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瘟疫總是與人類如影隨形，時不時就會冒出來作孽一番，無論人種，不分國別，也防不勝防。在對疫情這些流行病的防範與治理措施上，中國古人大致的思路可以總結為「預防為主，防治結合」。
中國古代記載疫情的文獻很多，如《尚書》《詩經》《國語》《左傳》《史記》和《漢書》中都有部分疫情記載。在傳統史籍記載中，疫情的說法實際就是一種流行病，所用的名稱有疫、疾疫、癘等，一般通稱為「疫」，合稱「疾疫」。以現代病理學的分類，古代發生過的疾疫範圍甚廣，大致包括瘟疫、瘴氣、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風病等。
從文獻來看，中國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結合。如《論衡》告誡人們不能吃老鼠碰過的東西；《金匱要略》則指出，決不能吃被蟲子、螞蟻咬過的掉在地上的果實；《淮南子》總結民間經驗，認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則會污染水源。古代城市污水也受到重視，據說西漢蕭何在未央宮修建了下水溝；為了減少城市灰塵，還製造了類似洒水車的「翻車渴烏」。
自先秦開始，古人對疫情重視防患，《黃帝內經》提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治未病的重要舉措就是搞好環境衛生。如南宋的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他看到泉州城內的水溝湮閼已經很久，如「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於是作《開溝告諸廟祝文》，興工清理溝渠。
我們傳統的節俗中有「掃年」的習慣。春節前，家家戶戶都會將自己家裡徹徹底底掃個遍，以「除塵」來防患因髒亂差可能造成的疾疫。中國民俗端午節，其實就是古中國的全民「防疫節」。這一節俗，家家戶戶都有飲雄黃酒、艾葉酒，掛菖蒲，焚蒼朮等習慣，實際上，這是古人們為了殺菌消毒預防疾疫發生的一種措施。因為在端午節時，天氣由暖轉熱，氣溫驟升，氣候多變，是百蟲滋生、身體易感季節。由此可見，古人在對疫情防範方面，從政府到民間，還是十分重視的。
在控制疾疫的傳播上，古人非常注重對病人衣物的消毒處理與善後處理。在疫情治癒後，為了防止造成疫情的復發蔓延或二度傳染，古人還會對之前病人穿過的衣物進行「消毒」處理。明代李時珍提到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代賈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諸方》中提到「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對一些因疾疫不幸亡故者，朝廷也會賜予棺器盛殮，採取掩埋或集中處理的方式阻斷疾疫傳播，如宋代的漏澤園制度。
這是古人經過無數的疫災之後，總結出來的一種遏制疫情傳播最有效的方法和經驗。
古代，醫學並不發達，信息傳播也慢，交通更是落後，唯一的優勢就是：人群的密度比今天小，交通不暢傳染慢。古代疫情暴發後，大多會集中在某一地段或者某一區域內，並不會像今天這樣在很短的時間內，甚至短時間內造成一場世界性的疫情。所以隔離法一直都是古人阻斷疫情蔓延的上上策。
在古代的隔離法中，通常的做法就是將病人安置到一個空置地域，然後由官府集中給藥進行醫治服務。如《漢書·平帝紀》記載，「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後漢書·皇甫規傳》記載，在漢軍西征討伐羌人時，「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這時候，感染疾疫的官兵被統一安置到了「庵廬」中進行隔離治療。因此，像在南朝齊時所設的「六疾館」，北魏設立的「別坊」，唐朝設立的「患坊」，宋代設立的「安樂坊」，還有明清時期的「養濟院」，等等。這些地方，都是在出現公共疫情的時候建設起來專供隔離治療疾疫的專用場所。
在古代的隔離法中，還有一種是自我隔離。
比如在晉朝時，類似的記載有，如果朝臣家有人染上時疫的，只要一家有三人以上被感染，那麼就算沒有被感染的人，在百日之內都不能上朝，必須保持自我居家觀察。以此來看，古人在自我隔離的時間規定上，比現代人時間還長。畢竟，古人除了在隔離上讓時間來證明一切外，基本沒有什麼先進的醫療檢測方法，百日隔離，才算能讓人徹底放心。
在古代，疫情發生後，在治療方面，基本上都是由官方來牽頭組織。
明朝以前，大多數是由官府組織民間郎中進行醫治。而從明朝中期開始，醫療體系逐步完善，太醫院的太醫在人數上也頗具規模，大約可達300人以上，這時候，但凡暴發疫情，皇帝就會調撥一批太醫院的太醫深入民間問診治病、送醫施藥。
《世宗實錄》記載，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暴發了疾癘後，明世宗朱厚熜親自牽頭，檢驗並製成《濟疫小飲子方》，同時「頒下所司，遵用濟民」，下令由禮部向民間散發藥方驅除疾疫。
在醫治疾疫方面，中國的中醫藥積累了無數寶貴的經驗。
雖然古代的醫療水平和設施無法與今日相提並論，但中醫世世代代積澱的對治疾疫的實踐和經驗十分豐富，為後世治療疾疫提供了寶貴的借鑑和幫助。被後人尊為「醫聖」的東漢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收錄了不少對治不同疾疫的藥方，如治療呼吸道感染及大葉性肺炎的「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治療乙型腦炎和流腦的「白虎湯」與「竹葉石膏湯」，治療急性腸炎及細菌性痢疾的「葛根黃芩黃連湯」，治療黃疸及傳染性肝炎的「菌陳蒿湯」，治療細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白頭翁湯」，等等。後代類似的藥方就更數不勝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