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均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創，限時免費閱讀中）
菲律賓政府軍在南部執行反恐作戰。 （李僑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20年4月9日《南方周末》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線報道」）
「危險不會在『摩伊解』全部繳槍後消除，因為比當年『摩伊解』還好戰的派別已在菲南部形成氣候。被戰爭破壞的經濟，閉塞的交通環境，宗教族群的結構性矛盾，都為大量小而分散的恐怖組織生長提供了條件。」
「現在我的敵人有兩個，一是新冠疫情，二是打黑旗的傢伙。」
2020年2月11日，菲律賓女商人馬加南通過手機跟法國《世界報》記者交流，「因為防疫，供銷都暫停了，這我不怕，事情總會好起來，可那幫人會折磨你一輩子。」
「打黑旗的人是誰？」「伊斯蘭國！」
羅艾娜·馬加南常去中國廣東買布料和人工養殖珍珠，然後回國賣，儘管生意屢遭戰火塗炭，但她總能鹹魚翻生。
整個3月，菲律賓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激增，卻無形中加速了政府同反政府組織和解。
菲律賓《星報》2020年3月22日報道，該國南部最大的少數民族游擊隊「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簡稱「摩伊解」）完成第二階段解除武裝，並與政府攜手在根據地內抗疫。
馬加南正好住在「摩伊解」活躍地區，「（他們）放下武器是好事，可這不能保證和平，因為更極端的『伊斯蘭國』已經來了，我害怕在劫難逃。」
「我們正邁向和平的第三階段。」在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2020年3月13日發布的獨家採訪中，「摩伊解」主席哈吉·穆拉德·易卜拉欣掰著指頭敘述著和解成果。
2012年，根據締結的和平框架協議，菲政府賦予南部穆斯林更多權利，包括建立邦薩摩洛自治區（BARMM），換取「摩伊解」不再獨立建國，游擊隊集體復員。經過八年努力，「摩伊解」已分兩階段讓2.3萬人解除武裝，而最終的第三階段，將完成3萬人復員，「我們將以『邦薩摩洛人』的身份，捍衛自己的家園、自治權，我們與馬尼拉是合作關係。」易卜拉欣對未來充滿希望。
「他們首先要履行義務，一切以『摩伊解』放下武器為前提。」在復旦大學亞太智庫博士汪遒看來，易卜拉欣有意在2022年最後期限前完成「非武裝化」，因為總統杜特爾特給的「誘惑」太大了。
按照2018年生效的《邦薩摩洛基本法》，新自治區面積約1.27萬平方公里，由易卜拉欣領導的自治區政府享有行政管理、立法司法、財政稅收等廣泛權力。
不僅如此，新冠疫情也刺激「摩伊解」加快行動。
「由於缺醫少藥，叢林裡的武裝分子為了生存不得不選擇合作。」馬加南透露，菲軍在不少地方與「摩伊解」共同保護醫院等公共設施，有些游擊隊員獲得政府給的薪水和醫療服務。
4月7日，菲律賓衛生部通報的新冠肺炎疫情數據顯示，該國確診病例累計達3764例，死亡177例，治癒84例。菲律賓內政部長愛德華多·阿諾承認，自己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這是菲律賓首位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內閣部長級官員。
