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2005年，硬糖君在成都上六年級。
當時語文老師講巴金，隨口說了句：「他已經一百歲了，去年還回成都看了他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當時全班都作驚呼狀，不敢相信自己與文學巨匠身處同一時空。
通常印象里，能進九年制義務教育課本的近現代名人，大機率是駕鶴西去了。有人在B站羞愧陳述自己的誤會：「初中第一次讀《活著》，扉頁上面是余華老師抽煙的黑白圖片，下面是介紹，那時以為他不在了……」
直到今年余華憑藉「潦草小狗」形象二次翻紅後（第一次是疫情里的各種金句），還有網友驚呼：「什麼！余華老師才63歲！我以為他八九十了！」不妨再告訴大家一個冷知識，小學教材里《珍珠鳥》的作者馮驥才今年81了，有抖音號。最近一次更新是10天前，網友在問：「老師，請問珍珠鳥怎麼賣？」
少年人不敢信寫《活著》的人還活著，而寫《活著》的人說自己靠《活著》活著。一方面，文化名人確實和普通人有一種奇怪的次元壁。另一方面，也說明上一波文化網紅潮真是過去太久了，突然再次拉近和文化名人的距離，人們感到極大的驚喜雀躍。
如果我們以《百家講壇》的風靡全國為上一輪「文化熱」的標誌，那麼從《易中天品三國》到「余華成潦草小狗」，這中間竟然跨過了16年，都夠郭襄從待哺嬰兒變成楊過迷妹了。
橫亘在時間長河兩端的人們，對文化名人的需求變了。16年前，是家長帶著小學生在簽售會上問易中天「小孩如何品讀經典」。16年後，是年輕人自己拿著書請余華寫「一輩子不上班」。
而小學生和年輕人，也許是同一個人。上一次，人們迫不及待想知道點什麼，好去未來大幹一場。這一次，人們迫不及待想為眼下的生活找到解釋，哪怕尋求一點於事無補的安慰。
余華一直在努力
余華的網紅天分，早在20年前的高考解壓廣告里就顯現了。
「我77年78年參加了兩次高考，當然都沒有考上。我有一個同學報劍橋和牛津，他不知道這兩個學校不是中國的。很多人稱讚，說我的敘述語言簡潔。其實我知道，是我認的字不多。」
寥寥數語，脫口秀演員看了都要夸「老天爺賞飯」。許知遠去《吐槽大會》時，被誇是文化人的段子，結果後來李誕爆料是鳥鳥寫的。余華如果去節目，大概不需要笑果安排人寫稿，余華空了還能像建國、程璐一樣給別的脫口秀演員改稿。「你這個段子太繞了，語言不夠簡潔。」
余華還樂於當自己作品的編劇，是頂時髦的IP產業鏈打通，從1994年張藝謀執導的《活著》到最近在映的《河邊的錯誤》都有他的身影。千禧年他還興致沖沖地寫了《許三觀賣血記》的劇本，想找姜文執導，結果沒過審，反而讓韓國人拍了河正宇版《許三觀》。
他還不怵出鏡，2007年余華就在電影《小說》里演了自己，奉獻了銀幕處女作。電影講述了一大幫作家開會探討「詩意」，結尾余華出現時，還在幫導演想電影怎麼結尾。這算「打破第四堵牆」了吧？
但可惜，如此活躍的余華老師，在電視時代始終沒能真正成為「大眾偶像」。他的那些採訪、講座、簽售會發言，現在看來都太超前了。如今我們考古放聲大笑時，不知當時的媒體會不會覺得余華是個「異類」。
真正讓余華成功「轉型」的作品，是2020年賈樟柯的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雖然裡面還有賈平凹和梁鴻，但鋒芒令人不可逼視的，只有餘華。片中，他從容不迫地敘述了自己的轉型經歷。無心插柳，令他在疫情時代成為眾多年輕人的精神導師。那句豆瓣熱評最為得宜——賈平凹太重，梁鴻太輕，只有餘華輕盈地遊動。
「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寫，連標點符號也不會。然後找一本短篇小說，怎麼該換段之類的，這樣地寫。我野心很大，一上來不管自己小說寫得怎麼樣，先往《人民文學》和《收穫》寄。退回來再寄檔次低一點，《北京文學》和《上海文學》。再不行最後連那種呂梁市的雜誌我也寄。」坦誠的余華，展現出來的是作為人的文學家，而不是作為文學家的人。
此後兩季的《我在島嶼讀書》，應該是余華的綜藝首秀。不僅有好基友莫言，還有蘇童、阿來、馬伯庸、紫金陳等作家暢談各種話題。其實光是余華和莫言的互懟就挺好玩的，不料節目播得卻相當冷。對比當年《百家講壇》的火爆，這一輪文化網紅熱，大概人們消費到「形象」「金句」「情緒」就滿足了。至於具體的文化內容，已無關緊要。
精神狀態領先20年
看余華在《我在島嶼讀書》里的表現，就能明白他十幾年前為什麼不能像易中天、于丹、紀連海那樣走紅。既然「精神狀態領先20年」，那麼理應今天的人們才能理解當年的他。
