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定公十年》：「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我國古代文明主要是以農耕文明為核心的中原文化，春秋時期，孔子提出「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說法，自此除華夏族之外的民族，通常被稱為「夷狄」，清朝時期「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中，將西方各國統稱為「夷」便是出於此緣故。

自夏朝開始，我國從三皇五帝時期的部落統治進入了奴隸制國家社會，在一個家族占據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各區域分封建國。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我國由天子之下分封建國的奴隸制社會逐漸轉變為中央高度集權的君主集權國家，但無論朝代如何更替，哪怕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統一中國，也是使用以中原文化為基礎核心的漢文化治國理政，其原因或許可以追溯到我國長期存在的華夷之辯。

一、華夷之辯的形成

「華夷之辯」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文化認同，為維護自身的利益和權力，人們會偏向於論證自身文化的優越性，賦予文化差異不同的含義，從而強化體現人們的價值觀念。

我國古代時期，華夏民族在於「四夷」群體的衝突中，逐漸以華夏人的主觀意見構成了對「夷、夏」兩大群體的闡述，逐步構成了華夏人的社會性意識，並最終使得「華夷」觀念政治化，在我國古代社會政治上成為占有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

1、西周政治經濟占據領先地位

「華夷之辯」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時期，自夏建國以來就與東夷等地的其他民族衝突不斷，在長期的鬥爭中，夏族集團在政治和經濟上對黃河流域的社會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禹的統治者地位來源於禪讓，早期原始部落統治者會將領導地位交接於品性才能雙全的人，而禹傳位於子啟，改變了早期部落的禪讓制，後期商周建國之後，為了說明自己有資格統治天下，皆宣稱自己繼承於夏，以區別其他部族，此為「華夷之辯」或「夷夏之辯」中夏的由來。

西周時期，周王室統治下的區域經濟和政治都相對發達，並且逐漸建立了禮樂典章制度，各種禮儀都有了明確且嚴格的規範，西周森嚴等級的分邦建國制度及其他禮儀制度構成的社會秩序，與周圍的其他部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為「夷夏之辯」觀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2、春秋時期建立本民族文化認同的基本需要

春秋時期，周王室逐漸式微，「四夷」多次入侵中原，戎狄部落也頻頻與周王室和中原各國交戰，《公羊傳·僖公四年》記載：「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中原遭受了極大的損失。

為了彌補在軍事方面的不足，中原各國開始將四夷、戎狄與華夏進行明顯的區分，對蠻、夷、戎、狄的生活習慣加以貶低，從而在文化上建立話語權，再加上中原本身的社會秩序相對更加穩定，這種排他性的情感進一步得到了加強。

與周圍夷狄部落描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諸夏人為自身賦予了極高的價值定位，《左傳》記載：「裔不謀華，夷不亂夏」、《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華夏不僅有大而美的含義，還有文明教化的代指。

對四夷文化有意識的貶低和排斥，使得華、夷之間的地位有了極度明顯的區別，此後歷朝歷代一直延續尊華夏而貶夷狄的做法，華、夷之間在價值認同上有了不可逾越的鴻溝。

二、華夷之間的辨別

1、內諸夏而外夷狄

華夷之辯，首先在於族類的分別，《左傳》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禮記》中更是給夷、蠻、戎、狄配以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後來統一以「四夷」代指，區別於華夏和中國。

這種以族群和地域為界限的夷狄劃分有著「輕夷狄而貴中華」的價值觀取向，即使少數民族人民進入中原地區生活，因其獨特的生活習慣，仍然無法得到漢族人士的認同。

《禮記·王制篇》對四夷的描述是被發文身、穴居、吃生食，本是對游牧民族生活習性的客觀表述，後期卻變成了論證「四夷」不如華夏的證據，雖然後期少數民族一直在努力學習漢文化，但是中原人士對遊牧部族的貶低和偏見卻一直存在，並未因為文化方面的同化而減少。

《晉書》中記載：「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這是兩晉南北朝時期華夏人對於夷狄的評價，農耕部落和遊牧部落本身沒有高下之分，但是在長期的抗爭關係中，為了提高本民族的認同感，古人首先在地域上將遠離中原的地區給與區分，後期又利用文化差異將這種差別進一步放大。