卡達半島電視台2020年3月23日提供的細節顯示，2月底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一個宗教場所舉行的萬人集會，是造成東協多國數百例新冠確診病例的源頭，而參加的215名菲律賓人中，多數來自邦薩摩洛。
鑒於疫情的嚴重性，「摩伊解」高層主導的邦薩摩洛過渡政府，已要求各地「加快追蹤參會者下落，確定健康狀況」。根據馬尼拉的要求，過渡政府在重點地區宵禁，與中央政府控制區接壤的檢查站則由邦薩摩洛伊斯蘭武裝部隊（BIAF）和軍警共同把守，前者基本是前「摩伊解」游擊隊員。
菲內政部確認，尚未走出叢林的「摩伊解」部隊也接到停戰令，在自己的地盤裡執行居家隔離政策，確保村民除購買食品、藥品外禁止一切外出，在居民需要時免費提供幫助。很顯然，「摩伊解」正按和平模式去改造，「打江山的人」準備「坐江山」了。
2020年3月18日，菲律賓和平進程總統顧問辦公室以「摩伊解」為榜樣，呼籲全國各派實現和平，合作抗擊「公敵」新冠肺炎病毒。
「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更是改變暴力結構。」對於菲南部的變化，汪遒表達謹慎的樂觀，「暴力是最通俗的語言，菲軍習慣過度使用武力，而戰爭摧毀了當地經濟，讓反政府武裝招募新血從不缺乏理由。我擔心，哪怕『摩伊解』著手和解，別的隊伍卻宣布此舉無效，繼續使用暴力。」
自1946年菲律賓獨立後，以棉蘭老島為主體的南方地區經濟落後，基礎設施、衛生和教育等均不如北方呂宋地區，南方穆斯林與北方主流的天主教徒信仰格格不入，而後者是國家的掌權者，結果造成衝突。
作為棉蘭老島幾十年戰亂的親歷者，馬加南曾多次遭叛亂者洗劫，「這裡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拿反政府武裝的錢，要麼餓死！我們的青年是出於絕望才加入叛軍。」
菲律賓最高權力長期被信奉天主教的他加祿族、比沙雅族壟斷，馬尼拉並未用心「建構國族意識」（Nation Building），1950年代，菲政府組織天主教徒到棉蘭老島墾荒，試圖改變族群結構，再加上基層腐敗盛行，進一步激起民變。
1969年，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NLF，簡稱「摩解」）率先發難，時任總統馬科斯揚言，「用盡最後一兵一卒來平叛」，可圍剿毀掉了這片土地，催生出靠戰爭發財的軍人腐敗集團。
「菲軍規定不著制服的敵軍戰鬥人員及其支持者，一經捕獲即行處決，這成了不法之徒的牟利工具，他們以『通敵』嫌疑驅逐土著，幫助種植園主和礦場主攫取良田、山林和湖泊，致使更多人投奔游擊隊。」南拉瑙省農民阿祖勒說，當年政府軍以「反恐」之名，驅逐他所在村子的居民，然後把地賣給礦業公司，他就此加入游擊隊，不僅抵抗軍警，還為當地有權勢的家族有償服務。
1987年，推翻馬科斯獨裁統治的馬尼拉新政府，改以地方自治吸引摩解走出叢林，可沒想到摩解里的強硬派另行建立「摩伊解」，又和政府鬥了二十多年，直到2012年才罷手。
如今，接受「招安」的「摩伊解」，能保證菲南部和平嗎？
在阿祖勒等底層游擊隊員眼裡，得到政府優待的是「摩伊解」高層，自己受惠不大，「我們還是流民，隨著家園被毀，只能去城裡打工，可面試的人只要知道你來自南方衝突區，想被雇用就很難了」。
「2016年，效忠『伊斯蘭國』的阿布沙耶夫組織答應給我兩萬比索的月薪（約合2620人民幣），我重新拿起槍，還參加了第二年的馬拉威之戰。」阿祖勒告訴法國《世界報》記者，「在馬拉威的45天裡，首領讓我們朝任何不聽話的人開槍，可以搶劫一切，哪怕是穆斯林開的商店也不例外。」最終，遍地的屍體和瓦礫讓阿祖勒害怕了，炮火中，他劫持漁船開了小差，回到昔日藏身的叢林裡。
