生率與死亡率基本一致，人口總量與結構也達到動態平衡。然而，大量北歐、西歐國家的數據顯示，生育率並沒有在降至更替水平時停止，而是繼續下降到1.5以下的水平。此時，人口學家們提出了 「第二次人口轉變」 這一理論框架來解釋生育率為何持續低於更替水平，並預測在經典人口轉變完成後，社會整體人口結構的走向以及個體家庭行為的變化。
圖1 經典人口轉變模型
資料來源：劉爽、衛銀霞、任慧，2012
人口轉變不僅僅是人口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其背後蘊藏的社會經濟文化的變化。第二次人口轉變出現的社會原因與經典的人口轉變不同，後者的主要驅動力是工業化與經濟發展，前者則與家庭觀念變化、個體主義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著緊密的聯繫。隨著家庭的小型化，家庭逐漸發生了從以子女為中心到以夫妻為中心的變化。
在傳統社會中，家庭的重心在於培養子女，並使子女獲得向上流動，以增加整個家庭的福利。然而考慮到照顧子女的成本與負擔，當前的一些夫妻為了更好地實現自我價值，有時會選擇少生育、甚至不生育子女，而且避孕技術的發展能讓這一想法得以實現。價值觀與需求層次的變化帶來了個體主義的興起，當社會變得富裕之後，人們的需求從生理和安全提升到了自我實現層面。
年輕一代也對傳統的社會規則提出了挑戰，性解放運動使得性行為不再局限在婚姻以內，婚前性行為得到了認可，婚姻這一傳統家庭制度的地位與功能也受到了動搖。這些觀念上的變化導致了家庭組成形式的多樣化。
此外，性別平權運動使得女性的教育水平不斷接近甚至超過了男性，在校時間也更長。這使得相當一部分年輕的女性不再想早早進入婚姻，而是更期待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即便是已婚的女性，考慮到母親身份與工作的衝突，往往也並不會立刻生育子女。這些變化帶來了女性的初婚、初育時間的推遲。
01.中國的第二次人口轉變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中國當前已完成經典的人口轉變，即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變化的過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當前中國男性與女性的預期壽命從1950年的42.2歲和45.6歲上升到了2010年的74.6歲和78.4歲，嬰兒死亡率與人口健康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在七十年代 「晚稀少」（「晚」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才結婚；「稀」指拉長生育間隔，兩胎要間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兩個孩子）政策的推動下，總和生育率——即育齡期間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從1970年的5.8個下降到1979年的2.8個。八十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後，總和生育率進一步持續下降。近十年間，即便已逐步放開二胎，生育率也始終在1.5-1.7之間波動，基本可被納入低生育率國家。由此，應用第二次人口轉變的理論框架分析中國的家庭行為，對理解中國的低生育率具有一定的啟示。
第二次人口轉變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家庭領域，具體表現包括結婚年齡的推遲、不婚率上升、同居率上升、離婚率上升、婚外生育率上升和不育率上升，而家庭行為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響。
在中國當前的家庭中，傳統與現代是並存的。一方面，女性的社會與家庭地位大幅提升，年輕人的性觀念也更為開放。另一方面，中國當前的家庭仍然是以子女為中心的，父母對子女的撫養與教育有著大量的投資，且大多數夫妻仍然盼望著生育子女。那麼中國的第二次人口轉變是否具有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特徵呢？
圖2顯示的是中國不同出生隊列的男性與女性進入初婚風險的生存曲線（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各個年齡上未婚比例有多少）。可以看出，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呈現出婚姻年齡推遲的特徵。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當時 「80後」 中超過50%的男性沒有進入初婚。
而且初婚年齡的中位數總體隨著出生年份的推移呈現增加的趨勢（圖3）：1949年及以前出生的女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在20-21歲之間，男性則在23-24歲之間。而在1980年以後出生的女性和男性中，初婚年齡中位數則分別上升到了23-24歲和25-26歲。由此可見，早婚與普婚這一傳統特徵已經發生很大變化。
圖2 不同出生隊列男性與女性進入初婚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
資料來源：圖中數據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得到
圖3 不同出生隊列男性與女性初婚年齡的中位數
資料來源：圖中數據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得到
作為第二次人口轉變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同居行為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並實踐。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問卷中直接詢問了受訪者婚前同居經歷，結果發現同居在 「50後」 「60後」 中極為罕見，但在年輕人中越來越普遍，超過1/4的 「80後」 都有過婚前同居的經歷，這一比例接近甚至超過一些歐洲國家，比如西班牙、義大利等。隨著初婚時間的進一步推遲，未來中國的同居率可能會進一步上升。
圖4 男性與女性曾經有過婚前同居經歷的比例隨出生年份的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圖中數據根據2010、2012和2014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計算得到
中國第二次人口轉變的另一個特徵是離婚率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上升。1970年以前的出生隊列，婚姻的穩定程度非常高，男女兩性終身在婚率均在96%以上。但在 「80後」 中，10年內就有5%左右的婚姻解體。需要說明的是，雖然中國離婚率逐漸攀升，但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相比，婚姻仍較為穩定。
圖5 不同出生隊列的男性與女性離婚風險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
資料來源：圖中數據根據2014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計算得到
第四個特徵是中國平均生育子女數量隨著出生年份的推進有著大幅下降（圖6），這與以往研究結論一致，即中國生育率已經遠低於更替水平。不過由於1949年及以前、1950-1959年和1960-1969年出生的已婚女性，在其40-50歲時仍未有過生育行為的比例僅在1%左右，因此 「丁克家庭」 在中國現階段仍然非常少見。需要指出的是，因 「70後」 和 「80後」 並未完成生育周期，圖6中所示平均生育子女數量並不能代表準確的生育水平，但利用這一近似估計得到的趨勢依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圖6 不同出身隊列女性的生育行為
資料來源：圖中數據根據1982、1990、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2005年和2015年「小普查」數據以及2010、2012和2014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計算得到。
此外，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4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女性婚外生育的比例也一直維持在很低的水平，不同出生隊列的女性未婚生育的比例都不超過1%，也就是說涉及養育子女的家庭行為幾乎沒有變化，絕大部分人還是在合法婚姻框架內生育子女。
綜上所述，第二次人口轉變在中國與西方有著不同的發展模式，不同方面的家庭行為的變化程度差異較大。結婚與同居這些更為個體化的家庭行為經歷了較為劇烈的變化，男性與女性不斷推遲進入初婚的時間。伴隨晚婚這一趨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同居作為進入婚姻的過渡，同居變得越來越普遍。而離婚率雖然有所上升，但大部分人仍認為婚姻對養育子女具有重要意義，離婚率整體還維持在較低水平，婚外生育仍較為少見。受傳統家庭功能與儒家文化的影響，生兒育女依舊是主流，雖然社會整體生育水平下降，但現階段 「丁克家庭」 仍較為少見。
總之，在中國當前的家庭領域，傳統與現代是並存的，家庭行為既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也有著對傳統的延續。
參考文獻：
[1] 於嘉,謝宇.中國的第二次人口轉變[J].人口研究,2019,43(5):3-16.
[2] 劉爽,衛銀霞,任慧.從一次人口轉變到二次人口轉變——現代人口轉變及其啟示[J].人口研究,2012,36(01):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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