有期節目要在遊船上拍，早上八點多冷嗖嗖，余華明顯沒睡夠，神遊九霄之外。主持人帶嘉賓上船後熱情地與作家們寒暄，余華與人擁抱呆如木雞，仿佛是被P進去的。有人說蘇童你不都是中午起床嘛，蘇童無奈道：「沒辦法要服從組織調劑。」那人又問你不痛苦嗎，蘇童說：「痛苦啊，余華痛苦得眼睛都閉上了。」
大鍋飯時代過來的人，大多會像蘇童這樣有大局觀，心裡有個「組織」。而余華身體里顯然住了個00後，在演打工人的早八狀態。精神嘛是沒有的，工作嘛還是要上的。再要求別的，就是資本家強人所難了。
需要說明的是，90年代的作家使命已經不是發泄、控訴或者揭露。所以任何問題拋給余華，他都表現為冷靜樸素中帶著幽默溫情。在混亂險惡的日常生活中，余華還能給大眾一個繼續生活下去的理由。哪怕只是冷笑話，那也是對絕望的一種消解。
上個月韓國簽售會，粉絲讓余華寫歌「暴富」，余華抬手改成了「抱負」，格局啊！有人讓寫「一輩子不上班」，余華答應了，但在背面反悔寫下「在家裡上班也一樣」。得了，反正人在哪兒「班」就跟到哪兒唄。還有讓寫「更上一層樓」的，余華漏了個「一」，立馬在一個添加符號上面寫「兩」，合著這樓不是余老師自己爬。
看這些妙語，總算明白為啥有人熬夜排隊。余華就像深山禪寺的老僧，時不時發出幾句佛偈，讓燒香添油的善男信女得了點撥，一掃陰霾鼓足勇氣，下山再去滾滾紅塵歷練。困難沒變，身處困難的年輕人也沒變，余華只是改變了他們的一點想法。六祖慧能說「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的話，換成沒經歷的年輕人來說，就是在玩梗賣假藥。但如果是余華，有了文學大家的背書和一以貫之的人生經歷，那便是最受用的一帖補藥。應該說，余華的「梗化」不是他主動完成的，而是被移動網際網路媒介建構的。當嚴肅作家變成潦草小狗，網紅經濟的邏輯就已經完成了對文化領域的滲透。
文化網紅疊代
1978年，余華高考落榜，易中天以同等學力考取了武漢大學的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2006年的上海書展，易中天一天賣6000本《品三國》，打破了余華2005年3000本的紀錄。
兩人交錯的經歷，是兩代文化網紅的縮影。上一代文化網紅，大多是學院派里的靈活派，有教授和學者的身份，但是思維活躍願意擁抱電視和大眾。品三國的易中天，讀論語的于丹，索隱紅樓夢的劉心武，趣談百家姓的錢文忠，專注清代名臣的紀連海，聚焦兩宋風雲的袁騰飛，以女性視角讀唐史的蒙曼，莫不如是。
這一代的文化網紅，則是非學院派的在野黨，社會身份去權威化，多了自由知識分子的淡泊。最大的分野是，他們不再輸出具體的文化內容。余華從未教年輕人怎麼寫小說，莫言像是智慧的老莊稼漢，許知遠永遠憂愁永遠憤怒但你也不知道他在憂愁憤怒什麼。
上一代文化網紅，面對的是嗷嗷待哺的大眾。在2007年《羊城晚報》的一則報道中，8歲的小學生李南天虔誠地看著剛買下的《品三國》，他的媽媽陳女士胸有成竹地表示：「讓孩子愛上古代文化，家長們都呼籲多點這樣有教育意義的書。」
是不是書城的託兒不知道，但當年人人都想變成歷史學家的蜜汁嚮往是真實的。手握一本《品三國》，倒不一定就抓住了沉甸甸的知識，但確實體現了社會尊重知識的大風向，仿佛是在看不見的教育投資路上極少數能看見的「成功彼岸」。
而現在，對於文化網紅，人們更多是需要一種情緒調劑。當年把《品三國》買回家的孩子沒有成為歷史學家，也沒把握住漢末群雄的創業氣魄，而是成了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能夠引發他們共情的，不再是三國周郎赤壁，而是失敗的孔乙己以及無人問津的「浪浪山」。
在這個過程中，媒介的變遷也極大影響了傳播的內容本身。從電視端到手機端，深度的變化在於：文化網紅們不再系統性地輸出內容，而是碎片化地輸出金句。《百家講壇》還沒完全衰落時，不少高校學子都參加過節目錄製、給自家老師捧過人場。說真的，那種系統地、學術地、乏味地的講述，簡直讓人如坐針氈。
細想起來，當年電視轉到《百家講壇》時，也許硬糖君並沒有那麼感興趣，心裡可能還想換台。但換台的行為無形中會產生這樣一種壓力——文化節目看不進去，我是不是沒有慧根？至於會不會有家長強迫孩子看，並對外吹噓我家娃看得津津有味，就不得而知了。
如今，易中天退休後潛心完成了24卷《易中天中華史》，先立說後著書。紀連海的抖音櫥窗里依舊是自己寫的《四爺很忙》和《順天而治》，帶貨銷量還不錯。于丹抖音有200萬粉絲，賣得比較雜，從芝麻粉到茶具再到上野千鶴子那是應有盡有。只不過，上野應該和孔夫子的觀點有衝突吧？
可以確定的是，多年後余華依然會因為《活著》被記住，而他文化網紅的身份則會被遺忘在某個角落。而歷史是個循環，誰敢說下一代年輕人不會突然喜歡上《百家講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