幾個月後，已是邦薩摩洛官員的前「摩伊解」戰友找到他，稱政府推行「去激進化」和「重新接納」政策，如果承諾放棄武力，就安排每月不少於2.5萬比索（約合3310人民幣）的工作，阿祖勒同意了，但條件是「至少兩年內可以持槍」，「因為我殺過人，搶過東西，而且『伊斯蘭國』不會饒過逃兵的」。
「危險不會在『摩伊解』全部繳槍後消除，因為比當年『摩伊解』還好戰的派別，已在菲南部形成氣候。」印尼雅加達衝突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長雪梨·瓊斯稱，「被戰爭破壞的經濟，閉塞的交通環境，宗教族群的結構性矛盾，都為小而分散的恐怖組織生長提供條件，它們既能實施暴力，又能傳播恐怖主義思想。」
阿布沙耶夫、穆特（又稱「馬烏地」）等恐怖組織，正是靠挖「摩伊解」的牆角壯大自己，他們均宣布效忠「伊斯蘭國」，成為其「東亞省」一部分。
在某些穆斯林眼裡，阿布沙耶夫比「摩伊解」更敢於對抗親天主教政府，是劫富濟貧的「綠林好漢」。在蘇祿省和南拉瑙省農村，極端組織為青年開出參加「聖戰」的酬勞達20萬比索（相當於2620人民幣），在極端意識形態與刀口舔血刺激的雙重吸引下，當地人走上歧途的風險可想而知。
2019年1月27日，蘇祿省霍洛島上著名的卡梅爾山聖母天主教堂遭到炸彈襲擊，阿布沙耶夫宣布負責，而襲擊前一周，這裡剛舉行建立邦薩摩洛自治區方案的公投。很顯然，極端分子用襲擊異教徒來表達與政府對抗的決心，也表達對「摩伊解」的嘲弄。
有四個孩子的阿祖勒，尚沒有走「回頭路」的意思，但前提是過上有希望的日子。2020年3月下旬，政府管理的棉蘭老島北部已為受疫情影響的居民提供經濟及物資援助，涉及5億比索的救濟基金，還有9000萬比索的醫療救助。
像阿祖勒這樣務農的前游擊隊員，光種幾畝薄田養不活全家，還得外出打工，可由於當局採取限制外出的措施，收入是不固定的。鑒於政府援助不到位，菲南部農村很容易出現爭奪生存資源的械鬥，打過游擊的人，不敢輕易拋棄手裡的槍。
再回到那場改變菲律賓國內衝突性質的馬拉威巷戰，2017年里的五個月，曾遠在中東的「伊斯蘭國」黑旗，在馬拉威扎眼地飄揚著，菲軍靠炮轟和空襲驅逐了自稱「伊斯蘭國」的阿布沙耶夫和穆特分子。但已成廢墟的城市告訴世人，菲南部安全焦點，已從「摩伊解」轉到「伊斯蘭國」身上。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跨國威脅項目主任托馬斯·桑德森說，「伊斯蘭國」盯上菲律賓，最早可追溯到五年前，他們收編當地恐怖組織，還陸續安排東南亞籍「聖戰者」潛入菲律賓，最終策劃了馬拉威攻勢。
羅密歐·布勞納上校是那場戰役的菲軍指揮官，他發現「伊斯蘭國」與「摩伊解」截然不同，「當時軍隊要應對兩條艱難的戰線，而且兩條戰線相互刺激：追捕『聖戰者』及居民的憤怒」。
起初，老百姓痛恨「伊斯蘭國」，因為他們把自家院落當成工事，但這股怒火很快轉嫁到政府軍乃至美國人身上。美國海軍P-3C巡邏機幫助指揮菲軍破舊的OV-10攻擊機，美國特戰隊員幫菲軍規劃地面行動，可菲軍仍漫不經心地把城市打得千瘡百孔，數以萬計的人無家可歸。美軍參戰不是秘密，老百姓感覺美國是在穆斯林家園裡「助紂為虐」。
菲律賓棉蘭老島國立大學歷史教授貝尼托·薩利卜說，「馬拉威之痛」絕非個案，激戰過後，大批難民滯留收容中心，爆炸裝置也沒有定位拆除，地籍管理惹來衝突，資金不到位……拖沓的官僚制度和普遍的腐敗行為，讓許多人失去信心，棉蘭老島等南方民眾本來就對受歧視的歷史記憶深刻，而政府緩慢的重建，給了「伊斯蘭國」招兵的理由。
「伊斯蘭國」「東亞省」埃米爾阿布·達爾之妻蓬多格被俘後承認，其丈夫的如意算盤是，「把毀掉的城市丟給政府，把絕望的青年留給自己」。
這正是女商人馬加南揪心的，她盼著新冠疫情能早點過去，以便帶三個子女重新做買賣，「我把心思全花在看孩子上，但我不知道能維持多久，因為家裡連買米和糖的錢都不充裕了」。
