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李鐘琴
《論語》記錄了孔子對管仲的三次評價，這三次評價都是針對具體問題而論的，因此各有不同之處。
孔子第一次評價管仲，出現在《論語·八佾（yì）》：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儉乎？」
曰：「管仲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diàn），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這次話題是由孔子引發的。他先是慨嘆：「管仲的器量狹小得很啊！」於是有人不理解，以為「器小」指管仲生活節儉、小氣，便問孔子：「管仲節儉嗎？」孔子回答說：「管仲有三歸之家，他手下的人員從不兼差，怎麼能說是節儉呢？」那人又問：「那麼，管仲懂得禮節麼？」孔子說：「國君宮殿門前，立了一個塞門，管仲也立了個塞門；國君設宴招待別的國君，在堂上有放置酒杯的反坫，而管子也有反坫。如果說管仲懂得禮節，那誰不懂禮節呢？」
這裡提到的「三歸」、「反坫」，即《史記·管晏列傳》所謂「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三歸」是什麼呢？歷來眾說紛紜，各種解釋有十餘種之多。有學者解釋為三座府第，有的解釋為三個封邑，有的解釋為娶了三房老婆，有的解釋為三座高台……根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中「使子有三歸之家」的語句，解釋為三座府第似較合理。「反坫」指大堂的兩柱之間用來放置酒器土台。按照周禮，諸侯才能有反坫，管仲是大夫，不應享有這個待遇。
在這段對話中，孔子批評管仲器量狹小、生活奢侈、不知禮節。孔子是個特別重視禮節、堅守等級秩序的人，對違反禮制的人和事特別反感。禮制規定只有國君才有資格觀看八佾之舞（一佾為八人，八佾共六十四人），而魯國大夫季氏在家中觀看八佾之舞，孔子聽說後氣得大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這簡直與犯上作亂差不多了。所以，管仲作為一個大夫，卻享用國君才有資格享用的「三歸」、「反坫」，在孔子看來是不可容忍的。由管仲生活奢侈、不知禮節，進而推論管仲「管仲之器小哉」。這個「器小」，可解釋為器量狹小，也可解釋為器宇狹小、格局狹小。
司馬遷在《管晏列傳》中認為，孔子批評管子「器小」，可能是因為管子不能輔佐齊桓公實行「王道」，卻僅僅滿足於「稱霸」。南宋大儒朱熹在《論語集注》中進一步解釋說：「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意思是管仲格局狹小，不懂聖賢之道，不能通過增強自身修養輔佐齊桓公以德服人。「王道」在春秋戰國時期是與「霸道」相對的一個概念，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上》）「王道」是儒家汲汲追求的政治理想，希望通過仁義和禮制以德服人，從而實現天下大同，而不是通過武力使別人屈服的「霸道」。
孔子第二次評價管仲，見於《論語·憲問》：
或問子產。
子曰：「惠人也。」
問子西。
曰：「彼哉彼哉！」
問管仲。
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這一次，有人問孔子對三個人的看法。那人先問鄭國的大臣子產怎麼樣？孔子說：「子產是個寬厚仁慈的人。」那人又問鄭國的大臣公孫夏（字子西，子產的族兄）怎麼樣，孔子說：「他呀！他呀！」表示不屑評價。那人又問管仲怎麼樣，孔子說：「這個人啊！他剝奪了齊國大臣伯氏的三百戶封地，使伯氏只能吃糠咽菜，卻至死沒有怨言。」朱熹《論語集注》解釋道：「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朱熹認為是齊桓公剝奪了伯氏的三百封邑，旨在說明此事與管仲無關。而伯氏因為心服管仲的功業，雖窮困潦倒卻終身無怨言。但《論語》原文中，問者問的是「管仲這個人怎麼樣」，孔子的回答自然是針對管仲，並未涉及齊桓公。一個「奪」字，說明管仲剝奪伯氏封地，似乎並不那麼名正言順。
孔子第三次評價管仲，也見於《論語·憲問》：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諸候，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歟）？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候，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此次評價，由孔子的學生子路引發。子路說：「齊桓公殺了他哥哥公子糾，公子糾的師傅召忽因此自殺，但管仲作為公子糾師傅卻活著。」接著問道：「管仲是不是不仁義啊？」
孔子回答說：「齊桓公多次主持諸侯間的會盟，卻沒有通過武力，都是管仲的作用。這就是他的仁義！這就是他的仁義。」
孔子的學生子貢仍不理解，又問：「管仲不是仁義之人吧？齊桓公殺了公子糾，他不但不以身殉主，還去輔相齊桓公。」孔子道：「管仲輔佐桓公，稱霸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今天還受到他的恩惠。假若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著頭髮、向左邊開著衣襟，成為野蠻之人了。難道要求他像凡夫俗子那樣守著小節，在山溝中自殺而默默無聞嗎？」
這一回，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則完全是正面的。子路與子貢問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即管子沒有殉主而死，反而做了仇人的臣子，這種行為算是仁義嗎？按照禮制，殉主是值得讚美的高尚行為，所以孔子迴避了管仲沒有殉主這個問題，而是從大處著眼，擺出了管仲的功績，說明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是大節，是最大的仁義。
孔子對管仲的這三次評價，第一次是直言不諱地批評；第二次言辭委婉，意在言外；第三次則是高度評價。怎樣理解孔子對管仲的三次不同評價？因為管仲生活奢侈、不知禮節，孔子便罵管仲「器小」，朱熹解釋說，這是由於管仲沒有輔佐齊桓公「致於王道」。但孔子第三次評價管仲時，卻盛讚管仲輔佐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 朱熹引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
或許，孔子對管仲的嚴厲批評，可能發生在孔子年輕時期。此時的孔子年輕氣盛，看問題尚不全面，攻其一點，不計其餘；第二次評價之時，孔子的性情平和了許多，因此評論人物點到為止，不把話說死；第三次評價之時，孔子大概已屆古稀之年，歷經種種坎坷，知人論事更加理性、寬容，從而從大處著眼，注重考察歷史人物的大節和歷史貢獻，而不拘泥於小節。畢竟，與管仲的赫赫功業相比，其奢侈、不知禮，僅是小節而已。