2、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夏夷之間雖是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劃分，但本質上是以禮儀文化進行區分，中原地區擁有良好的自然條件，政治及軍事長期處於領先地位，並且首先提出了「禮」、「義」等概念，儒家更是將是否符合「禮」作為「謹夷夏之防」的首要條件。

諸夏有禮，而蠻夷無，這種長期形成的固有觀念，使得華夏人的身份認同相對高於其他民族，再加上長期領先的社會生活水平，夷族也逐漸學習中原文化，使得華夏人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更加深刻。

以「禮」作為標準來區分華夷，則兩者可進行流動，所以有了「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說法。

因為華夏人高度的文化自信，這種巨大的理論效應，使得早期時在遇到少數民族入侵時，人們對恢復華夏的領先地位有著非常大的執念，統治階層只要不是華夏人，無論開出多麼優厚的條件也不願效忠，這種巨大的凝聚力使得華夏文明的優秀傳統延續千年而不絕。

隨著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互相交融，後期「華夷之辯「中地域和民族間的對立逐漸減少，從身份認同逐漸轉變為文化認同，凡認同中原文化則為華夏，不講禮義則為夷狄。

「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理念不僅打破了原有的種族文化界限，也打破了政治上作為「中國之主」的種族資格界限，為我國的多民族融合提供了文化基礎。

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後，改變了之前漢族的長期統治地位，進一步削弱了華夷之防，到明朝時，少數民族的待遇甚至遠高於漢族，尤其是明朝政府對於女真族的救濟，「明之惠於屬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為最厚」。

至滿清政權統治中國後，雖然對漢族有著一定的限制和壓迫，但是依舊以中原學說治國，華夷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但是中原文化的卻越來越具有生命力，無論是華夏民族還是其他民族，對於中原文化都基本達成了一致的認同。

三、中原文化對我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影響

夏朝開始出現的華夷之辯，構建了最初中原地區人們的身份認同，經過長期的發展，地域上的華夷逐漸轉變為文化上的華夷之分。

因為早期我國一直是中原社會長期領先於其他地區，使得中原人民在華夏身份認同的基礎上，增加了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加上統治階層出於各種原因對華夏的高度推崇，使得國內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度遠遠高於其他文化。

最初是出於政治目的貶低四夷推崇華夏，但是由於華夏的生活水平絕大部分高於四夷，加上中原最早形成了成熟且穩定的社會制度體系，使得夷狄部落對中原生活有著一定的嚮往，進而起到了傳播中原文化的實際作用。

此外，由於戰術上對四夷的貶低，且「四夷」客觀的發展條件於中原相比出於絕對劣勢地位，使得中原人對其自身文化產生了極高的認同，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這種力量在戰時表現的尤為明顯。

自夏商周開始，中原文化就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起初是歸功於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得中原地區的經濟和政治水平高於周圍的其他部落，後期逐漸通過人為的干預，中原文化最早形成了統一的價值取向。

並且產生了一套穩定的社會秩序，相較於其他游牧民族的文化習慣，更加具有生命力。再加上中原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其他各種文明逐漸都被同化，最終形成了統一的價值觀。

四、總結

中原文化之所以長期在我國古代統治中占據主導地位，與華夷之辯有著極大的關係，可以說是華夷之間的分裂對立，使得中原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認同感和凝聚力，中原人高度的文化自信也吸引了其他民族爭相學習。

這種高度的文化認同感促使中原文化不斷傳承發展，即使遭遇極大的危機，也能憑藉這種心理認同去做長期的抵抗。外來民族或文化進入中原後，如果標新立異，則會逐漸在中原文化的抗爭下逐漸消亡，如果學習接納中原文化，則最終會被同化。

中原文化極度推崇「禮」、「義」，前者有著極強的韌勁，後者有著寧折不彎的氣魄，所以中原文化長期占據主導地位便不難理解了。

參考文獻：

1.《左傳》

2.《春秋公羊傳》

3.文化的自身認同——傳統華夷之辨的文化解讀

4.艱難的抉擇與融合--淺論"華夷之辨"觀念對中華民族史的負面影響

5.少數民族統治者與「華夷之辨」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