更可怕的是，「伊斯蘭國」肆虐，讓占人口多數的菲律賓天主教徒堅定了對南方同胞的負面看法。
在馬拉威富人區幫傭的法蒂瑪死死看著獨子拉希德·盧馬邦，「孩子18歲生日是在馬拉威炮聲里過的，可他很樂觀，說自己夢想當船商。局勢平靜後，他前往馬尼拉斯通里奇公司謀職，結果面試官知道他是南邊來的穆斯林，就問：『你是恐怖分子嗎？』」從馬尼拉敗興而歸後，盧馬邦再也不提夢想了，嘴裡常念叨著「吉哈德」（聖戰），「我真的怕極了，如果不小心，我們就會培養新一代的極端分子，而不是消除現有的一代。」法蒂瑪說。
菲律賓能抵制住「聖戰誘惑」嗎？至少總統杜特爾特充滿信心。
在其督促下，菲律賓與東協鄰國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展開共同海上安全行動，阻止境外極端分子和武器輸入。針對菲國內極端組織頻繁綁架人質，並要求換取贖金，他已在2017年1月14日命令軍警，對綁架分子「格殺勿論，哪怕搭上人質性命也在所不惜」。
作為在棉蘭老島名城達沃當了22年市長的政治明星，杜特爾特被定義為「關愛底層民眾和少數民族」，他和當地穆斯林關係良好，得到了「摩伊解」等組織上層人物的信任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杜特爾特決心向製造菲國內暴力的「土壤」開刀。
從2016年起，菲律賓警察系統內部展開掃黑運動，儘管目標是清除緝毒中以權謀私、戕害無辜的害群之馬，但對整個治安系統卻是「大換血」，有助於改善與民眾的關係。這位自稱「社會主義總統」的領導人，還任命得到社會公認的領袖去落實改革舉措。例如，一位農業工人活動分子成為農業改革的負責人，矛頭指嚮導致大批農民流離失所的種植園、城市地產擴張項目；工會組織五一勞工運動的副主席，成了落實改革勞動法的負責人；而一位環保活動家當上環保部負責人，第一項措施是吊銷違反環保法規的跨國礦業公司的許可證，而該公司主要侵占了菲南部穆斯林農民的土地。
「超過90%的菲律賓民眾相信杜特爾特能扭轉局面，他現在需要的只是時間。」德新社記者格利·利瑙稱。
菲律賓大學政治學教授阿里斯·亞魯蓋說，杜特爾特巧妙利用「外部因素」爭取民心——與美國拉開距離，限制美軍參與南部反恐行動，不給反叛力量以口實。
當2017年美國用停售菲警方2.6萬支卡賓槍來打壓時，杜特爾特稱菲律賓不是附屬國，不是「婊子養的」，他不怕美國斷絕援助，因為和中國等友好國家的交往能得到回報。「他甚至公開譴責美國殖民時期對摩洛人的屠殺，這博得了相當多南方人士的好感。」亞魯蓋稱，杜特爾特希望贏得國內穆斯林的心。
弔詭的是，美國依然是菲律賓最大的投資來源之一，2019年總投資超過7.3億美元，它也是菲律賓第三大貿易夥伴，超過340萬菲律賓人生活在美國，在美國是排在華人之後的第二大亞洲移民群體。
「在南部平叛反恐方面，無論戰略還是戰術，杜特爾特都和過去的菲律賓總統決裂。」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項目主任桑德森說，「他似乎在效仿阿瑟·麥克阿瑟（美國首任菲律賓總督），光靠強硬贏不了戰爭，還要懂得仁慈。反叛者和老百姓是魚兒和大海的關係，杜特爾特要做的就是對準敵人遨遊的大海，通過社會治理來使海平面『降低』，把大海變成數百個湖泊，再把湖泊排干，這一來『魚』就孤立了，也就好捉了。當走向戰場的武裝分子越來越少、信心越來越低時，有組織的反抗就走向終結了。」
訂閱南方周末會員，支持原創優質內容。成為南周會員，尊享七大權益，在一起，讀懂中國。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吳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